科学与宗教—物理学和超越
维尔纳·海森堡摄影：约亨·海森堡
索尔维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几个年轻会员待在宾馆的休息室里。其中包括沃尔夫冈·泡利和我，很快保罗·狄拉克也加入进来。其中一个说道：“爱因斯坦一直在讲上帝：这该怎么理解呢？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能有这么强的宗教情节，这真是很难想象。”
“与其说爱因斯坦如此，还不如说马克斯·普朗克如此。”有人反驳道。“普朗克的言语给人的感觉是，他认为宗教和科学并不矛盾，实际上他认为二者很兼容”。
他们也问及我就普朗克对这一话题观点的了解以及我个人的看法。我与普朗克仅交谈过几次，大多与物理学有关，没谈过什么通俗话题。但我熟悉普朗克的几位密友，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普朗克的想法。
“我认为"，我肯定是这样回答的，“普朗克之所以认为宗教与科学是相互包容的，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二者指的是现实中不同的方面。科学所研究的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它帮助我们对客观现实形成准确的评价，理解内部联系。另一方面，宗教讨论的是一种价值。它考虑的是应该是什么或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不是究竟是什么。在科学的世界中，我们关注的是揭示真假；在宗教的范畴内，我们讨论的是善恶贵贱。科学是技术之本，宗教是道德的基石。”简而言之，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从十八世纪起就不断加剧，这可能是源自一种误解，更确切地说是宗教想象和寓言与科学性陈述之间的矛盾。不用说，争论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我从父母亲那里就清楚的认识到，这种观点将这两个领域与世界的主客观方面分别联系起来。可以说，科学是我们面对、讨论的方式，是现实的客观一面。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反映了主观决定，这些决定帮助我们选择自己行为处事的标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通常都是根据自身所属群体的态度来做决定的，这个群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国家或文化。
1927年索维尔会议，布鲁塞尔/索维尔研究会惠赠
沃尔夫冈也有和我同样的担忧。“所有必然以眼泪作为终结，”他说。“在宗教产生的萌芽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认知符合某一精神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教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该精神框架其自身必须能被该群体中最普通的成员理解，即使其寓意和意象在基本价值和观点方面所传达的并不比他们内心潜在的价值观念中最有价值的暗示更多。但是如果该成员自己就是依靠这些价值来生活的，那么他就不得不确信这精神框架涵盖了其社会的全部智慧。因为“有信仰”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理所当然”，而是在已接受的价值观中“相信引导”。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新的知识威胁要推翻旧的精神形式时社会就会处在危险之中。认识和信仰的完全分离最多只能是一个应急措施，暂时发挥了一些安慰作用。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到达某一点，这时旧宗教的寓意和意象即使对普通人也会丧失说服力；当那发生时，恐怕所有这些旧的伦理道德都会像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而且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恐怖效应。简言之，我无法完全认可普兰克的哲学思想，即使这种思想是符合逻辑的，即使我尊重该思想所展现的人性态度。
爱因斯坦的设想与我的更为相近。他的上帝观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大自然永恒的规律中。爱因斯坦有一种对事物中心规则的感知。他能在自然规律的质朴中察觉到这一感知。我们可以认为他在发现相对论时强烈并直接地体会到这种质朴。诚然，这与宗教的内容相距甚远。我并不认为爱因斯坦被任何宗教传统束缚，我宁愿相信他完全无关于这种个人上帝观。但是就他（爱因斯坦）而言，科学与宗教是不能分离的：这种中心规则是主观也是客观范畴的一部分，这一点提醒我这是一个更好的起始点。
“什么的起始点？”我问道。“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对于这种中心规则的态度纯粹是个人问题，那么你可能会同意爱因斯坦的看法，但之后你也必须承认在这一观点之后一切便戛然而止了。
