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课的留学生们：被疫情偷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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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雯
编辑：谌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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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对理想的哀叹，对未来的焦灼更加困扰着留学生们。
杜薇从沉睡中缓缓醒来，她睁开眼睛，伸手摸向床头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下午1点。又是一觉睡到午后，接连好几天，甚至这几个月来，她都是这样子。但杜薇并没有因为睡太久而头昏脑胀，因为她在凌晨5点才入睡，刚好完成了8小时的睡眠。
起床后，杜薇一边想着，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看完老师新上传的网课，一边又打开了刚更新的电视剧。下午的时间倏忽一下溜走了，当杜薇从精彩的剧情中回过神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
晚饭后，杜薇终于打开了学校的网页，此刻时钟指向8点，夜幕已经降临在杜薇所在的城市。她再次对自己的拖延感到愧疚和焦虑，但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业，她不得不再次奋战到凌晨5点，完成又一个生物钟闭环。
杜薇是伦敦一所大学数学与统计专业的大二学生，如果疫情没有袭来，4月的这一天，晚上8点，20岁的她此时应该沐浴在伦敦尚未沉下的夕阳中。从学校出发，只需半小时搭地铁就能到达剧场云集的伦敦西区，饱览世界级的文化盛宴。
这是杜薇在2019年曾期待过的。那一年9月，杜薇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留英前的预科，那时的她健康且有活力，一边抱怨着早上8点就上课，一边以此要求自己绝不晚于凌晨2点睡觉。
这种充实的生活与对未来的期盼都在半年后化为泡影。2020年的春天，预科的课程率先转到线上，杜薇没能从家乡回到北京的宿舍，她开始“家里蹲”上网课，却不想这一蹲，就蹲到了疫情后的第三个春天。
网课上到第三年
疫情席卷全球之初，在各国政府的防控政策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求教师和学生以网课继续教学活动。两年过去，许多大学还保留着线上授课，但相对最初的网课形式已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恢复线下教学的是Lab（实验课）这样依赖实地设备的课程，然后是小规模十几人的Tutorial或Seminar（研讨课），最后是几十到上百人聚集在阶梯教室里的Lecture（大课）。
翟可昕是2020年9月入读首尔一所大学的本科生，这一年8月，她接到了学校下学期将继续提供网课的邮件，于是决定先留在国内上网课。
2022年3月是翟可昕在国内上网课的第四个学期，学校提供线下课、线上课、混合课三种教学形式。
混合课是学校本学期针对课容量不能超过70人的防疫要求设置的新形式。选课的140人被分为两组进行每周论题，一半人出席线下课时，另一半人在线上看课堂的直播。
但因为人未到韩国，线下课与混合课都是翟可昕不能选的。翟可昕明显感觉到，学校越来越致力于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像自己这样的远程学生可选的课程越来越少了。选课时，她不仅要看授课是不是线上，还要确保考试也能线上，而这学期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专业课仅占10%。
