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疫情之后的世界大势
重大危机伴随重大后果，而后者往往不可预见。大萧条催生了孤立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带来罗斯福新政、美国一举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以及殖民地的全面解放。“9·11”事件致使美国投身两次均以失败告终的干预行动、伊朗的崛起以及全新形式的伊斯兰激进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反建制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各国领导人替换。未来，历史学家会把一些相对重大的影响追溯到当前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事先预判这些影响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迄今为止某些国家在处理新冠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答案很明显，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趋势会持续下去。这无关政权类型。某些民主国家表现出色，但其他差强人意，专制国家也存在同样现象。应对疾病大流行的成功因素包括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能力。那些三者兼备的国家（称职的国家机器、备受公民信任和服从的政府、以及效率卓著的领导人）表现出众、损失有限。部分政府功能失调、社会两极分化或者领导能力欠缺的国家则令人失望，使其人民和经济面对病毒束手无措岌岌可危。
越深刻了解新冠病毒，就越是对短时期内终结疫情危机不抱幻想。尽管不像原先担心的那样致命，不过病毒传染性极强并且往往以无症状形式传播。埃博拉的死亡率很高但不易传染，病人在有机会感染他人以前就很快病故。新冠病毒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往往不够重视，因此病毒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导致不计其数的人丧生。如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战胜这种疾病；实际上，经济试探性地缓慢重启，其进展会由于下一波的感染而减缓。希望经济V型反转似乎过于乐观。上翘长尾L型或一系列的W型复苏更有可能发生。世界经济不会很快恢复至新冠疫情之前的状态。
从经济角度而言，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将导致更多企业关门大吉，对于购物中心、零售连锁和旅游等行业更犹如灭顶之灾。数十年来，美国经济的市场集中度一直稳步上升，疫情蔓延将加剧该趋势。随着数字交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只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全身而退，其中科技巨头将成为最大赢家。
政治后果可能更为严峻。人们在短时期内受到感召投身于自我牺牲的集体英雄行为，但这很难长期持续。没完没了的疫情，伴随着大规模失业、长期衰退、以及前所未有的财务负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紧张局势，进行形成强烈的政治冲击——但是宣泄对象目前尚不明朗。
美国表现异常拙劣，声望断崖式下挫
全球权力分配继续东移，因为东亚在控制疫情方面比欧洲或美国做得更好。虽然病毒首发于中国，而且开始阶段应对差强人意，中国相对而言却是这场危机的赢家。疫情之下，其他国家政府开始同样表现不佳并试图向其人民掩盖更为显而易见和致命的后果。至少北京做到重新控制局面并且开始应对下一个挑战，即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可持续的模式使经济重回正轨。
相形之下，美国的反应非常糟糕，声望严重下滑。在国家能力方面，美国具有无可限量的潜力，在此前历次流行病危机中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不过如今高度分化的社会现状和尸位素餐的领导人阻碍国家正常运转。总统煽动分裂而不是促进团结，将救援物资分配政治化，把关键决策的责任推诿至各州州长；当州长们致力于守护公共健康之时，总统还鼓励针对他们的抗议活动；他不断攻击国际组织而不是激励它们。这一幕闹剧看得全世界瞠目结舌，而中国很快让对比变得更为鲜明。
在未来的几年里，这场大流行可能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并进一步撼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球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催生自由民主制度的浴火重生，这个无数次令质疑者倍感困惑的体制，一直显示出坚韧不拔和脱胎换骨的非凡能力。两种截然不同前景的推动因素在不同地方应运而生。令人遗憾的是，除非当前趋势发生根本转变，否则总体前景不容乐观。
法西斯主义崛起？
悲观的结果不难想象。多年来，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态和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攻击甚嚣尘上，疫情大流行只会加剧这一趋势。匈牙利和菲律宾政府利用这场危机赋予其处理紧急事务的权力，进一步脱离民主。包括厄瓜多尔和乌干达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随处可见，包括欧洲中心地区；各国非但没有为共同利益精诚合作，反而闭关自守，相互争执，想法设法让政治对手成为自己失败的替罪羊。
国家主义的崛起可能造成更多国际冲突。领导人会把对抗外国人视为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有效工具，或者当对手无暇他顾之时趁虚而入，利用疫情破坏目标的国家稳定或造成新的既定事实。然而，鉴于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作用和所有主要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发生国际性动荡的可能性低于国内动乱。
2020年3月从印度德里返乡的工人
城市拥挤不堪、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的贫穷国家将遭受重创。在很多无法保障居民使用清洁水源的国家，不仅社交隔离，甚至连洗手这样简单的卫生措施都极难实施。政府经常弄巧成拙——无论有意为之（制造和煽动社区间的对立以及破坏社会凝聚力），还只是能力不足。例如，没有考虑清楚遍布各大城市的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即将承受的后果，印度就贸然宣布全国封闭，从而使国家变得更加弱不禁风。返乡务工人员将病毒传播至全国各地；当政府修改政策开始限制人员流动，很多工人被困在城市，既失去工作和住所，也得不到任何关怀。
气候变化导致的民众颠沛流离，在南半球已经缓慢酝酿成一场危机。新冠大流行将加剧其影响，将大量发展中国家人口推向生存边缘。二十余年来，数亿贫困国家人口受益于经济持续增长，但新冠危机将其希望毁于一旦，这犹如在公众情绪上火上浇油，而打破人民热切期望一直都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索。心灰意冷的人民无奈寻求移民、心怀叵测的领导人顺势攫取权力、贪赃枉法的政客趁机巧取豪夺，很多政府将实施暴政或分崩离析。与此同时，由于存在更具可信度的理由指责其导致疾病和混乱，新一轮由南至北的全球移民浪潮愈发缺乏认同并遭遇更多抵制。
最后，所谓“黑天鹅”的出现显然无法预测，不过其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新冠大流行助长末日论、邪教和新教，后者滋生于长时间苦难导致的极度焦虑。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邪教，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暴乱和流离成为其诞生的温床。阴谋论曾经在中东等地区长盛不衰，那里的普通民众权利被剥夺，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如今，阴谋论也在富裕国家广泛传播，其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成的媒体环境撕裂，而旷日持久的困境可能为民粹主义煽动者提供蛊惑人心的丰富素材。
民主复苏？
