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潘汉年的多面人生：从特务头子到囚徒

上篇文章讲到了潘汉年进入特科，正式从文化界转移到了特务圈，如果想了解具体内容，可以看看这篇文章，如果不想看，直接看本期，也不影响阅读：

我们这里需要澄清两件事，加深大家对特务头子的理解。

第一个问题，情报头子到底需要啥素质？

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007那种，或者《碟中谍》里各种依赖“逆概率反应堆”的造型，但在真实世界里，依赖主角光环操作基本活不过三秒，如果真去研究类似土肥原贤二、周同志、佐尔格这些特务头子，你就会发现他们真正的本事就在于手眼通天，基本能通过关系渗透到对方每一个领域，然后找到核心岗位上的人，拿出对方心理价位，把事情解决。

当然了，这里说的“心理价位”有很多种，有人喜欢钱，可以给钱，这一招对绝大部分人好使。但还有些人对钱无感，有更崇高的使命感，比如后来给国军制定淮海战役作战计划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他对国府失望到了极点，希望那个破政权赶紧完蛋，如果你是一个像蜘蛛一样坐在巨网中间的“情报大师”，你就得注意到这类人心里不爽，当然了，他不可能告诉你他心里不爽，需要你自己去捕捉，捕捉到之后，就可以利用起来。

此外还有人是投机主义者，比如国军著名的“倒戈将军”吴化文，前后投降过蒋委员长，日本人，解放后又投降蒋委员长，到了解放战争，情报战线的人敏锐地发现这货有压力就投降，把刺刀顶在他脑门上，然后找到他最信任的人，一顿说，马上就倒戈了，没有这货倒戈，济南战役没那么快结束，济南战役如果没有顺利结束，淮海战役就成了未知数。

说到这里大家清楚了，间谍大师不需要飞檐走壁，但是需要手眼通天，需要洞察人性洞悉人心。

第二个问题，康生到底是干嘛的？

很多人都说他是搞特务的，又不大明白他和其他特务有什么差别。其实几句话就说清楚了，他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如果说潘汉年是“矛”，要到对方阵营里安插间谍搜集情报，那康生后来做的就是“盾”，“防止对方阵营对我方进行渗透”，这个工作想想都难做，因为延安有那么多人，党内有那么多人， 不过康老有个特点就是不怕麻烦，一个一个甄别，搞的延安鸡飞狗跳，天怒人怨，但是效果也很明显，军统和中统对延安基本束手无策，印象中只成功安插过一个谍报人员。

在1931年，陈耘、康老、潘汉年三个人各就各位，陈耘一如既往的，负责不出彩的事，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忙乎啥，这人一辈子都是这个特点，一直平平淡淡，有点像周，不出彩，但是至关重要，一直都在核心岗位上，而且经历腥风血雨依旧屹立不倒。康老负责行动队，指挥暗杀小队什么的。潘汉年接手了前任陈赓的摊子，开始重建上海特科关系网。附上一张早期墨宝，本来藏传佛教那篇准备贴来着：

从1931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当前材料较少，不太清楚他们到底忙乎了啥，这也符合特务们的一贯做法，让大家都知道了，说明你不是个好特务。见报的只有一件事，当时他们策划过一次对国府警局督察长的暗杀活动，这件事本身难度不是太大，事先策划好行动地点和时间，康老的刺客冲上去对准这人的脑门就是一枪，然后跑的没影了。

不过那段时间潘联系上了一个民国奇人，谁？杨度。

如果说民国文人每个人都是个wifi热点，连着一堆人，那杨度同学就是个信号发射塔，连着卫星，杨度早年师从曾国藩的师爷，后来东渡日本，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孙大炮等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后来进入袁世凯的小圈子，袁世凯想不开当皇帝，就是这货和其他几个人撺掇的，后来又去当和尚，晚年又是杜月笙的师爷，到最后在周的介绍下加入了我党，简直。。。。匪夷所思。杨度应该也没少给土党做事，周同志晚年快死了，突然说杨度是个好同志，你们别骂他了。。。特务们的事，一言难尽。

当时潘把上海的电台假设在了一个叫路易.艾黎的美国人家里，国府窝囊，不敢进去抄家，大家都知道，当初张作霖突袭了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给抓出来吊死了，后来我党怀疑美国在沈阳大使馆使坏，立刻就进去搜查，国府没出息到连美国人家里都不敢进去查，怪不得列强普遍看不起国府。列强有个毛病，只和惹不起的人做朋友，大家感受下。

