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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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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
江飞
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但我认为,在现实的疼痛面前,文学似乎总显得有些羞涩和胆怯。真正直面问题,掲示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精神境遇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好像并不多。有些作家,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一种不及物的、虚伪的、小我的甚至无关痛痒的“优雅写作”,仿佛与时代、与人心存在着隔膜。对他们来说,最缺的已不是技术,而是活生生的经验和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样的文学,是“无声的文学”;这样的作家,是缺少担当的作家。
作家要有担当,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内心的诉求。作家阎连科曾说,“小说可以疏远现实,可以在桃花源中漫步细语,但不能长久地漫步在现实的伤痛之外,不能长久地面对现实的疼痛而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作家创作的沃土,作家创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在场感、疼痛感,要对人民的“现实的疼痛”有一种真诚持久的尊重、关怀与抒写。
有担当的作家,只有更深地走进现实内部,走进自己内心,并使这颗心长久地保持对疼痛的敏感,才可能对人们遭遇的苦难感同身受。有担当的作家,他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并在这种秩序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每位作家,都应位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每位作家,都应有独特的精神苦旅。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家,例如沈从文、王鲁彦等。如今,一些既没有实在经验又缺少人文情怀的写作者,要么盲目跟风,在空调房里敷衍出所谓的“苦难底层”,走一条抽象化、概念化和板端化的道路;要么迎合大众,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只管烹饪岁月静好的心灵鸡汤,而不顾价值判断、思想意蕴的缺失,走一条拒绝深度、精神媚俗的道路。这料的写作,注定是投机的、肤浅的。接言之,一位有担当的作家,必须行进到生活前线去,潜伏到社会现场去,认真地发掘其中蕴藏的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生动地表达复杂深广的中国经验,真实地讲述变革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家不是人民的“代言人”,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察者、阐释者和审美者。一方面,作家应最大限度地亲近他们,面对面地、心贴心地和他们对话,倾听他们心底的呼声和要求,描绘出他们的现实处境、本真心态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作家应有颗“大心”,超越阶级、身份、题材的局限,以一种必要的热情、冷峻和修养,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外,还需要重建现实主义立场,超越公共经验、审美趣味的制约和想象,摒弃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努力探求百姓生活的各种新的叙事可能,努力凸显作家的个体风格、艺术气质和人道主义精神。
概言之,作家应当是整个世界的回声,而不应只是个人心灵的保姆;文学应当是人类真善美的共声,而不应只是个人放纵的低语。在文学的新时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能够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如此,才能创作出有力量、有筋骨、有血内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待达出更深厚、更博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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