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读立视角
罗丹妮：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学术。大学教育提供给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学术训练，还是别的什么？罗新：我觉得研究生阶段跟本科生阶段的培养方式、培养目标都会很不一样。本科生阶段，是应该向他们展示学术是什么样的。每个老师有自己对学术的标准，把自己的标准告诉学生，让学生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有显著不同，研究生和博士生是为了培养学者、研究者，而本科生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会成为学者。所以本科不叫培养，而是给学生一个长大的机会。对我来说，本科阶段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阶段。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稍微能够懂事，能够独立生活在世界上的人，这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过程，所以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和研究生教育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本科生就应该以社团教育为主，以社团活动为主，以课堂教育为辅，研究生就不要参与太多的社团活动了。现在学校给本科生的课程要求太多，我总觉得他们上的课太多了，应该再少一点，每天应该有半天时间不上课，集中时间去玩，去图书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课太多就变成了给学生灌输知识。研究生和博士就不一样了，要以学者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完全按照学术训练的方式来训练。但是不管这个人将来要做什么的，不管他是读本科还是读研究生，他在任何一个院系，任何一个学科里面的系统培育和专业训练，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是使得他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成为未来潜在的一个研究者，而是让他至少在某一方面受到过一点现代科学的训练。现代科学的训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你受过这种科学的训练，使得你思考问题和认识世界有了理性的基础。这不是为了让你拥有更多知识，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有理性基础的人，拥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我们能看得出来一个受过好的训练和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袁一丹：我觉得大学应该是允许人犯错的地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敢犯错，当然可能你步入社会以后，犯一个小小的错，就要为之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但大学应该允许学生犯错，允许他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等他走入职场以后，这些所有的可能性会变成一条很细的线，但是他必须要在这个时期是他去找他的边界，去想我这一辈子到底能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觉得找到这个答案很重要，我记得周作人有一首诗叫做《寻路的人》，大学其实就是让人寻路，寻找自己，塑造自己。这是我对大学的，特别是本科期间大学的理解。我记得在《给自己作为方法》里面项飙老师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说大学不是要树立范例，而是要寻找例外。一开始我特别认同，但是我后来反复想过后，觉得这个话里面的“不是，而是”好像在把树立范例和寻找例外对立起来。但我们首先要说清是什么样的大学，因为不同的大学培养的人是不一样的。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当然是要去找例外，但这个例外不是在大学里生产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是个例外的话，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出来。老北大有一句话，“给天才留空间，给中才立规则。”我想大部分的学生，即便是一流大学的学生，可能还是中等以上之才，所以树立规范仍然很重要。如果学生没有在一个学科的范式里面沉浸过，不知道学科最基本的规则的话，他生产不出思想的例外。所以我觉得范例和例外，可能不是截然二分的，先要吃透范例，然后才能去保留或者说生产出一种新的例外。罗丹妮：我自己理解项飙老师说的例外，可能是内向的一种例外，这个例外可能更多的是让你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想要去尝试的领域。罗丹妮：罗新老师以前曾在书中提到过几点精神，比如批判、怀疑、想象力和有所不为。我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很多时候的困惑是他不知道该“为”什么，不知道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他们到大学三年级就要实习，要去找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的职业方向也是迷茫的，同时他们又有学业上的论文要完成。你们有没有接收到这种迷茫的学生们的询问？作为导师或者是前辈，你们会给他们哪些建议？罗新：从社会和学校体制这方面来说，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也提到，中国虽然人很多，中国社会虽然很大，是个大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这个角度在于中国没有什么多样性。中国的同质性非常高，多样性非常低，这就意味着机会不多，可能性不多，你能选择的路很窄，可是人这么多，样子也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在中国很少有大学是鼓励和容忍多样性的，整个中国社会总体倾向于不接受、不鼓励多样性。我自己在北大的感觉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对多样性的容忍空间越来越低。