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背后，是中国人痴迷四十年的“发财梦”
那个风光又喧嚣的时代，我们曾随风飘行而过。
元旦假期抽空看了数集电视剧《繁花》，故事讲述的九十年代上海那种纸醉金迷景象，让人恍惚又唏嘘。
包括很多上海人在内都吐槽这部剧讲述的不是自己熟悉的上海，似乎更像民国时期的旧上海。
其实，就连所谓的“民国上海”，人们也只是从虚幻的影视剧里知晓端倪。除了老一辈的当事人，很难有人说清楚“旧上海”究竟是个模样。
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繁花》都不是一部年代剧，更不是某个人的创业史，只是静静讲述那个跌宕起伏的财富神话年代，以及人们的欲望和众生相。
用导演王家卫的话来说，《繁花》并非真实还原九十年代的上海，只是勾勒了某些人当年对上海的魔幻印象。
那个财富渴望如野火燎原的时代，故事的开端来自一个名叫杨怀定的上海人。
1988年4月21日，上海工人杨怀定从报纸边角看到一条新闻：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1个月前，他还是一家工厂的库管员，因被诬盗窃，愤而辞职。
闲来无事，喜欢看报纸的他将市面所有报纸全部买回，用来消磨时间。
国库券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上海有很多“黑市”交易，交易的“黄牛”被上海人戏称为“打桩模子”（因为他们总在一个地方停留，还喜欢抖腿，活像一个打桩机）。
杨怀定眼前一亮，他知道由于市场未放开，各地国库券价格不一，安徽合肥国库券收盘价98元，上海能卖112元。
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长大的杨怀定很清楚，凡是交易，都有花头。
也正如《繁花》里爷叔所说，“任何时代想发财，都离不开房产和股票”。
杨怀定东拼西凑从亲朋好友处筹到两万元，晚上从上海坐火车，天亮到合肥。买好国库券，立即乘坐当天夜车再返回上海。
那版少有人注意的角落，为他推开了一扇财富大门。
随着往返合肥上海次数越来越多，杨怀定成为上海国库券日交易中，数额最大的个人客户。
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0万元，后来得名“杨百万”。
那是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时代，“万元户”对普通家庭来说，还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因为钱赚得实在太多，他每日担惊受怕，甚至主动跑到税务局要求交税，却被对方以“合法国库券交易”为名拒绝他交税。
依然不放心的他，最后跑到公安局，因为那时上海公安系统率先开启了安保业务，他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聘请了两位公安人员。
杨怀定事后解释，“倒不是怕被人抢，而是万一真有什么情况，也好说明有人民公安的监督在”。
据说，时任央行行长的陈慕华曾意味深长地说：“杨百万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杨百万”的故事让很多人艳羡，时代埋下的“发财梦”，悄悄弥漫民间。
可惜，世界变了，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挂牌股票只有8只。
人们无动于衷，股票对许多人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毒草”，碰都不能碰。
有人也想试试，可当时的股票不仅少，而且有买卖限制，只好观望。
看着股票市场不温不火，上面急了，在两年后放开政策，股票买卖不仅不再受限，也没了涨跌限制。
规则实行当日，大盘一天就涨了105%，有只股票一天就涨了470%。
“买到就是赚到”，上海市民口口相传，点燃了民间渴望已久的“发财梦”。
那时的上海人日常打招呼，不是“吃了么”，而是“XX股票买了么”。
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迎来前所未有的人流，人们竞相购买股票，无论懂不懂，反正买就对了。
因为股民太多，证券交易所门口的盒饭从平时的3元涨到了10元。
古稀老人，戴着老花镜填表，投入毕生积蓄后四处打探“行情”；街头巷尾，人们对各种股票侃侃而谈，连证券交易所的清洁工都成为“业内人士”，被请上久违的家宴。
房地产市场还未开启的时代，传说中的“财富”终于向国人掀开了一丝面纱。
1992年8月，深圳公布了新股发售公告，数百万股民蜂拥而至，只为争抢500万张认购单，而中签率只有十分之一。
连夜买认购单的人排起长龙，有人就此推销起“马扎”，叫价50元，被一抢而空。
深圳的邮局每天处理的不是普通书信，而是源源不断夹带身份证的信件。因为股民希望提高中签率，四处借来身份证。
某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了一个33斤重的包裹，里面竟装着2800张身份证。
