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A之父：21世纪教师应有的模样

01

对教师不断增长的高期望

教师受到的期望很高，并且这份期望日渐增长。我们希望教师对其教授的内容、授课的对象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有深入且全面的了解，因为他们的了解和关心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我们对教师的期望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其工作职责的描述范围。我们希望教师充满热情和同情心，细致入微；希望教师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承担应尽的责任；希望教师能够有效地回应背景不同、母语不同、需求不同的各种学生，提倡宽容和社会凝聚力；希望教师提供对学生的持续评估和反馈，以及确保学生受到重视和包容，且学生能够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学习。

我们还希望教师自身能够以团队的形式彼此合作，与其他学校和家长合作，设定共同的目标，并计划和监督目标的实现。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教师自身并不是积极的终身学习者，不愿意拓宽自己的视野，不愿意质疑他们所处时代已知的知识，那么，他们的学生也不太可能成为终生学习者。

为了向“互联”学习者们提供充足且适当的媒体信息，如今的教师还必须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来自数字化的挑战、来自信息过载而导致抄袭之风泛滥的挑战，以及来自如网络欺诈、隐私侵犯和网络暴力一类的网络风险的挑战。人们期望教师可以指导儿童成为理智的互联网服务和电子媒体消费者，可以让学生做出明智的选择，并避免有害的行为。

不仅如此，大多数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至少一位对他们的一生真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师——这样的教师是他们的榜样，真正在乎学生的福利和未来，或在学生有需要时给予其情感支持。这些层面的教学很难进行比较和量化，但是，设计出一个能够培养这些教师素质的工作组织和支持文化，将对确保每个学生的成功带来很大帮助。

2

支持教学的数字技术

尽管对数字技术在学校中能够发挥且应该发挥的作用，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数字化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校外世界。

数字技术无处不在，它为公司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机会，使得它们能够进入市场并改变生产流程。数字技术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帮助我们完成各项无趣或存在危险的任务，能让我们遨游虚拟世界。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将无法完全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为教师提供能够运用21世纪教学方法的学习环境，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希望为学生提供能够助其取得成功的21世纪技能时，数字技术就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有人担心数字技术会使教师变得无足轻重。教学的核心一直是关系性的，并且教学似乎是最为持久的社交活动之一。因此，对于帮助学习者终身学习的教师的需求是只增不减的。

由于数字化不断推动着传统学校教育内容、资格认证与教学的分离，因此，教学作为一个关键的区别因素，其价值必将提高。在数字时代，任何我们今天称之为专有知识和教育内容的东西，都将成为明天人人都能获得的商品。

现在资格认证仍能赋予教育机构巨大的权力，但未来几年呢？如果雇主可以直接验证雇员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这种微认证机制对于资格认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或者，雇主的能力快速提升，他们可以通过潜在雇员标注在简历上的学位来判断他们实际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最终，教学质量似乎是现代教育机构最有价值的资产。

尽管如此，与许多其他专业领域一样，数字技术很可能承担许多现在由教师承担的任务。即使教学永远不会被数字化或被外包出去，人们也已经开始利用技术来完成那些占用了宝贵教学时间的日常行政和教学任务。

在医疗卫生领域，我们会先观察病情，测量患者的血压和体温，然后决定用哪种药物最为合适。而在教育领域，我们倾向于给每个人使用同样的“药”——用同样的方式教育所有的孩子。当多年后我们发现结果并不如人意时，我们又会归咎于“病人”的积极性或能力。这真的不再是一种好的方法。

如今，数字技术让我们能够对人们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学习的地点和时间做出不同的应对，并能丰富和扩展优秀教师和教学的范围。

我们需要拥抱科技，使教师的角色从知识传授者上升到知识的共同创造者、教导者、指导者和评估者。

如今，智能数字学习系统不仅能教授科学知识，同时还能使人观察他们自己如何学习、如何学习科学知识、他们感兴趣的任务和思考方式，以及他们觉得无聊或困难的问题。然后，这些系统会调整学习模式，使其适应人们各自的学习风格。这可能比任何传统的课堂教学设置都具有更高的细密度和精确度。

