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私人监狱？富可敌国的美国大学们是如何管理自己的“金库”的？

作者：L君

转载：Stoooges三士渡

上周，南加州大学宣布与“校医性侵案”的700多名受害人、原告达成8.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加上这起联邦集体诉讼案原先的2亿多美元赔偿金，南加大总共在这桩案子上赔付了超过10亿美元，是美国教育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次人身侵害赔偿。

10亿美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放在一般的地方，足以让学校的财政捉襟见肘甚至直接濒临破产，可对于以土豪闻名的南加大，10亿似乎并不是什么要了老命的巨款。

尤其是联想到盛名在外的“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校友们捐款捐楼，再想到前两年的招生舞弊中名人们花重金直接开后门，不禁让人疑惑，这些美国大学到底有多少钱？

抱着好奇的心理，我查阅了一下南加大最近一次公布的“金库”数额，答案是55亿美元。

在美国，大学的“金库”主要由校友或社会各界捐赠、以及大学在股市或地产等各个领域的投资所组成，这些资金被统称为Endowment。

一般来说，实力越强、历史越悠久的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因为财产可以更自由地支配），金库越大。像我们熟悉的Top30或者藤校们，各自都有着巨额的endowment。

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在全美私立高校的金库排行榜上，上文中有钱的南加州大学甚至排不进前十，从第9位的西北大学开始往上，所有的学校都拥有百亿规模以上的资金池。

排名第1的哈佛大学，更是坐拥400亿美元的金库，堪比一个南美洲或者东欧小国当年的GDP。

而在公立学校中，也有一些学校家财万贯。比如University of Texas德州大学系统拥有近310亿美元资金，Texas A&M德州农工拥有130亿美元，密歇根大学也拥有超过120亿美元。

实际上，历史上的美国大学并非一直这么富有，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学的金库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富人捐款，比如洛克菲勒和福特这样的产业大亨和他们成立的相关基金会。这类慈善性质的捐款最早来自于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倡导，他向美国的企业家阶级提出了慈善的社会义务。

在经历了几次经济动荡和大萧条后，哈耶普斯等美国最富有的大学们开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把多年攒下的捐款投入到股市等资本市场上。

也是从那时起，美国大学们的金库开始极速扩张，其影响力也极具增加。

然而在这几十年间，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像哈佛大学这样的顶尖名校，其金库规模扩大了许多倍，但从录取学生的数量和比例上看，大学们在招生上始终维持了非常稳定的投入，并没有提高多少自己奖学金的比例或者录取穷困学生的数量。

根据哈佛大学2018年的财政报告，学校仅使用了5%（18亿美元）在运营成本上，包括学生补贴、教师工资、校舍维护、科研投入等等，而剩下95%的钱，都在对冲基金、房地产和股市当中。

更令学生们和教育研究者感到费解的是，这些年来大学的学费持续上升，学生上大学所需的花费也是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虽然顶尖大学们越来越富，但它们的学生们身上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哈佛大学在自己的官网上的Q&A版块也答复了“为什么不能拿金库资金来减少学费和其他学生支出”的问题，回答遵循了“钱生钱”的商业逻辑：

1. 大学金库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因为金库要维持学校可以世世代代运转下去；

2. 由于理由1的存在，金库中的许多资金并不是空躺在银行账户上，而是被投资到了许多地方用来继续扩张金库，就像生意人手上不可能一直有无限支取的现金流一样。

说到钱生钱，由于投资金额巨大，富有的大学们成立了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由投资委员会决定投资和财产管理计划。

实力弱一些的大学或许没有足够的资源组建自己的“投资人团”，但往往也会聘请外部的“财富经理”帮助自己打理资金。

这些投资不仅数额巨大，还因为其背后的财主是美国大学，通常会被冠以一定的政治立场来对待，使得大学投资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购买力，还会扩展到政治和社会上。