梁妍妍比翟可昕高一届，她亲身体验了学校这两年多以来对网课的探索。2020年疫情初期，学校采用Learning Acts线上教学，当时并没有直播课，所有的课程都由授课老师在课表时间前录制好上传。学生在Learning Acts上输入学校的名字，填进学号，就能反复观看。
但没有直播平台，讨论课也就无从谈起。讨论课本是梁妍妍读的政治与外交专业必不可少的一环，授课老师只好将Learning Acts开辟成论坛。学生在帖子里用文字唇枪舌剑，盖起一座尖锐又不失礼貌的“楼中楼”：“这位同学你好，我很开心阅读你写的内容，但是我有几点不同的意见，是一二三……”
到2020年下半年，依托Zoom和WebEx的直播课才开始在选课列表中出现。但更多的选择，也使不同老师的教学风格更加鲜明化。梁妍妍有许多课程与地缘政治、比较政治相关，在她的想象中，持不同立场的同学们在课上针锋相对地讨论是家常便饭，可现实是，课程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因教师而异。
很多老师风格沉闷，仍采用录播课，学生有问题时只能发电子邮件或在Learning Acts上留言。梁妍妍盯着屏幕中按照PPT照本宣科的老师，感觉他们只是一个个随着自己的点击，机械输出对应内容的AI。
可她在韩国留学的第一学期不是这样的氛围。时间倒流回到2019年9月，梁妍妍记得，那时不同肤色的面孔在教室里喧嚷着，课后总有许多人围上讲台向老师热烈地提问，那才是她心里大学的感觉。
这些生动的时刻，在网课中几乎消失殆尽了。课堂在空间维度上陷入虚拟与静止，甚至还有老师表示本学期使用的是上个学年的录像视频，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也一并消失。
留学生们已经适应逐渐怠惰的老师，甚至对枯燥乏味的网课也麻木了。姜心兰是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的学生，专业课通常是由老师讲解知识点和习题。开课最初，有老师觉得自己讲得太沉闷，想用提问来活跃气氛：“有没有谁开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在这门不强制要求开摄像头的课上，不出所料，几十个网格都漆黑沉默着，只剩下老师的屏幕孤零零地闪烁着。姜心兰也是躲在摄像头和麦克风关闭保护伞后的一员，她盯着屏幕上老师的神情由期待转向失望，最终无奈地说“好吧”，她心里一边尴尬，一边也悄悄舒了口气。
这样的场景出现几次后，老师便不再提问。对于那些提供录播、不考勤的直播课，到课程后期，许多学生也不再出席了。
一道屏幕隔开两种生活
对留学生而言，网课看似提供了许多便捷，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只要接上一根网线，在直播课开始前的一分钟点开链接，就能短暂地漂移时空，连结上世界另一头的知识与思想；当下课时刻来临，在老师的告别声中点下红叉，就又回到了可触可感的现实世界。
然而，人对生活状态更迭的感知，并非像按键就能开启、关闭那样简单清晰。如果说屏幕是分割虚拟课堂和现实生活的物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可能会在人的精神感知上，产生模糊甚至混淆。
韩国是一个重视女性妆容仪表的国家，留学时，梁妍妍会习惯在出门前精心将自己打扮一番。但当课程转到线上后，梁妍妍感到屏幕里外的自己是割裂的：要求开摄像头时她会戴上口罩和棒球帽，只露出一道眼妆；上衣会穿得大方得体，下身却套着睡裤或裹在被子里。
国内的留学生大多与家人同住，与家人空间的重叠会模糊学习与起居的界限，加剧网课生活的非正式感。梁妍妍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常觉得自己只是“抽空上个课”——被打断成了家常便饭，要么是外公外婆敲门催她吃水果，要么有亲戚来串门。还有一次，梁妍妍正开着摄像头和麦克风声情并茂地进行作业发表，披头散发、睡眼惺忪的妈妈突然闪现在屏幕里，问她“宝贝你要吃早餐吗”，屏幕里的教授和同学都笑了起来。
这种双面生活的烦恼不限于上课时间，还一直蔓延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梁妍妍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身处中国和韩国双重时区，一个小时的时差虽使她不必像欧美留学生颠倒黑白上课，但也会提心吊胆。学校的作业通常截止在午夜11点59分，换算成北京时间是10点59分。压死线交作业的学生非常容易忽略时差，但学校不会接受搞混时差的申诉，“这属于低级错误”。