整体来说，潘汉年那段时间肯定是做的不错的，因为陈耘在很多年后想起来他和潘汉年一起共事的日子，给了潘很高的评价，而且此后延安一直都把最重要最机密的任务给他。

1933年潘由于继续呆在上海会有风险，于是回到苏区，继续从事不可描述的工作。

转眼过年到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在根据地混不下去了准备长征，但是跑路这事非常有研究。我们先看看蒋委员长是怎么理解这事的。

蒋委员长这人心机很重，第五次围剿一开始就往后想了两步，尽管前四次围剿都打的跟屎一样，但是这次围剿蒋委员长做好了充分赢的准备，我们先不讨论这种令人羡慕的自信是哪来的。他在幕僚的建议下搞了个骚操作，中央军把苏区三面围住，不还剩下一面嘛，交给广东地方军阀，思路很清楚：红军突围肯定找较弱的一面，那就是广东方向，这样就可以把红军赶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地盘上，让红军和广东军拼个半死，中央军顺势进入，一刀砍死俩兔子。

红军和广东军阀陈济棠也看的很明白，但是怎么解决却非常复杂，双方还在交战，没法互发微信说：嗨，哥别打了借个道。需要找到能说的上话的人，不然你贸然过去谈判，人家会以为是中统派来钓鱼执法的，直接给埋了。

这件事就是由潘汉年来负责谈判，不仅找到了广东王那边能说上话的人，通过谈判广东方面答应给他们让道，还给了红军十万发子弹，广东王的意思很清楚，你们赶紧走吧，越快越好。这么大的事交给潘汉年去操办，说明党内对他还是很认可的，不过这不算啥，因为马上要交给他一个更大的任务。

红军长征接下来就是遵义会议，这个会议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写过一些，大家看完本文后可以转回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台，但是如果对党史了解不是太深的话，很少有人知道是王稼祥取代了博古，上位成为了党内一号头目。

这事有什么说法呢？要知道，博古年纪轻轻就上位成为土党领袖，并不是因为他资历多深能力多强，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现在大家把他轰下台是小事，但是把共产国际的人给轰下台，这就是大事，如果报到共产国际，人家说你们连中央委员都没凑齐就开会，而且不打招呼就把我们的人给赶下台，眼里还有没有共产国际？会议结果明显有问题，会议结果不能算，那就尴尬了。

所以在“由谁来取代博古这个问题”上，几个大佬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最终选中了张闻天。张闻天又是谁？为啥选张闻天呢？

张闻天也是国际派的人，也就是所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这又是个啥意思呢？这是国共合作那会儿，苏联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学校，叫中山大学，专门培养中国的革命家，当时大批两党的青年后备干部前往学习，包括蒋委员长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和女儿，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王明也在那里，还有后来邓公也在中山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就和蒋经国认识。

28个半布尔什维克，说的就是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并且支持王明的那伙人，有次开会，投票表决一个决议的时候，有28个人赞成，还有一个拿不定主意，这个词就这么诞生了，这伙人形成了后来党内的“国际派”势力集团，特点是“苏联共产国际就是太上皇”，一切以苏联为中心，苏联干的所有没脑子事他们都没脑子支持，比如后来在苏区和湘鄂赣大规模SU反，杀人无数的夏曦和沈泽民（矛盾他哥），还有那个把西路军带入绝境的陈昌浩，都是这里边的人，毛的整个前半生，都是在和这伙人斗争，什么反对教条主义，整风，都是针对他们。

张闻天正好也是这些人里边的，不过此时的张闻天在血的教训面前，已经意识到了博古他们是在瞎逼搞，所以是倾向于毛的，也就是说，张闻天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会议开完了，就需要把会议结果发到共产国际审批，但是当时大功率电台挂了，没法发电报，就得派人去上海找电报机，如果上海没有电报机，就得去苏联口头汇报。这次汇报涉及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所以选择务必慎重。

让谁去呢？这个人必须是倾向于毛他们的，而且是毛周都信任的，不然跑去苏联一顿告刁状，共产国际发个电报回来把会议结果否决了，那成啥了。此外这个人必须是王明队伍里的，不然去了苏联跟王明也聊不在一起，王明也不相信他说的话，那也没得聊。最重要的一点，这人必须能力非凡，否则穿越重重封锁到达上海，可能还要去苏联，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最终选中了潘汉年和陈云，我们上一篇提到了，潘汉年尽管自己没去苏联留过学，但他是博古提拔的，国际派把他当自己人，而潘自己这些年的表现又得到了毛和周的赏识，所以选他太合适了。