同样，虚拟实验室让人有机会去设计实验、操作实验，并从亲自实验中收获知识，而不仅仅是了解相关知识。

科技可以让教师和学生以多种形式，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专业材料。科技也能为以学习者为主动参与者的新型教学方式提供支持。技术可通过支持基于项目和探究的教学方法，促进实践活动和合作学习，以及提供形成性的实时评估，增强体验式学习。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好的案例。

关于科技对学习的支持作用，这些案例也十分有趣，譬如：使用基于最先进的教学设计的交互式非线性课件、用于实验和模拟的复杂软件、社交媒体和教育类游戏。这些正是发展21世纪的知识和技能所需要的学习工具。更重要的是，现在教师可以通过工具来教育并鼓励数百万的学习者，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思想。

或许，科技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仅能够服务于个体学习者和教育者，它还可以建立一个基于合作的学习生态系统。合作式学习可以增强目标导向性、积极性、持久性和有效学习策略的发展。科技与这一观点契合，可以用于建立学习者社区，使学习更为社会化、更有趣。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建立教师社区来共享和丰富教学资源和实践，并将其运用于教师专业成长和专业实践制度化方面的合作。它可以帮助教育系统的领导者或政府发展并分享课程设计、政策及教学的最佳实践。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巨型的众包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教师、教育研究者和政策专家互相合作，策划最密切相关的教学内容和实践，以实现教育目标。并且，在这一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创新程度最高的教育体验。

但课堂上的实际情况与这些承诺大相径庭。2015年，我们发布了一份关于学生数字技术技能和旨在培养这些技能的学习环境的PISA报告（see OECD，2015a）。结果表明，科学技术还未能广泛应用于课堂。

当我们在2012年进行PISA评估时，欧洲只有约37%的学校拥有高端设备和高速互联网连接。具体而言，在波兰的学校中，具备此条件的仅占5%，而挪威的学校则几乎都达到了这一水平。但是，在调查中被问及这一情况时，80%-90%的校长报告称，在他们任职的学校配备了充足的计算机和高速连接设备，甚至连设备情况明显不合格的许多国家的校长也不例外。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技并没有那么重要？还是说学校领导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改变学习的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课堂上运用了这些技术，它们对学生表现的影响充其量也只是好坏参半。PISA调查了学生的数字素养，以及学生在校使用计算机的频率和强度。

与很少使用计算机的学生相比，在校适当使用计算机的学生往往能够拥有更好的学习成果。但是，那些在学校频繁使用计算机的学生的成绩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很不理想，即便考虑了社会背景和学生人口统计数据后亦是如此（参见图3）。这些发现不仅适用于数字素养，也适用于数学和科学技能。

PISA的结果也表明，那些在数字技术教育上投入巨资的国家，学生的成绩并未明显提高。或许最令人失望的发现是，科技在弥合优劣势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和技能鸿沟方面几乎毫无帮助。

简单地说，目前人们已通过增加高科技设备数量或以经费补贴的方式为孩子们创造了接触电子世界的平等机会，但确保每个孩子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达到基本水平似乎更能弥补优势学生和劣势学生之间的鸿沟。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其中一个原因是，建立深刻的概念性理解和培养更高层次的思维水平需要师生之间的密集互动，而科技有时会削弱人们的参与感。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仍未很好地将科技充分运用于教育。这正如在19世纪创立的旧式学校组织中，将21世纪的新式科技融进20世纪的教学实践，只会降低教学的有效性。

因此，如果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只会选择使用谷歌来复制和粘贴现成的答案，那么传统教学方法肯定比这种捷径更为有效。

简而言之，虽然数字技术可以放大教学的优势，但它们很少能够处理教学的劣势。如果我们继续以碎片化的方式向学校灌输科技，那么将无法发挥科技的潜力。各国需要确立明确的计划，并通过培养教师的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为这条道路提供保障和支持。

未来要求教师要能够创造充满想象力的、以问题为出发点的环境，支持学生对问题的探索，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评价和元认知能力；要求教师能够利用科技的潜力帮助学生看到学习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教他们如何获取知识。

3

创造一种分享文化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教育中运用的科技。就像大数据已应用于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它也可用于重新设计教学。试想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可以通过新的数字空间分享所有的集体专业知识和经验，它将具有怎样的力量？