杜薇明显地感觉到，随着网课时间的拉长，自己正滑向愈加懒散的深渊。念预科时，她习惯了被室友拉去图书馆，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不去玩手机；但在家里，她的自律性越来越差，白天控制不住看剧、弹琴的摸鱼念头，只能晚上逼自己熬更久的夜去补课，陷入恶性循环。
杜薇曾以为这种状态会是暂时的，但暂停键被疫情按下太久了，生活“回到正轨”的曙光迟迟未能出现。她不得不接受，囿于网课的“非常态”生活，已经成为了新的常态。
难以消解的孤独
互联网可以保证课程照样讲授，考试照样进行，但是想要与网线那头从未谋面的同学发展出深厚友谊，并不是一件易事。网课课堂是和同龄人产生交集的主要场所，但是留学生们发现，因为缺乏真实的接触，和课友的聊天框大多会最终定格在课程结业之时。
尽管一起上过很多节课，梁妍妍依然不知道屏幕小框里的同学身高多少，喜欢穿什么衣服，又有什么爱好。若在高中，即便是最不相熟的同学，至少在三年的朝夕相处中，她也记得那是一个爱穿裙子的长发女生，那又是一个爱踢足球的高个男生。但大学同学，逐渐在梁妍妍脑海里抽象成一个个只有姓名的“火柴人”。
有一次，爸爸问她，如果你毕业后去旅游，到北京，或到上海，你可以让谁带你去玩呢？梁妍妍无法回答，不要说认识了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同学，她连省内的校友都不认识。
无法在网课大学交到新朋友的留学生们，只好继续从原本中学、邻里的社交圈里寻求同辈陪伴。但原来的社交圈并不总能如愿，沈嘉是香港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他从中学起便去外地求学，本地朋友不多；加之香港和内地的假期时间不同，一月开学、五月放暑假的沈嘉在家上网课已一年半，他几乎没能遇到和自己时间吻合的朋友。2021年8月，听到学校将开线下课的消息，沈嘉赶回了香港，这才消解了他上网课积累起的自闭情绪。
但疫情期间留在国外的留学生，可能会遭遇更加严峻的心理问题。疫情之初，梁妍妍独居首尔，一整年的网课让她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才在2021年3月回了国。
梁妍妍居住在首尔市中心一间15平方米的单间，房间有独立卫生间、厨房和洗衣机，但空间并不大，需要推动房间里的两个晾衣架才能走出门。这是房东专门为留学生改造的房型，原本这一层有许多这样的房间，但全球疫情暴发后，隔壁的留学生纷纷搬离。梁妍妍与房东的合同一直签到她2023年毕业，本着不想浪费房租的原则，她没有回国，成了这层唯一的住客。
这间屋子紧邻交通干线，时常在耳边响起的救护车声尖锐地刺激着梁妍妍的神经。她开始对防疫神经紧张，有意识地降低出门的频率。
偶尔有留在韩国的朋友相邀。有一次，在热闹相聚的一天后，梁妍妍坐在回程的公交车上，望着窗口掠过的万家灯火。她原本很喜欢首尔的璀璨夜景，但刹那间，一种孤独感从她的脚底窜上头顶，她蓦然意识到，这些灯光里没有一盏为自己而亮。
每次用钥匙打开家门，等待梁妍妍的只有黑洞洞静悄悄的屋子，和疲惫却不敢懈怠、要立刻用消毒液喷遍全身的紧张。
渐渐地，梁妍妍无法忍受这种从热闹到孤寂的巨大落差，她开始抗拒朋友的邀约，更不愿意出门，总是一连二十几天都闷在家中。
好几次，梁妍妍被救护车的急促声惊吓，她发觉自己出现了肢体反应，产生了极端的想法。她想要寻求学校的心理咨询，但没有排上号，便决定回国。现在，尽管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日子更吵闹，学习更低效，但梁妍妍内心感到了安全。至少，她不必再走回那条昏暗寂静的楼道。
有人评估只吸收了
50%的知识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在疫情席卷之下，本该与朋友漫步异国街头的金色青春，成了网课留学生可望不可即的生活。
尽管疫情让人们的生活与心境陷入缓慢、甚至停摆，但学校的决策让留学生们无法逃避，不得不卷入糟糕的现实之中。
翟可昕的大学对韩语成绩的录取标准很高，曾经有学姐连续考了三年语言才被录取。名列前茅的翟可昕是高中班上最早通过考试的人之一，在疫情前她就叩响了学校的大门。但疫情来临后，由于语言考试迟迟不能恢复，各大学各自举办校考来代替。翟可昕发现，许多班上成绩普通的人也通过了校考，入学后，有些人只能说出 “你好”“谢谢”等韩语也成了自己的同学。