到了苏联后，跟共产国际和王明解释说：红军内部开了个会，党内领导从王明的一个小伙伴换成了王明的另一个小伙伴，周负责军事。王明问毛哪去了？他说在给周打下手，王明想了下，发现只少了一个李德，反正对李德也没啥好印象，也就不深究了，就这样，共产国际和王明都同意了那次会议，那次会议也就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了。

到此为止，潘和陈对于毛来说都立了一功，随后陈耘去忙别的了，潘汉年去干了另一件事。

这事还得从蒋委员长说起。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蒋已经在计划接下来怎么办，领袖嘛，得多看几步。我们之前反复讲过，他当初拿了苏联人的资助打北伐，一进上海就把土党的人给清理掉了，让苏联人好几亿金卢布的投资打了水漂。

但到了1935年，眼瞅日本人蠢蠢欲动，国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代表着美英资本的宋氏兄妹强烈要求停止剿共，赶紧联合苏联准备抗战，很好理解嘛，美英在华上百年的积累，几百亿的投资，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给了日本人，但是英美又腾不出手，两国老百姓打完“一战”后不愿意去远东给资本家再打一仗。所以美英的代理人宋家不断对蒋施压，蒋也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大兵团跟着红军力行剿灭，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心腹邓文仪去苏联（邓文仪是蒋的侍从室秘书，级别很低，但是地位很高），开始寻求苏联人的支持。

蒋委员长的思路比较复杂，据杨天石说，大概逻辑是这样的：先跟苏联人谈着，如果日本人迟迟不动手，那就先剿共；如果日本人动手，就赶紧和土党讲和，顺手把苏联人拉下水。也就是说，在1935年红军正在四渡赤水期间，国共两党已经在苏联开始和谈了。这里有个问题，苏联怎么不让蒋委员长停止剿共？没电台嘛，而且苏联密码也改了，跟中国的土党失去了联系，苏联根本不知道中国现在什么情况了。

所以1935年9月潘汉年到了苏联后没多久，由他和邓文仪谈判，他俩都是低级官员，聊完了回去跟领导汇报，如果出了事领导也可以装作不知道这事，这个操作非常常见，后来的中美何谈也是这个套路，先是低级外交官拉家常，然后是可以代表美国总统的基辛格去北京，最后才是美国总统。现在也经常这么搞。

而此时另一个人正在准备回国，谁？林育英。林彪他们家有三个牛逼娃，分别是林玉蓉（林彪本人），林育南，林育英。林育南在上篇提了一句，1931年已经被抓到枪毙了。其实这个林育南在党内资历高的不得了，只是死的早，不咋提，早在1923年，他就和元老陈独秀一起进入了土党主席团。

林育英之前就是潘汉年给救出来送苏联的，此时苏联刚开完会，需要一个土党上层都认识的老党员回国，去传达苏共7大的会议精神，顺便把密码给带回去。就选中了林育英。林育英回国后当时土党内部正在搞分裂，张国焘和毛他们已经分裂，并且吵的不可开交，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呼叫张国焘去延安，弥补了分裂，立了大功。具体情况可以看这篇文章：

这事本来是潘汉年来做的，不过潘当时忙着代表王明跟邓文仪谈判，一直折腾到1936年五月才把密码背下来收拾回国，此时林育英五个月前就到陕北了。

即将回国的潘肩负着两项使命，一是把电报密码带到陕北，二是代表王明去和陈果夫陈立夫谈。这里有个问题，他不是和邓文仪谈了嘛，怎么还要找二陈？邓和二陈不是一个量级的，权威性没法跟二陈相比，之前跟邓文仪谈的其实也不算数，只能算沟通，不能算谈判，真能代表蒋的，只有二陈。潘觉得和谈要紧，所以直接去找二陈了。

但是潘辗转香港到了南京后，二陈稍话给他说，你代表的是王明，建议你去延安请示下，延安没同意，我们不方便谈。此时二陈已经注意到王明在党内地位开始下降了。

潘又赶紧启程去陕北，等到达陕北，已经是1936年8月，从他离开苏联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所以毛对他很不满意，脑子里装着苏联跟陕北的密码，竟然跑去国党的心脏区域溜达了一圈，也不怕被逮到了严刑拷打供出来，再说了，三个月就不怕把密码忘了？