我想这种现象也许不只出现在北大，而是出现在整个社会。由于中国出现了一段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社会在几十年来是和平的，并且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大家都去赚钱，每个人追求个人发展，整个社会的多样性就进一步变窄。因为评价标准如此单一，所以使得多样性变得更加可贵。作为一名老师，我自己能感受到的一点是，有时我在评价学生的时候稍微反省一下，就发现我这个评价有问题，我其实应该鼓励他，不应该是批评他。现在我们跟学生说本科阶段你能写就赶紧写，硕士阶段赶紧发表文章，都是这样去要求的，可是我们的老师那一辈对我们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给的空间越来越小，以至于像北大这样过去多样性较大的场所，现在多样性也很低，容忍程度也很低。我觉得人们对所谓的多样性的渴求，总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变得特别强烈。过去对多样性没有渴求，是因为所处的社会没变化，一直朝一个方向在走。现在有重大变化了，大家意识到了多样性是多么宝贵。袁一丹：我理解的北大，就像看北大和清华的草坪的区别。在我读书的时候，北大没有草坪的概念。我去看清华的大草坪特别齐整，特别漂亮，但北大的草都是疯长，尤其在过去是很少修整的。北大没有草坪的概念，它是山高水长自由生长的地方。
▲ 北大校园
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为什么多样性在降低，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现在的学生什么都想要。现在的学生一进学校就会拿到一张定制的履历表。学生想的是用各种经验转换成履历表里的一条文字，4 年后交出一张漂亮的履历表。当学生带着履历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在学一门课程，还是在写一篇小论文，其实都在进行一种积攒，一种条目的转换，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概念，是我们当时没有的。我读书的时候处于一种很懵懂的状态，好像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他们的难题在于需要面对的诱惑太多，机会太多。比如说北大的学生现在几乎都有出国的机会，在学术场合口头发表的机会，甚至有在顶刊发表论文的机会，正是这样一些机会和诱惑的增多，让他们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面对这些机会和诱惑，大家都要去争取，但其实安安心心地、定神地在一个地方待着，你才能够去想清要做的事情。把自己的 4 年大学时光甚至更长的时间变成一张很漂亮的、很有竞争力的，也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表格，这个表格越满，其实可能性也就越少。罗丹妮：你们几位都是北大毕业的，但更多人也许无法进入这么好的大学，只能进入一般的学校。他们应该对大学怀着怎样的期待，怎么去看待自己的 4 年大学生活？罗新：今天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任何你想看的书，你可以接触到任何你想接触的人，这一点是人类过去没有过的条件。技术让教育机会不再那么不平等，大学和地方不再具有绝对的限制了，或者说这种限制不再是不可打破的了。所以只要愿意读书，那么你的老师，你的学校不再能够束缚你。我最近接触到好几位这样的年轻人，是在地方的大学读书，但是我跟他们一接触发现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读过那么多书，而且想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现在学术学者的前沿问题，表述也很清晰准确，让我很受鼓舞。我觉得这意味着社会在各个地方储存了好多人才，一旦有条件，这些人才都可以大片地生长，这是依靠现在的技术条件做到的。袁一丹：我在北大的时间特别长，大概有 11 年，工作以后在首师大。这样一种环境的转换，让我对于大学里面的不同层次和学生里面的不同层次特别敏感。过去我在考虑大学的问题时，包括民国时期的大学的问题时，都会不自觉地带入到北大或者老北大，包括对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理解，也是基于北大的定位。但是到了首师大以后，随着我跟学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解学生们的苦恼、烦闷、出路，以及对学术理解是什么的时候，我也在修正自己关于大学的理解。其实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学，都不要带着对理想的大学的定义去要求学生，而是先要了解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了解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于 4 年后的构想是什么。进入首师大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是，让我重新理解原来大学有不同的层次，大学对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项飙老师说的小世界的意义。他把大学这样一个抽象的大词变成一个具体的小单位，每个单位其实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比如说首师大的意义系统，可能是给北京京郊培养很好的师资。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给京郊的，甚至更边远的学校培养合格的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这也是一种大学的使命和意义。可能北大是制造精英与例外，但是还有一些大学能够起到一些不能替代的功能，这是我自己在首师大工作 6 年的感受。本文摘自《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新书圆桌论坛版权归原作者/媒体所有。相关阅读：
当前大学校园，生活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
办一所好大学不容易，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难
大学真正的价值
转载：读立视角。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喜欢本文？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加入留学家长公益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