比如20世纪7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在Hampshire College成为第一所从在南非运营的企业中撤资的美国大学之后，就有大量的美国大学迫于社会压力先后从南非撤资，这样的政治表态和经济施压也对南非结束种族隔离起到了一定推动。

类似由投资引起的争议近年来仍然存在，与气候变化、人权保护有关的投资就常被拿来大做文章。

比如哈佛大学在海外购买涉及了破坏生态的农业公司，或者投资了与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就多次遭到例如“Divest Harvard”这样的校内学生组织的抗议。

学生们认为，学校如果一边号称“为世界培养公民领袖”为办学使命，一边支持破坏生态的企业，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同样矛盾的还有大学的投资委员会成员们，对他们来说，学校花重金聘请他们做的工作不是通过投资来表达政治立场，而是和普通基金经理一样取得稳定可靠的投资回报。

尽管在决定投资项目时需要考量其是否“伤天害理”，但与学生组织或者环保志愿者不同的是，他们不能仅凭喊喊口号就做决定，而是要通过严谨的证据和精密的推断来判定项目的投资价值。

这也使得顶尖大学的投资委员们，往往是校内工资最高的一批人。

比如耶鲁大学著名的投资委主席David Swense就以440万美元的年薪雄踞耶鲁全体员工收入的第一名。

作为耶鲁校友的他从华尔街回到耶鲁后，提出了“多样化投资”的方案，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地产、风投、能源等多样化产业而非股票、债券这样的传统金融市场。

在他得到优秀的回报后，来自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投资人开始纷纷效仿Swense的投资思路。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哈佛大学曾买下加州大片的农田，用以确保其地表之下水资源的控制权，或者其他大量的美国大学都在美国的私人监狱投资中占有一席之地。

据统计，这样的“多样化投资”如今在顶尖大学的投资中占比已经高达60%。

而大学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们，也从过去的校友们逐渐转化成了高度职业化的基金经理。

有了这一层联系，我们甚至能从许多大学每年的财政报表中，看到它们将资金投入到各种对冲基金身上的纪录。但由于私立大学可以不向政府公开自己的投资明细，我们有时甚至无法追寻到这些对冲基金公司的名字，更不要提它们投资的项目和向大学们收取的费用。

根据美国的税收政策，由于绝大多数的大学是“非盈利”或“政府资产”性质，它们收到的捐赠和原先持有的资金享有着巨量的免税额度。

反之，对于捐赠人来说，向大学捐款也是一次很好的避税机会，因为捐给大学的资金不会被征税，这样一来自己当年的缴税总收入和税率也随之降低。

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富人校友愿意向母校捐款捐楼，因为这不光可以帮助子女通过传承录取获得入学机会，同时还能帮助自己合理避税，可谓是一举两得。

在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税收法案，其中要求对于“金库数额/学生人数>50万美元/人”的学校，要对其每年投资得到的收入征税1.4%。这条规定在当时对30所美国大学立即生效（同时也立即得到抗议），毫无疑问在列的都是我们熟悉的哈耶普斯等“土豪大学”，这在当时也被人视为共和党政府对于“左派大学”的制裁。

以上的种种情况，似乎也是当前美国大学在金库问题上受到诟病的根本性原因，那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捐款”这一行为多少已经失去了其建设学校、帮助学生、推动社会的初衷：

学校希望尽可能地维持这场钱生钱的游戏，捐款人希望通过氪金帮助子女上学，政府希望通过税收进行政治博弈外加分一杯羹。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随着疫情、科技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更多教育的可能性，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高等教育也会不再依赖宿舍、课堂、名校这样的传统概念，而这场关于“金库”的游戏也会有所改变。

Reference:

https://www.nacubo.org/News/2019/3/Final-Report-for-the-2018-NACUBO-TIAA-Study-of-Endowments-Now-Availab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lleges_and_universities_in_the_United_States_by_endow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dQDbx4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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