但是，将教育数据运用到公共空间并不会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老师的教学方式及学校的运作方式。对于许多行政问责制而言，这些经验教训令人泄气。有些人可能有相关数据，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以此来改变教育实践。

在教育系统的“只读”模式下，信息如同被刻在石头上一样呈现在人们面前。将数字“废气”转化为数字“燃料”，并利用数据作为催化剂来改变教育实践，需要我们跳出教育系统的“只读”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开诚布公与团结合作结合在一起。教育机构往往是由某个遥不可及的政府部门的专家来管理，而正是他们决定着数十万学生和教师的教学内容、规则和条例。很少有人能够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些决策的。

如果我们能让所有人都知晓这些决策的依据，让一线教师不断尝试而成为创造者，那么我们就能够利用大数据建立起极高的信任感。

“合作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力量是惊人的，它打造的在线市场，可供人们与素不相识的人共享自己的汽车，甚至是公寓。合作消费使人们成为微型企业家，而其背后的驱动力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在商业世界里，值得信任的陌生人在各种市场中都是相互关联的。这种机制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在这些系统背后，有强大的信誉测量指标，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对手，并建立起信任感。

当我们想从陌生人那里买东西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顾客对这个卖方的评价。在完成购买后，我们也可以亲自评价卖方。同样，卖方也可以将我们评为值得信赖的买方。

上海对于科技的使用值得深思。在2012年的PISA评估中，上海名列前茅。对于在课堂上使用的科技，上海的教师挑剔且谨慎，但在涉及提升与分享专业实践时，他们对科技持欢迎的态度。

在上海，教师正在使用一个数字平台共享课程计划。这一举措原本并不少见，但上海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教师将口碑指标引入到平台中来了。其他教师下载、评价或改进课程的次数越多，分享课程的教师的口碑就越好。在每学年结束时，校长不仅会了解教师的授课情况，还会了解他们为改善教学专业和教育体系所做出的贡献。

上海市采用的以众包（crowdsourcing）形式落实教育实践的做法，不仅在教师队伍中识别与分享最佳实践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在鼓励专业成长和发展方面，它也比绩效工资更为有力。这种做法甚至可能更加公平。因为在这样一种模式中，教师所获的评价的出发点来自整体教育行业，而非某个可能缺乏多年实际经验的上级领导。

通过这种方式，上海创建了一个巨大的教师开源社区，通过激发人们对于贡献、合作与认可的渴望来释放教师的创造力。这就是通过科技来扩展优质教学范围的方式。人们已然认识到，价值渐渐地不再是由命令和控制这种垂直的方式来创造的，而是通过水平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也就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创造的。

当被问及孩子在校所受教育的质量时，不论孩子的成绩如何，许多父母对学校系统感到不满意，却对孩子所在的学校评价很好。我们信任孩子的学校，是因为我们了解它们，就像我们信任这些学校的教师一样，也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

我们对陌生人缺乏信任，对了解的人容易产生信任。但数字时代允许我们创造更丰富且更有价值的社会资本。正如上海市采取的举措那样，口碑指标所做的就是为陌生人提供肖像和身份，让我们可以看到大众的选择，了解谁是值得信任的。

显然，细节决定成败。成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际关系，而这可能也无法直接表明，一个人在网络上拥有足够数量的虚拟徽章或星级，他（她）就一定是一名很好的合作伙伴。另一项风险是，数字共享平台可能会转向商业化，从而限制人们免费分享经验。

4

拥有自己的职业

优质教学的核心不在于科技，而在于主人翁精神。在21世纪，成功的教育系统将尽其一切努力发展教学专业对专业实践的主人翁精神。

有人认为，我们不该给予教师和教育领导者更大的自主权，因为他们缺乏肩负起人们的期望的能力和专业知识。这种认知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正如那些只学会了如何加热预制汉堡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大厨一样，一味地保持指令性的教学模式无法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教师。

相比之下，当教师对课堂抱有主人翁精神，而学生又对学习抱有主人翁精神时，教学也会变得卓有成效。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同时加强信任度、透明度和专业自主权，以及专业合作文化的培养。