“也许的确如此，”沃尔夫冈回答道。“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科学的发展无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甚至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以外地区也是如此。因此物理学家们的想法至关重要。而且恰恰正是“主观世界依据严格的因果法则在时间和空间上运转”这一观点在科学与各种宗教的精神构架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果科学的发展超越了这一严格的观点——这已经在相对论中有所体现并且有可能随量子论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科学与宗教想要表达内容之间的关系将会再次变化。也许科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通过揭示新关系的存在，能够使我们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尼尔斯•玻尔认为对于诠释量子论是十分重要的“互补性”这一概念。哲学家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即使他们没有简明扼要地表达这一点。但是，表面上这一概念在精密科学中的出现构成了决定性的变化：“物体与我们对其观察的方式是完全独立的”这种观点只是一种抽象推断，在自然界中没有对应体。在亚洲哲学与东方宗教中，我们发现了纯粹主观认知的互补观点，它面对的并非是客观。这个观点同时也将证明一个抽象推断，对应着非精神或者精神病症方面的现实。如果我们考虑的更广阔些，未来我们可能将被迫在这些极端之间谋求平衡和中立，也许就是玻尔所述的互补性概念的状态。适应这种思维方式的任何科学将不仅更容易接纳不同的宗教形式，而且为拥有更广阔的整体观，价值观的世界也做出了贡献。
这时，保罗·狄拉克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保罗·狄拉克当时刚满二十五岁，还不怎么懂得宽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讨论宗教，”他反对道：“如果必须讲实话——当然作为科学家必须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宗教只是一堆谬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帝这一概念只不过是人类想象出来的罢了。与现代人相比，原始人需要面对更为强大的自然力，所以他们在恐惧颤栗之下将这些力量人格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了解了这么多自然过程，就不需要这样做了。我这辈子也搞不懂万能上帝的箴言是如何帮助我们的。我只知道，这一假设产生了很多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么多苦难和不公正的发生，富人剥削穷人，还有一些他本能阻止的丑恶之事。如果宗教的学说还是继续被传授，那绝不是因为它使我们信服，而仅仅是因为有些人想让下层社会的人乖乖听话。听话的人总是比大声吵嚷发泄不满的人要好管理。他们也更容易被剥削。宗教像是一种鸦片，让一个国家陷入美妙的梦境之中，让他们忘记了统治者对他们犯下的种种不公正的罪行。所以国家和教会这量大政治势力才会结尾紧密的盟友。国家和教会都需要一种幻想，仁慈的上帝——不是在地上，就是在天上——会奖赏那些从不反对不公正的人，那些默默地完成自己义务不会抱怨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只是人类想象力产物这一实在的言论会被标榜为最不可饶恕的罪恶。
你只是从宗教在政治上被滥用这个角度评判宗教，我反对道，“既然这世界的大部分东西都可以滥用——就连你最近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是如此——那么所有这样的评判都是不能接受的。毕竟，人类社会到处都有，他们就必然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讨论生命与死亡，还有决定命运的事物。在追寻共同语言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种精神模式一定拥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否则它是如何被人相信了数百年？宗教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被驳倒的。可能你会说其他不信仰上帝的宗教，比如古代中国人就是如此。”
原则上讲，我讨厌宗教神话，”狄拉克回答道，“只是因为不同宗教见的神话相互矛盾。毕竟，我出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这纯属巧合，而且也没有任何标准可以评判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我应该相信的。我只相信事实。只要是正确的，我就会结合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理性推断：我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原则上，我必须拥有自己声称的那些权利。我必须尝试着打破平衡；其他什么都不要问。我们主宰自己生命所能利用的这些关于上帝的意志、关于罪恶与悔改、以及另一个世界的言论，都不过是用来掩饰严肃现实的工具。信仰上帝不过是促使我们听从上帝的意志去服从上层的领导，这种思想完美地维持了过去的社会结构，却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结构了。你所说的其他内容以及类似的观点我都无法接受。生命，就像我们所说所做的，与科学一样：我们遇到困难，就必须将其解决。我们一次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你所说的其他内容不过是在上层精神建筑上又添了几笔罢了。
讨论继续进行。我们都惊讶地注意到沃尔夫冈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时而拉长脸，时而不友好地微微一笑，却一言不发。最后，我们不得不要求他告诉我们他的想法。他似乎有点惊讶，说：“其实，我们的朋友狄拉克也有宗教信仰，其纲领是：‘没有上帝，狄拉克就是神的先知。’”我们全笑了，包括狄拉克。我们在酒店大堂的夜晚时光就这样告一段落了。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在哥本哈根吧，我跟尼尔斯讲了这场谈话。他立刻为我们这个圈子中最年轻的成员辩护，“我认为保罗很了不起，”他说道，“保罗坚定地捍卫所有能被语言清晰并有逻辑表达的东西。他认为，凡能被表述的就能说清楚——或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凡不能说的，就应保持沉默”。狄拉克发给我的手稿，永远都是那么干净整洁、毫无错误，光是看看就能产生审美愉悦。如果我建议作出哪怕微小的改动，保罗都会非常不开心，而且通常一字不改。但不论怎么说，他的作品非常出彩。最近，我俩去了一个展览，马奈创作的恢弘的灰蓝色海景也在其中。画的前景是艘船，旁边的水里有一粒暗灰色的斑点，意义不明。狄拉克说，“这斑点不可容忍。”这样看待艺术挺奇怪，不过他也许是对的。好的艺术作品，和好的科学作品一样，每个细节都必须是明确的；不能有意外。
