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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被白左精英“洗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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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斜杠青年王爱玛
2020年6月14日，我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三年前的自己，怎么都不会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业。
寒假刚过，武汉的疫情就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朋友们焦急得要命，没日没夜，传播最新消息，分享捐款渠道，斯坦福中国学生会还组织捐献物资。
武汉的疫情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加州、纽约、美国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学校下半年全部网课，毕业典礼在网上举行。
毕业之前的两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在明尼苏达州被逮捕时丧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大游行。
耶鲁一个华人女生，黄艾琳，写了一封给老一辈华人家长的公开信，号召大家关注“黑人同命”运动，被一些老一辈华人发文反对，认为她是被“白左精英洗脑”，指责她“不懂感恩”，“贬低华人”.
就在这一片忙乱之中，在这样的2020年，整个世界都仿佛要崩塌的时候，我毕业了。
小时候，我最害怕听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每次听，都哭得稀里哗啦无法入睡。想到小女孩一个人，光着脚丫，在雪地里艰难行走，绝望之中点亮最后一根火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长大之后我发现，原来很多朋友小时候听《卖火柴的小女孩》都会哭。
这大概就是人类高于其它生物的地方：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
在我们还不会说话、不知人事的时候，看到受苦难的同类，就会下意识地觉得悲伤、愤怒。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被美国大学“洗脑”的了。
我本科就读于一所文理学院，Wesleyan University，号称东部文理学院中的“小三杰“，学生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简直是很多人眼中的“白左精英”典型。
我周围的美国同学们一个个都热情地想要改变世界，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只是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找个不错的工作而已。
大二的时候，我找了一份兼职，是学校的宿舍管理员。
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我们进行了几天的social justice training，直译为”社会正义训练“。我一开始觉得很无语，社会正义这种东西还需要训练？谁不正义啊？
老师们举了很多例子，向我们解释：如果别的同学因为自己的种族、性别，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应该如何去干预。
我一方面感动于学校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另一方面又有些不以为然：“这不就是做个好人这么简单的事吗？”
然而那时的我，被保护得太好，根本不知道“做个好人”还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大二的时候我还上了一节心理学的课，有一次教授讲到eye witness identification, 目击者指认。
在美国的刑法系统里，目击者的证词，很多时候是最关键的定罪证据。警察会把符合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排成一排，让目击者找出他看到的人。
我当时觉得很自然：“看到了不就是最直观的证据吗？”
然而，学完了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我才知道原来目击者证词是这么的不靠谱。
人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法律期盼得那么准确，不少研究认为，目击者指认的准确度只有30%-60%。
你看到了一个方脸、络腮胡、穿红衣服的男子，但对方只要剃掉胡子、换身衣服，你就根本认不出来了。
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警察过度干扰目击者证词的真实例子。
有的时候，警察为了引导目击者，会故意给其中的一个嫌疑人换上符合描述的衣服、符合描述的发型。有很多无辜的人就因此蹲了一辈子监狱。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而且还是警察做出来的？这很明显不公平呀！！
在中国长大的我，唱着“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长大，总觉得公权力是公正的、友好的。这时候却发现，原来“警察叔叔“们会做这样的“坏”事。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公权力也会自私盲目，也有缺点，也会欺负弱势群体。好的政策应当限制他们的缺点，而不是盲目地信任他们。
大三的时候，我上了一门National Security Law，国家安全法。其中讲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对战俘犯下的暴行。
美国军方借着“打击恐怖分子”的名义，大量抓捕所谓的“可疑人员”，然而很多人的唯一可疑之处，就是私营情报机构说他们可疑。
这些情报机构只要收了钱，就给美军提供一串名单，但不透露名单是怎么来的，也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就这么不靠谱的名单上的人，被美军无限期拘禁，严刑拷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侮辱。
他们被强迫站在椅子上，脑袋上套着布袋，不允许睡觉和休息，就那么生生站着，几天几夜。
美军剥光他们的衣服，把他们的裸体垒成一排，指着他们的裸体，开心地拍照。
美军把他们的头固定住，往他们的口鼻里浇水，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溺水窒息，却不会真的淹死。
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跟的，但美国政府的律师却写出了臭名昭著的torture memo，刻意曲解相关法律，为军方开脱。
我看着这些案例，看着被曝光出来的照片，再看着那篇大言不惭的torture memo，完全无法相信，是什么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良心居然不会受到折磨？美国政府的律师，这么大的权利，就被用来欺负人吗？
我本能地觉得愤怒、悲伤，仿佛唤醒了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仿佛回到了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
这两堂课，只是我接受的教育的冰山一角。
我的教授、同学们，不断把目光投向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思考如何为这些黑暗的角落带去光明。
很多人都把“社会责任感”挂在嘴边，常常讨论：自己的学术成果，如何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
不少教授，选择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学生去思考：如何能把课上所学，运用到生活里，缓解社会里的不公正？