有人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是毛从此对潘怀恨在心，乖乖，哪有这么想问题的啊，毛得多小心眼啊。毛一直都是党内的少数派，几乎所有人，都跟毛有过矛盾，几乎所有人都犯过错，包括邓、周、朱，而且有些人犯了不止一次，陈毅在1929年有把毛轰下台的经历，毛如果随时随地怀恨在心，那他也没助手了。

其次说是潘是国际派的人，所以被毛怀恨在心，说这话的人可能不知道康生、张闻天、杨尚昆、包括周本人，都是国际派的吧，而且朱德、陈毅、周都有把他赶下台的经历，也都没像潘汉年后来那么倒霉。

此外还有人说毛因为这件事批复了一句“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其实这句话是1955年，也就是近20年后因为另一件事批复的。

那毛到底为什么记恨潘呢？

毛根本没记恨潘，只是警告了他一次，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潘汉年到延安后没多久，就去参与党内当时最绝密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策反张学良，当时唯一能帮助党的就是张，张是土党唯一的希望。而且潘很快就得到了张的信任，张学良甚至把前线发回来的电报随手给潘看，并且潘还给红军要回来了五万大洋做棉衣。

当然了，能和张学良说上话也不是那么容易，你冒冒失失去找张学良，说咱们别打了，做朋友吧，一起反蒋，首先你也见不到张，其次你可能被当成军统西安站的间谍被抓起来，东北军也有活埋人的习惯。潘他们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关系联系上了张学良，此处不再赘述，将来可能写西安事变再说。

随后又受毛直接指挥，拿着毛的亲笔信去南京找宋庆龄，希望宋庆龄也能想办法联系下各界大佬营救红军，此外身上还带着周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这些都是绝密的，当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知道宋庆龄和毛有联系，那样会破坏宋庆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毛会把这些工作委托给一个不受信任的人吗？

事实上这些都不算啥，等到抗战爆发，潘汉年成了整个地下党最重要的几个领导人之一，地位仅次于周，比后来的情报头子李克农都要高一些，当时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发给延安中央的电报都是以“小开”的名义发的，小开就是潘汉年，基本不以他和李克农的名义一起发。

抗战爆发后的潘汉年人生达到了第二高峰，为啥说是第二呢？因为建国后还有一个真高峰，当时他在上海和香港活动，情报网已经扩散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不仅包括国府内部大量的情报人员，甚至汪伪政府里也有大量的情报人员在给潘汉年提供情报。

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也是土党上海情报科成员中西功的情报提供人，通过这个消息源，潘汉年他们甚至一度推算出来了进攻珍珠港的时间，不过没卵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时美国从好几个渠道都得到了珍珠港可能被袭击的消息，不过在那一年里美国几乎每天都有消息声称马上要袭击珍珠港，早就没感觉了，情绪非常稳定。有点像是911，事发当天其实收到了威胁提醒，但是同类消息每天都收到一堆，太多了，被埋了。

从潘汉年回国后连续被重用可以看出，毛他们已经不再纠结他是不是个靠谱的人了，那件带着密码去南京的事也就过去了，如果觉得潘不靠谱，也不会把那么多重要任务安排给他。

不过就在抗战后期，潘干了一件飚事。

当时潘很倚重一个叫李世群的人，这人早期是土党的谍报人员，后来被捕后没经得住拷打，叛变到国府、抗战爆发后又跟着汪精卫跑了，投了日，并且在汪精卫政府中处于核心位置。等到潘汉年到了上海组建情报网，这个李世群又和潘汉年联系上，说是要求进步请求重新加入组织，潘当然非常乐意了，给延安拍电报说明情况后延安回复“请上海同志自行决定”，李世群也就成了潘在南京的线人（南京陷落后归了汪精卫）。

1943年，这个李世群打电话跟潘汉年说日伪要对新四军动手，让他赶紧去南京面谈具体情况，潘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谍报层面支持新四军，所以赶紧就去了。潘到了南京后，七拐八拐就被李世群带去见了汪精卫。潘和汪精卫具体聊了些啥，当前只有潘的一面之词，说是汪精卫要和土党联合什么的。

常规来讲，潘汉年应该赶紧向上汇报这事，但是有个问题他没法向领导解释，“为什么不经请示去见汪精卫了？”，而1943年又是个特别的年份，当时延安正在搞整风，新四军里副头目饶漱石更是搞的热火朝天，把陈毅也给搞了，潘也怕饶漱石拿着这事不放，因为他和饶漱石关系不太好，怕挨整。可能考虑到当时也没人看到，就没上报。