然而，正如大萧条时代除了催生法西斯主义以外，还激发出自由民主体制，因此大流行或许也会带来某些积极的政治成果。打破僵化的政治体制并为早就势在必行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往往需要巨大的外部力量冲击；而这一模式很可能反复出现，至少在某些地方会是如此。
应对疾病大流行的实际情况决定敬业精神和专业技能将备受青睐，而惑众流言和昏聩无能则暴露无遗。这一切产生的优胜劣汰作用大有裨益，表现出色的政治家和政府将获得褒奖，而差强人意的则遭受惩罚。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一直以来不断掏空该国民主制度，疫情爆发后企图通过虚张声势度过危机，现在深陷公共卫生灾难苦苦挣扎。俄罗斯的普京起初试图淡化大流行的严重性，随后宣称俄罗斯已经控制住了疫情，当新冠病毒蔓延至全国各地后，普京不得不再次改口。普京执政的正当性在危机前已经有所削弱，而疫情则加速了这个过程。
疫情将世界各地的现有体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示其不足和弱点。危机加剧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间）贫富差距，随着经济陷入长时期的停滞，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过，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危机还展现出政府如何充分利用集体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展望未来，一种挥之不去的“同病相怜（alone together）”的感觉会促进社会团结，推动社会保障发展得更为完善，正如各国所承受的一战和大萧条的苦难促进福利国家在1920和30年代的发展壮大。
2020年5月，伦敦警察与反对隔离的抗议者对峙
这很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即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人开创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学派为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推行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他们认为规模庞大、包罗万象的政府阻碍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彼时，缩减多种形式的政府所有制和监管具有充分理由。但是，这种观点固化成一种自由主义宗教，把针对国家行为的敌意灌输至一代保守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美国。
鉴于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对遏制疫情的重要性，很难认为里根在其首次就职演讲中所说 “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类观点依然成立。同样也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私营部门和慈善事业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取代能力卓著的政府。今年四月，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一项非同寻常的善举，为纾困疫情捐款十亿美元。同月，美国国会拨款2.3万亿美元，支持在疫情中遭受损失的企业和个人。抗议封闭的示威者之中不乏反政府主义者，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信任政府医疗专家提出的危机处理建议。这可能也有助于政府获得更多支持，实施干预解决其他主要社会问题。
这场危机可能最终会促使国际社会恢复合作。虽然各国领导人争相甩锅，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深化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如果国际合作的分崩离析引发灾难并被认为一败涂地，那么今后的年代，各方可能再次致力于通过多边努力促进共同利益。
期望不要过高
这场大流行已经成为一次全球政治压力测试。政府能力强、又具备合法执政基础的国家，通过测试会相对容易，还可能拥抱变革变得更为强大且更具韧性，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卓越表现打好基础。那些政府能力薄弱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将陷入困境，趋于停滞，甚至可能饱受贫困和动荡之苦。问题在于，后者数量远超前者。
遗憾的是，有能力通过高难度压力测试的国家屈指可数。为了成功应对危机的起始阶段，各国不但要具备国家能力和充足资源，还得拥有广泛社会共识以及备受信赖和才能卓著的领导者。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包括（授权专业的卫生官僚机构管理控制疫情的）韩国和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德国。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政府在某些方面表现令人难以恭维。由于危机的后续阶段同样难以管理，这些全国性的趋势或许无法逆转，从而很难令人乐观。
2020年4月，纽约首府奥尔巴尼一场抗议活动
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乐观场景的前提基于某种理性的公共对话和社会学习。然而，相比以往精英掌握更大权力的时代，今天专业技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纽带更为脆弱。数字革命引发的权力民主进程促使认知层级结构与其他等级制度一样更为扁平，如今驱动政治决策的往往是充满火药味的吵闹。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建设性集体自我审视的理想环境，某些政体直至解体还未能脱离非理性状态。
美国是最大的变数。当危机来袭，何其不幸的是美国由现代史上最无能和最撕裂的领导人掌舵，而且其治理模式在压力之下一成不变。在任期内自己领导的国家投入战争之时，他没有做到审时度势有效部署。他判断最有利于自己政治命运的是对抗和仇恨，而不是民族团结。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表现不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总统在11月获得连任，那么民主体制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面复苏的机会将更为渺茫。然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极度分化的局面可能继续存在于美国。疫情时期举行大选绝非易事，心怀不满的落选者具有充分动机质疑选举的合法性。即使赢得白宫和参众两院，民主党所传承的也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改革呼声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和残余反对势力的殊死抵抗。长期以来的玩忽职守让国家和国际机制变得软弱无力和毫无头绪，没有数年时间根本无法重整旗鼓（如果还有可能重整旗鼓的话）。
新冠危机最紧迫和悲惨的阶段已经过去，整个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漫长而萧条的艰难时期。这个阶段终将结束，区别在于某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早一点走出来。全球性暴乱很难发生，而事实证明民主体制、资本主义、还有美国均具备转型和适应的能力。不过它们需要再次创造奇迹！
参考资料：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6-09/pandemic-and-political-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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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编译：海哥，原载：Foreigh Affairs，本文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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