1994年，香港导演李国立请来潘虹、刘青云、王汝刚，拍出电影《股疯》，真实描述了那个疯狂的全民炒股时代。
电影中，排队的股民伸手抱住前面的人，前胸贴后背，无论男女；场内炒股的人，紧盯大盘走势，有人手持大哥大故意高声喧哗，引来他人艳羡。
炒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人期待手中股票暴涨，一夜暴富。
中国股市的故事以此开篇，热烈且高亢。
“恭喜发财”不再是庸俗的表述，当时的《人民日报》甚至发表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
万物狂飙的年代，经济蒸蒸日上，亦催生改革。
《股疯》上映的那年，上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终于醒悟到要转变思想。
为了盘活手上的房产资源，吸引富裕的外来人口，上海推出了“蓝印户口”政策。
外地人只要有钱买房，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就能享受与上海市民同等待遇，且在一定年限内，可以申请常住户口。
这意味着买房的外地人，不仅有机会在上海安家落户，还能让子女在上海求学、工作，实现梦寐以求的“阶级跃升”。
这项政策实施了8年，总共发出了42000份“蓝印户口”，超过90%的购房者最后都顺利落户上海。
政策很吸引人，可均价8万元的房价还是令许多想来上海的外地人可望不可及。
所有人生的机遇，都藏在瞬息万变的政策中，但依然需要一定的资本。
早先的股民中，有不少一夜暴富，赚到百万乃至千万的资产，转而开始炒期货。
商品期货刚刚出现时，赚钱容易到令人难以置信。
仅仅通过简单的“杠杆原理”，5%保证金就能获得至少20倍的收益，从资本市场“撬”来成百上千万的收益，
不过，因为缺乏对期货交易的认识，散户几乎都是抱着股票思维习惯性地做多，让那些庄家和“有能力”的大户有了可乘之机。
但对更多股民而言，他们缺乏财务知识，不懂资产配置，无法从更高角度，观察金融市场背后的资本博弈。
1995年“327国债”事件，给了散户们当头一棒，终于理解了资本市场的可怕。
云里雾里的股民如同后来风靡大江南北的春晚歌曲《雾里看花》，茫然不知所措。
九十年代的长夜喧嚣又宁静，歌声中，藏着巨变。
1998年，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出现，让昔日习惯体制内生活的人们怅然若失。
对太多人来说，买套房并不容易。
合肥电池厂的张阿姨辛苦半生，家中存款不到10万。面对原单位拆建后，内部售价500元每平的商品房，依然踌躇。因为她每月的退休金还不到500元。
那些在工厂区奔跑长大的孩子们渐渐发现，熟悉的厂区早变成了高楼大厦，身边听到的都是无奈的叹息。
市区中的楼房越建越多，价格却一年一涨，一场热浪正席卷全国。
买房既是“刚需”，也是一种投资。
那时新闻中听到最多的便是“温州炒房团”，他们组团潜伏入二、三城市，每人出资百万，集资过亿后，便择机买下城市新房三分之一的存量。
他们控制了小城房价风向标，只要他们抬价，其他卖家也会跟风涨价。
无数购房者望房兴叹，只能幽怨地盯着那些入夜便深陷黑暗的楼群。
九十年代尾声，炒房成为更多投机者的选择，有人哭，有人笑。
飙升的房价，重新划分着财富阶层，人人自危。
读书人哀叹，十年寒窗，依然买不起一套房子；开工厂的也发现，辛苦一年，比不上卖一套房子的收益。
对于更多被时代抛弃的普通人，绚丽的烟火都是放给别人看的，机遇被挡在院墙外，生活成了一潭死水。
拔地而起的楼宇见证了南方沿海城市的繁华，也吸引了国人的目光。
深圳、广州成为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们心中“圣地”，他们乘坐火车，甚至步行来到这里，期望在此改变命运的轨迹。
1992年，4000万人“孔雀东南飞”，到九十年代末，数字变成了9000万。
这个时期，体制内的人也纷纷“下海”，他们有知识，有胆量，更有普通人少有的资源，只要招招手，就有送上门的机会。
“发财梦”也让曾经拿着死工资的演员跃跃欲试，频频“走穴”。
当年，李连杰演《少林寺》，只拿几十元的基本工资，为了多赚钱，恳请导演让他兼职“躺尸”。
因为香港演员扮演“死尸”，每天能领50元的“红包”。
九十年代初，刚到香港的李连杰，电影公司就给他开出了百万片酬。
歌手韦唯，演出一场报价6万。主办方换了个场地后，她要求再加4万，否则立刻返回北京。
那时的春晚舞台，黄宏说得更直白：过去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有钱能使磨推鬼。
对于普通人来说，赚钱太不易，前路风雨难测。
1999年，沈阳的下岗工人还在小心翼翼测算每月生活费怎么控制在300元之内时，北京的富人来到燕莎友谊商城，甩手给服务员就是100元的小费，掀开这纸醉金迷世界的一角。
后知后觉的人们寻求任何致富的可能，哪怕只是一根稻草。
普通人想发财，只有炒股。
虽然股市始终波云诡谲，但相比回报率低的理财产品，以及成本较高的炒房，小打小闹的股市依然值得幻想。
十年间，中国股市起起伏伏，犹如冰山不断发出龟裂声，却阻止不了股民前赴后继。