这事本身没啥，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比较复杂。怎么理解呢？

大家知道，抗战从1937年开打，战场上杀的血肉横飞，但是国府和日本人以及汪精卫的谈判从来没停止过，在1939年，当时美国英国做东，日本和蒋委员长差点停火不打了，而土党特科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揭发国府跟日本人在谈判的事，为啥这么做，大家一猜就知道，让老百姓觉得国府是个坏逼呗。

现在大家觉得蒋委员长是个硬骨头，一直坚持抗日，其实他当时没啥选择，这一点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有描述，老陈说委员长能有权威号召全国人民，就是因为要抗战，所以有了合法性，如果委员长投降了，其他军阀们也会坚持抗战到底，到时候老百姓就跟其他军阀跑了，苏联援助也跟着跑了，尤其汪精卫投降后，蒋委员长就没法投降了。所以当时秘密谈判，双方停火，日本退出华南，蒋委员长承认伪满洲国，每次谈的有了进展，就被透漏出去了，赶紧辟谣。

尤其到了1939年，抗战转入僵持，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多久，简单的算术，日本海军每天消耗4万吨石油，陆军每天消耗一万吨，日本中国都不产油，日本石油迟早耗尽，日本人为了节约石油，肯定攻势日减，就跟王八似的，少动弹，节约能量，而且肯定会去招惹应美苏等超级大国，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大油田全在这仨流氓手里，所以国共都在为抗战后的事做准备。蒋委员长从1938年就看出来日本要去惹美国，一直在那里死撑着，好几次差点跑西藏去了也死撑着。

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事，在国府看来正好炒作一波。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事国府怎么知道的？因为军统南京站的特务也打入汪精卫的侍从室了。没过多久，重庆报纸上头版头条说土党特务密会汉奸汪精卫，而且大胆猜测土党要投日，号召全国人民骂土党。

土党这边怎么看待这事呢？没当回事。

因为已经习惯了，国府一直有编这类消息的习惯，他们编造过周同志的脱党申明，也编造过李富春叛变的新闻，延安以为国府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过保险期间，毛还是亲自过问了这事，问潘汉年到底去见了没，潘说没。这下问题就大了，因为潘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没过多久，新四军潜伏在汪精卫那里的谍报人员也上报说潘去见了汪精卫，饶漱石赶紧给延安打电报，说小潘有问题。延安竟然回了一封毛签发的、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以下摘自电报原文）：

敌伪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汪精卫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千万别信了此类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这份电报说明两件事，一、延安对潘是真信任；二、潘摊上大事了，因为他不仅违反组织纪律，还让领导们背上了失察的责任。

而且1945年他去延安，毛在土窑洞里召集大佬们请他吃饭，当场举杯祝他工作顺利，临行还跟他说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情报战线是非多，大家是信任他的。我们已经没法猜测潘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毛这人一辈子目光炯炯，这次算是被他给忽悠了。潘那段时间猫着，一直不作声，以为这件事很快就能过去，事实上没多久确实没人提这事了，不过不代表这事已经过去了，事实上还没开始。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谍报人员多其实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因为每天会有大量的冲突情报上报到延安，领导需要判断力来甄别，甄别出错常有的事，我们将来慢慢讲。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潘依旧是党内最得力的地下工作者，出入国府地域就跟在自家后院溜达似的，策反了好几百的国府要员，甚至策反了国府“中航”和“央航”两个航空公司，给新中国搞来100多架各类飞机。

有意思的一件事，他那些年跟上海黑社会渊源很深，解放前去策反黄金荣跟杜月笙，杜月笙比较奸猾，无论如何也不肯留下，跑香港了。黄金荣不知道为什么没想开，可能是放不下大笔积业，竟然留在大陆没走，解放后民愤很大，群众要求清算，后来黄金荣落了个扫大街的下场，不过考虑到这小子贩卖人口倒卖大烟无恶不作，这个下场也正常，可以理解成“正义的审判”。

解放后潘汉年的人生迎来了巅峰，当上了上海的副市长，陈毅是市长，那段时间的打击黑社会、平抑物价什么的都有他参与，风光的不得了。

不过转眼到了1955年，命中注定的日子终于来了。

事情其实扑朔迷离，不过大概剧情是清楚的。新中国建国后发生了“高饶事件”，这件事我们不能细讲，大家随意百度下。这件事发生后，上边要求从严查办高饶两人。

当时上海正好发生了投诚过来的情报人员给国府偷摸发送电厂坐标，国军轰炸机炸电厂的事件，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神经绷的很紧，于是彻查此事。