除了入学标准，对课程的考核标准也一降再降。学校原本对课程拿A和A+学生的比例是30%以内，B以上的是50%；现在则将A类调整到50%，B以上的达到70%，只有极度糟糕到作业不写、课也不上的学生才会挂科。
在这样的课堂上，翟可昕发现即使自己只付出百分之五六十的努力，就能够轻易地拿到高中时想都不敢想的奖学金。这并没有让翟可昕开心，反而感到无比荒唐。这所大学本是她执念就读的梦校，可她现在觉得不过如此。
翟可昕从未曾踏进过她的学校，即便用学校的VR看校园，都难以在她的心头翻起波澜。屏幕那头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日复一日、平淡枯燥的网课才是她面对的现实。当初理想的知识殿堂是什么样子呢？她已经不记得了。
她正是世界上无数对学校感到失望的大学生的缩影。据2021年英国国家学生调查（The National Student Survey)显示，两年来，学生对网课的整体满意度正在日益降低，从2020年的83%下降到2021年的75%。其中，在学生会、学习社群、作业反馈等分项的满意率低于70%。
长时间经历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面生活，学习效率的下滑成为一种必然。有留学生认为网课效率至少比线下低20%，甚至有人评估自己只吸收了50%的知识。
引发学生不满的另一大原因是依旧高昂的学费。2020年，有近30万英国大学生联名向政府请愿，以网课的低效体验、无法享受图书馆等资源发起退学费抗议。尽管英国教育大臣给出了应该向远程课学生提供学费折扣的回应，但大多数学校并未将减免学费提上日程。
重返校园
梁妍妍曾经畅想过她会如何度过大学四年。升学之前，梁妍妍的父母专门带她去韩国感受各个大学的风景。她的学校里种着许多银杏树，2018年的梁妍妍快乐地憧憬着，她成为大学生后，背着书包，怀里抱着书本，从一间教室匆忙奔跑到下一间教室的画面。小松鼠会跑得比她还快，金黄的银杏叶会穿过她的发梢。
到大三的时候，她要去国外交换，再学一门外语，甚至可以在Gap Year去其他国家走走看看。父母让她留学，是期望她可以开拓视野，看到不同于国内的风光与文化，可如今只剩下虚度。梁妍妍身边有两个中国留学生失望透顶，他们已经退学，打算再战国内高考。
比起对理想的哀叹，对未来的焦灼更加困扰着留学生们。翟可昕读的是韩语专业，但在缺少语言环境的两年里，她的口语正在急速退步，甚至已经差于高中能与韩语外教对话的时候。两年的网课已经逼近翟可昕容忍的极限，如果下学期还不能去留学，翟可昕宁可先休学，也不想再虚度。
梁妍妍对疫情和孤独仍抱有恐惧，但她也决意下学期再回到学校去。因为她即将升入大四，要开始着手准备研究生的申请，这意味着，她必须要拿到有分量的推荐信才能申请到好的学校。
但想在网课上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并不容易。梁妍妍只能逼迫自己多选直播课，多主动发言，多写邮件刷存在感，而这些远比线下和老师交好劳心劳力。
沈嘉清楚地察觉到线上课、线下课和老师建立起的关系亲疏有别。不擅长网络社交的他干脆放弃了在线上努力社交的这条路。好在他回学校后，学校开启了双轨制教学，沈嘉最终凭借着大一、大四两位线下课老师的推荐信，拿到了理想的硕士offer。
那些尚未启程的留学生们则盼望着重返校园，但现实又使他们不敢抱有太多期待。留学生早已习惯了一切突然的变化，习惯了航班被取消，习惯了教学计划调整，他们只能在且行且看中安慰自己。
疫情下，北半球的第三个夏天就要来了，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还要再等上半年。姜心兰的朋友圈里，有澳大利亚的同学在黄金海岸浮潜，呼唤她一起来考潜水证；还有人晒出了抱着考拉的照片，说别看它小小一只，抱起来非常沉。
姜心兰想要去浮潜，也想要抱抱考拉。如果她能顺利成行，那将会是她在澳洲度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夏天。
* 文中留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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