“然而，宗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感觉和狄拉克一样：人格化的上帝于我而言是陌生的。但我们应当记住宗教使用的语言和科学语言非常不同。与科学的语言相比，宗教语言更接近诗歌语言。确实，我们倾向于认为，科学表述客观事实，诗歌表述主观感受。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结论，如果宗教真的讲述了客观真理，那它应该采用和科学一样的真理标准。但我自己发现，对世界进行主客观划分，其实非常随意。宗教多年来借由图像、寓言和悖论来言说，这只能表明没有别的方式可以理解它们指示的现实。但却并不意味着宗教不存在真实性。将这一现实分割为客观和主观两块，并不会帮助我们了解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物理学进展是思维的极大解放，这些进展表明了“客观”和“主观”这样的概念，是多么问题重重。这一切始自相对论。过去，“两件事同时发生”这样的陈述被看作客观论断，可以简单地被传达，可以经受任何观察者的检验。今天，我们知道，“同时”包含着主观因素，因为在静止的观察者看来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在运动的观察者看来未必同时。然而，相对性的描述也是客观的，因为每个观察者都可以经由计算推断出其他观察者即将或已经察觉的。尽管如此，自客观描述的古典理想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量子机制中，对这种理想的背离则更加激进。我们仍然可以使用经典物理学的客观语言去描述可观察事实。例如，我们可以说照相底片变黑了，或者小云滴成形了。但是我们无法描述原子。我们基于发现作出的预测取决于我们提出实验问题的方式，对此，观察者可以自由选择。自然地，无论观察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动物，甚至是一件仪器都没有区别，但是这样一来就无法在不提及观察者或者观察方法的情况下做出预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物理过程都同时具有客观和主观的特征。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19世纪科学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理想的，极限的情况，但这不是所有的真相。无可否认，即便在未来的现实中，我们也必须区分客观与主观，并为它们划分好界限。但是如何划分可能取决于看问题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任意选取任何方式。因此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客观的语言讲述宗教内容。事实上，不同的宗教试图用截然不同的精神形式表达宗教内容。也许我们应该将这些不同看成是一种互补的描述，虽然他们互相排斥，但需要通过这些不同的宗教形式去传递人类与中心次序关系丰富的可能性。
我问他，“如果你将宗教、科学和艺术的语言区分得如此清晰，那么对于‘有活的上帝（There is a living God）’或‘有不死灵魂（There is an immortal soul）’这样的逻辑陈述，你赋予何种意义呢？在这种语言中，“有”是什么意思呢？像迪拉克一样，科学反对这种公式化表述。我用接下来这个类比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认识论方面：
“正如大家所知，数学家使用一个虚数单位-1的平方根，并将它命名为'i’。我们知道i不属于自然数。然而，数学领域的重要分支，例如解析函数的理论就以这个虚数单位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基于“√-1存在”这一事实。你是否同意如下陈述：“引入√-1的概念仅为了极大的简化一些重要的数学关系的表述”但是即便没有它，这些数学关系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类型的数学在科学和技术中如此有用。更具决定性的是，例如在函数论中，存在着控制某对连续变量行为的重要数学定律。引入√-1的抽象概念使得这些关系更容易理解，即使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理解所需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无法在自然数中找到它的对应物。一个类似的抽象概念是无穷，它在现代数学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穷也没有对应物，而且进一步更是提出重大问题。简单来说，数学引入了更高等级的抽象，从而帮助我们顺畅地理解更广泛的范围。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能否将宗教的“有”看作一种为达到较高抽象层次而作的尝试？一种帮助我们理解普遍联系的尝试？归根结底，无论我们试图将这些联系纳入何种精神形式，这些联系本身是真实的。
维尔纳·海森堡在报告厅 摄影：约亨·海森堡