开始查是谁把这些国府情报人员给接纳进来的，查来查去，发现叛徒是当初饶漱石和潘汉年手底下的一个叫杨帆的人给吸收进来的，并且后来这个案子扩大化，说是有三千多特务，饶潘俩人也得负领导责任，由于饶漱石的事情要从严处理，这个案子也就变严重了，潘汉年也就牵连进去了。

到此潘其实没啥大事，毕竟下属的下属有问题，他只是一领导责任。但是他心里压着另一件事喘不过气来，也就是1943年去见汪精卫的事，担心被查出来。

左想右想，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坦白，让别人没法坦白。就去向陈毅坦白了，陈毅知道这事太大，赶紧向毛请示，毛的心情可想而知，当初是那么信任他，这小子瞒了15年。所以批了一个“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到此，潘的案子被单独拎出来调查了，20年前偷摸去见了陈果夫，15年前去见了汪精卫，结合把坏逼吸纳到情报队伍里来，问题越看越大。

而且一查还发现一个问题，当初延安整风的时候，康老已经发现杨帆有问题，饶漱石也把杨帆给抓起来了，后来是潘汉年给放出来的。这下潘汉年更是解释不清了，当时的案子叫“潘杨案”，他俩捆绑在一起了。

所以要调查，李克农把1933年潘汉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55年的电报全部拿出来梳理了一遍，李克农的结论是潘汉年没啥问题。不过有三件事潘汉年解释不清：

1、1936年他从苏联回国，跑南京去找陈果夫陈立夫这事，由于王明在苏联，潘解释不了他去找二陈干嘛去了；

2、1943年，他去见汪精卫，为啥当时不说，20年后才说出来；

3、建国后他吸收进来的间谍又反水了，结合上边两件事，这件事就不是领导责任了。

当时的大环境也比较奇葩，什么都是从严判决，既然解释不清，法院认定他是1936年就投降了CC系（二陈成立了一个黄埔生组成的小组织，叫“中央俱乐部（Center Club）”，简称“CC系”，正好二陈首字母也是俩C，所以CC即指二陈，也指他们的那个组织），后来又投降了汪精卫，是个三面间谍，叛徒内奸，很多人要求枪毙了他，不过毛做了特别指示不准枪毙潘汉年和饶漱石，所以后来判了15年。

现在大家觉得上海第二号人物被认定是内奸很离谱，但是在当时，正常的不得了，国府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和浙江省主席都是土党的人，现在长期干特务的潘汉年是敌特，大家也觉得正常，毕竟那时候大家见过世面，脑洞比现在的人大一些。

潘坐牢之后的事就不细说了，一开始待遇还挺不错，跟杜聿明他们一伙战犯关在一起，还有护士照顾，平时做做手工，锻炼锻炼身体，杜聿明本来得了肾病，取掉了一个腰子，那段时间都养好了，但是到了那十年过得比较惨，不过那时候建国元勋们都惨，也不差他一个，后来周关照下，待遇有所改善，1977年死在了干部病房。

这些年总有人说谁要陷害他，各种阴谋论都指向说他混那么惨是私人恩怨，其实从这个过程来看，他就是建国初期特殊时代的一个悲剧，而且那么大的事瞒了二十年，真有他的。

此外还有一种腔调认为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遭到暗算，这个就更离谱了，因为如果要清理，一建国就应该清理，怎么会等到1955年呢？而且他在党内其实不算知道最多的，秘密最多的应该是周，此外李克农，廖承志，罗瑞卿，知道的都不比他少，而且要搞也要灭口嘛，怎么会写在《毛选第五卷》指示不准杀潘汉年呢？

到了1978年，环境开始好转了，当初潘在上海特科一起工作的陈耘也出来工作，那个李一氓也出来了，此前他也在监狱里呆着，还有长期在香港和潘一起工作的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也当上领导，赶紧开始筹划给潘平反，平反材料就是1955年李克农的调查结果，新中国刚开始那会儿的法律体系是有罪推定，你解释不清楚你的问题，你就是有问题。在改开之后开始无罪推定，检方如果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有问题，你就没问题，折腾了大概三年，1981年潘汉年终于平反了，党说对不住了小潘，弄错了。

全文完。

皖南事变：

西路军：

共和国剿匪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