2007年，中国股市突破6000点，专家和媒体激动豪言，“肯定突破10000点”，股民为之振奋，在冰山下奋力开凿前进。
即便风中送来潮湿警讯，股民也不知暴雨将至。
8月27日，股灾3天前，早已投身股市的“杨百万”察觉不妙，及时清仓后，劝说亲朋好友赶紧撤，很多人不信，以为他在危言耸听。
随后，股市大盘从6124点一路跌到1668点，万众期待的中石油跌破20元，再也没回来。
股市大盘在2007年急速跌落后，曾在2015年再度风光无限，可惜功亏一篑，再度偃旗息鼓。
2015年6月15日到7月2日，沪深两市市值蒸发16.43万亿，每天蒸发1.17万亿。
散户们这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生活在浮冰上，买的不是股票，而是彩票。
那条贯穿时光跌宕起伏的财富曲线，眷顾得只是极少数人。
荒野之外，规则依旧是规则，可惜普通人的“发财梦”因为信息不对称，早成了海市蜃楼。
2000年之后，信息差造成的鸿沟，让个体财富的增速不再相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对富人称谓也不同。
曾经“大款”，现在被称为“高净值人士”，指的是身家千万以上的富人。
九十年代下海经商，千禧年前后网络创业，四五年前布局移动互联网，他们财富的每一次突变，无一不暗合大时代节拍。
20年间，这些富人从中孕育出一大批“中产阶级”。
他们喝着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吃着神话牛排，格外注重生活品质和仪式感。
不过，他们的 “成分”十分复杂：
很多人是“小镇做题家”出身，靠读书改变命运、高薪积累财富，如蒲公英般落到大城市后，生根发芽。
有的是出国留学后，看到了海外的互联网机遇，回国创业，靠“降维打击”，实现了事业成功。
有的是“富二代”“官二代”，含着“金汤匙”来到这个世上后，无需经历这个世界的风浪，便能轻易获得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富裕生活。
有的是一夜暴富的“煤老板”，钱来的莫名其妙；还有的是在时代变革中，抓住隐藏的财富机遇，咸鱼翻生。
还有无数从规则的缝隙中钻出来的“高启强”们，在规则外收割财富，又一步步洗白自己。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成天堑。
最让普通人绝望的是，某个资质背景差不多的朋友，他们彼此间的财富差距，可能区别只在于对方在合适时机，买了几套房。
这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成为无数人一辈子的焦虑来源。
不过，被人艳羡的“中产阶级”，即便住着豪宅，开着豪车，吃着考究的食材，他们内心也同样充满了焦虑。
他们的焦虑来自担心孩子在人生竞跑中掉队，自己日渐稀少的头发和逐渐增多的皱纹，以及资产增速，追不上物价飞涨，精致生活碎裂的不安。
他们更担心命运只要重新掷个骰子，一切就烟消云散。
所有焦虑归根到底，依然是对未来的焦虑。
未来，决定了中产阶级是向上跃迁，还是无情滑落。
未来，也决定了命运是否能继续垂青普通人，重返梦想恣意纵横的年代，再次点燃“财富梦”。
因为对未来的期盼，我们走过了热情洋溢的九十年代，见证了经济飙升的前二十年。
那些难忘的岁月记录下激情，交织成时代脉搏，与每个人的生活缠绕前行，荣辱与共。
这些时代并不完美，却总能在变化中孕育出希望。
我们总想要命运的馈赠，也总忘记命运的残酷。
如果说上一轮人们追逐财富的浪潮，源自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那么这一轮，或许来自对外面世界的恐慌。
上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从各国百年的经济数据中，总结出一条神奇的曲线。
他发现，这个世界始终以50年周期波动起伏，繁荣连着衰退，牵出萧条，萧条至谷底又迎来回升。
康德拉季耶夫去世后，继承者将他的发现称为“康波”理论。
百年的财富梦跌宕，随着“康波”曲线起伏，可谓“天算”。
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有目共睹，接下来必然是难熬的萧条阶段。
但是，时间能洗掉所有灰尘，能让我们翻越山丘，抵达最终目的地。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康波”，谷底后，必将是新轮回的开始。
财富积累其实和人生一样，犹如过山车般颠簸起落，最宝贵的依然是细水长流。
我们需要做的是知识迭代和做好各种预案，系紧安全带，不被波荡甩下，才有可能“逆天改运”。
虽说“人算不如天算”，可一切也未必都是“天注定”。
韩国棋手李昌镐，16岁时就夺得围棋世界冠军。
他下棋从不求快，只求每手棋有51%胜率，往往最终以“半目”微弱优势取胜。
人算与天算之间，只要持续警醒，尽力抓住“半目”机会，依然有可能，胜天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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