“就这个问题的认识论方面，你的比喻有可能解释得通，”波尔答道。“但别的方面就不够恰当。在数学上我们能跟叙述的内容保持内心的距离。但归根到底，数学是一个脑力游戏，我们可以选择玩或者不玩。另一方面，宗教涉及我们自身，涉及我们的生存和死亡；它的许诺意在控制我们的行为，从而至少间接地支配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只从外部冷淡地看待它。另外，我们对宗教问题的态度与我们对社会的态度密不可分。虽然宗教过去是作为特定人类社会的精神结构而出现的，但纵观人类历史，它是否始终是最强大的社会塑造力量，或者说，是否社会一旦形成，就发展出新的精神结构，并将其改造得适合社会特定的知识水平，这些都颇有争议。如今，个体似乎能选择自己思想的精神框架并相当自由地行事，这种自由反映了一种事实，即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即使个体努力获得最大可能程度上的独立自主，他也仍会受到现有精神结构的影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他也一定要向社会其他成员谈到生活和死亡和人的境况；他必须依照那个社会的规范教育自己的孩子，以适应社会生活。认识论上的诡辩不可能帮助他达到这些目的。对特定宗教精神内容的批判思考，和深思熟虑后接受这些内容而产生的行动，这两者是互补关系。同时，这种接受，如果是有意识地形成的，会使个体拥有十分坚强的意志，帮助他战胜怀疑；如果他不得不受苦，这种接受能给他以某种慰藉，某种只有被包罗万象的最高存在所庇护才能有的慰藉。在这种意义上，宗教使社会生活更和谐；宗教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以寓意和意象的形式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属于更广阔的世界的一部分。”
“你一直提到个体的自由选择，”我说，“你还拿它与原子物理学家可自行安排实验的行为相比较。如今的古典物理学家没有这种自由。那是否意味着现代物理学的特征对意志自由有更直接的影响？如你所知，原子活动不确定性常作为论据来支持自由意志和神的干预。”
我相信，这全部的看法都基于一个简单的误会，更确切地说，是基于问题的混淆，在我看来，这影响了以不同但互补的方式看待事物。我们讲到自由意志时，往往是指一种我们必须做决定的情况。这种情况与我们分析自身行为的动机，甚至研究生理过程，例如人脑中的电化学过程，都互无关联。换句话说，他们是互补的，所以，无论事件完全由自然定律决定，还是只符合统计学，对于自由意志的问题都没有直接影响。自然地，我们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必须长期相配合，即，我们必须能辨别出他们是同一现实中互不矛盾的部分，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十分精确。当我们提到神的干预时，显然不是指某个事件由科学决定，而是指此事件与其他事件或者人类思维之间有意义的联系。既然这种智力联系和科学的因果关系一样是现实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们把它单独归于现实的主观面，也太过简单粗暴了。在自然科学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形。对于有些著名的生物关系，我们不描述其因果，只描述其终极目的。我们只需考虑受伤有机体的愈合过程。终极目的论的阐释跟建立在物理化学或者原子能法则上的阐释是典型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案例里，我们问是否过程导致了想要的结果，有机体恢复正常；在另一个案例里，我们问及决定分子过程的因果链条。这两种描述互不相容，但不一定相对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就像量子力学法则在无生命之物中有效一样，它在有生命的有机体中也能被证明是有效的。综上所述，终极目的论的描述绝对有效。我认为，如果要说原子物理的发展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学会比过去更敏锐地思考。
我反对道：“我们总是退回到宗教的认识论方面，但狄拉克对宗教的攻击目标主要在道德方面。狄拉克尤其不赞同常与宗教思想相伴随的不诚实和自我欺骗。由于这种厌恶，他变成了狂热的理性主义捍卫者，而我有种感觉，理性主义是不够的。”
“我认为狄拉克做得很好，”尼尔斯说，“他强烈警告你们防备自我欺骗和内心矛盾的危险；但沃尔夫冈也同样正确，他以开玩笑的方式提醒狄拉克注意，完全逃脱这种危险异常艰难。”尼尔斯以一个故事结束了对话，他喜欢在这种场合下讲述这样的故事：“我们在齐斯维德的一个邻居曾经在他的房门上钉了个马蹄铁。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问他：‘你真的迷信吗？你真心相信这个马蹄铁能给你带来好运？’他回答，‘当然不信；但他们说，即使你不信，这样做也有用。’”
参考文献
From Physics and Beyond, By WernerHeisenberg, (Harper & Row, 1971). Republished in Physics and Philosophy:The Evolution In Modern Science by Werner Heisenberg, (Harper Perrennial, 2007).
作者海森堡。维尔纳·海森堡（1901-1976）出生于德国维尔茨堡，荣获德国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因提出开创性的“测不准原理”（又称“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而闻名于世，并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二战后他被任命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和天文物理研究所主任。本文选自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的发展》中的一篇文章 ---《物理学和超越》。本文版权归属原作者/原发布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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