他们也愿意反思自己，思考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是否会影响弱势群体。
学校出台一些政策，很多同学主动为弱势群体发声：“经济条件差的同学，会不会比较难以遵守这些规则？”
同学们私下交流，总是很关照弱势群体的感受，经常指出彼此言行当中隐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因为哪怕是无心的言行，也可能造成伤害。
他们总把“Privilege“这个词挂在嘴边，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应当去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
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有了很多变化。
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洗脑”，不如说是唤醒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和正义感。
我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被家人的善意包围，在中国没有体验过不公正，所以想当然地觉得别人都和我一样，活在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里。
美国大学里的老师、同学，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开始关注自己生活之外的种种不公和不幸。
我发现，当我抛开了幸福生活里的一切“想当然”之后，目光所及之处，总能发现更多的苦难。
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些苦难之后，就无法再无动于衷，想要在力所能及之处，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并且，和美国同学们一样，我也开始把这种帮助，视作一种社会责任。
不是那种“报效祖国”的社会责任，而是更质朴的、出于人类最基本的同理心的、对于不幸的同类的责任。
前段时间，因为弗洛伊德事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上一篇文章写到了美国刑事系统的种种弊端，而弗洛伊德事件，让这些弊端，再次被一个鲜活的例子映证。
我周围的法学院同学们都很难过。他们带着对法律的信仰入学，踌躇满志，想要利用法律给这个世界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却毕业前夕感受到了法律的无力。
更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非常孤独的。
看到黄艾琳的文章，号召华人社区支持“黑人同命”，我原本觉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么明目张胆的警察暴力、这么明显的不公平，所有人都应该本能地反对呀！
然而反对艾琳的声音铺天盖地。
很多文章，一边号称“我们不歧视黑人”，一边说“谁叫他们黑人自己不守规矩”，“弗洛伊德有前科“... 仿佛黑人不再是人类，只是危险和犯罪的代名词，仿佛一个黑人仅仅因为他的种族，就活该被警察打死。
在我看来几乎是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言行，这些文章却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也不想要了解。他们仅仅因为自己受到的苦难，就否认了别人同样真实、甚至更加严重的痛苦。
就仿佛，邻居家着火了，你儿子去帮忙救火，你却拉住儿子：“不许去！上个星期我们家栅栏坏了，你呆在家里修栅栏！“
甚至，他们攻击名校学生们，认为他们不懂感恩、背叛华人、被白左“洗脑“、假装圣母、讨好白人。
看着这些控诉，我的思绪回到了小学四年级的一天。
我和一个好朋友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我早已记不得乞丐的样子，只记得看到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我的好朋友打开了自己的钱包，给了乞丐一点钱。
旁边有个中年阿姨，猛地推开了我们：“不要给她钱，要饭的都是骗子！”
朋友肉眼可见地不高兴：“你怎么知道她是骗子？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很多的！”
这个阿姨也生气了：“我这都是为你好！”
朋友一时着急说不出话来，我替她怼了回去：“她自己的钱她自己愿意给！“
阿姨突然转过来，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给？！叫你朋友给？！反正受骗的不是你！”
一个四年级的孩子，抱着纯真的爱和同情，维护一个帮助弱者的朋友，却被一个中年人用如此的恶意去揣度。
那些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拼命给名校学生贴标签的人，让我感受到了同样的恶意：因为自己的冷漠，无法相信别人的善良。
这个世界，总会有很多人，历经生活的艰辛，变成冷漠的利己主义者。
但当冷漠的利己主义，变成备受推崇的“高等”价值观，反过来讥讽那些帮助弱者的人，那会是怎样一个可怕的社会啊？
年轻人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还炽热，连带着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也浓墨重彩。
在学校里，我们习惯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去思考，习惯了所有人都愿意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然而进入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仍然是冷漠、自私和偏见占了上风。
在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很好的赤子之心，看到了这个世界里的另一面，被自己的良知所迫，不得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给某个慈善机构捐5美金，哪怕只是转发一篇关于“系统性歧视”的文章，哪怕只是给周围的黑人朋友多一点善意。
这份赤子之心，当然也不仅限于黑人。
在华人受到欺负的时候，在武汉需要捐款捐物的时候，在女性被社会偏见所束缚的时候，在同性恋人群因为性取向被另眼相看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出来。哪怕不说话，哪怕只是给弱势群体一个暖心的拥抱。
毕业典礼上，斯坦福请来了几位年迈的校友，讲述他们在一战期间和越南战争期间毕业的故事。
一位越南战争时期毕业的校友，讲起那那时候的故事。反战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美国政府对抗议的学生开枪，学生们纷纷在嘴巴上贴上黑胶布，罢课、游行，反对美国政府的暴行。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心里一暖，眼眶一湿。
仿佛45年前的美国年轻人，穿越了时空，给这群挣扎在“新冠肺炎”和“黑人同命”的双重打击下的毕业生们，一个温柔的、沉默的拥抱。
我终于觉得我们在这个时空里不是孤单的。
我们看到的不公正、我们经历的游行和暴动、党派之间的人身攻击、美国政府的无能和镇压，存在于美国这个社会的世世代代。
美国的精神，不是顺从、利己，而是看到社会里的不公平，为之颤动，为之发声。
写在最后
因为最近的各种社会事件，我决定不再只做一个健身美食博主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写法律、写美国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个；最近却发现，网络上有太多不理智的声音、不符合实际的信息。最近的推送，会多写一点 我作为一个法学生的经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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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爱玛，原载：斜杠青年王爱玛。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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