当教师具有主人翁精神时，他们便会对自己保持高水准的要求。2011年，经合组织研究了荷兰教育部如何制定由教师主导的专业标准。最初，政府部门担心，将这一工作交给教学专业人员可能会使研制出来的专业标准缺乏必要的严谨性，甚至可能会产生一套刻意简单化的专业标准。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后来，时任教育、文化与科学部部长的桑德•德克尔（Sander Dekker）告诉我，荷兰没有哪个政府部门能够像教育部门那样，对自身所在的行业设置如此苛刻的标准。其他行业的情况亦是如此。

试想，若要进入医学或法律专业，会面对怎样的障碍？有时，行业的专业性和专业自豪感似乎比政府部门的作用更有成效。

从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首先，让教师参与专业标准的制定是构建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为了使教学标准具有相关性和专业性，教师能否在制定教学标准时发挥主导作用至关重要。

同样，如果要使考核系统更有效，教师也必须参与设计教师考核的方法（see also OECD，2013）。让教师参与其中，相当于认可其专业精神、教师技能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及教师的职责范围。如果在考核过程中征求教师的意见，他们将更乐于接受考核。因此，考核系统设计者需要与教师专业团体和全系统优秀教师携手合作。

最后，教师与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对维护其专业水平和口碑抱有真正的兴趣。

但最重要的是，由于21世纪的学校系统变化速度极快，因此教师必须对这个职业抱有主人翁精神。将政府制定的课程转化为课堂实践，即使紧锣密鼓地努力，通常也要花费十年的时间。

因为通过整个系统的各个层级来传递目标和方法，将其纳入教师教育计划，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当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时，这种缓慢的实施过程就会导致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与教师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缩短这一时间线的唯一方法就是使教学专业化，确保教师不仅能够深刻理解课程是一种产品，还能深刻理解课程设计的过程以及传达课程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的最佳教学法。

在未来，什么内容对年轻人而言最有价值？在这方面，学校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学科内容将渐渐不再是核心，优质教学的情境则会变得愈加重要。

今天的许多课程的设计意图在于，使学习者能够适应一个不复存在的静态世界。这类课程可以由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提供，它们不需要教师对教学设计有先进的专业见解。但这不再是一种好的方法。如今，课程需要考虑快节奏的知识创造与发展这种趋势。

与此相矛盾的是，高度标准化的教学工作组织往往使教师孤立于课堂。没有学校自主权就意味着所有教师被禁锢于课堂的一隅。

随着规定性教学方法的弱化，课堂实践者的地位需要不断加强。虽然政府可以确定教育方向和课程目标，但教学系统需要教学专业的工作者来负责，政府则需要找到方法保持并支持其专业性。然而，不断增加的专业自主权也意味着会产生富有挑战性的特殊实践。

这意味着每个教师都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而不能因袭专业人士普遍认同的有效教学方法；意味着教师不仅要让教学成为一门艺术，也要成为一门科学。这就是上述上海教师合作教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我们不应该把自由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论点。如果你是一名飞行员，你告诉乘客你学习的一直是逆风着陆，但这一次，你想尝试顺风着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乘客会开始感到焦虑。

当然，对于学校领导者来说，一方面要让教师觉得尝试顺风着陆是个好想法，另一方面又要提升他们对于教学专业的自主权和主人翁意识，而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

由于许多教学领域还没有确立明确的实践标准，教师可能会认为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应该有完全的自主权，即使在已有很好的证据基础的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如果对于专业实践尚未达成共识，当领导者引导教师选择证据时，教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权力被剥夺。

找出何种教学方法在何种情况下最有成效需要花费时间、研究投资和通力合作，这样才能使优秀的想法得以传播并扩展到专业领域。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将工业化的工作组织转变成为真正的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专业工作组织，从而以专业的控制规范取代官僚和行政化的控制形式。

相应地，需要给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这些技能在高度规范的学习环境中更难培养，但却是在21世纪取得成功的关键。支持这种转变是我们对21世纪教育政策的期望。

相关阅读：

---

作者：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之父；选自：《教育面向学生的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转载：产教云平台。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

喜欢本文？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加入留学家长公益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