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台独”势力的三次“过招”

作者：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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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淮安人；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并获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国驻尼日利亚、委内瑞拉、荷兰和墨西哥大使馆，以及联合国驻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合国和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特派团工作，先后担任过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任务区司令部军官、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秘书、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副武官、驻荷兰和墨西哥大使馆国防武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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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1991年至1996年，我在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任随员和三等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战斗在外交工作第一线，那时我才20多岁。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艰苦环境的磨炼以及对台外交斗争的锻炼，记忆深刻的是同“台独”势力的三次正面交锋。

1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西方民主化思潮在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后，又在贫穷落后的非洲大陆登陆，众多非洲国家的原有政权体制和传统价值观受到重大冲击，尼日利亚这个非洲第一人口大国也未能幸免。

当时，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大搞“金钱外交”或“弹性外交”，企图以金钱换取“外交承认”。台湾当局这种“弹性外交”手法一度屡屡得手，仅在西非地区16国中，就同冈比亚、塞内加尔、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以及利比里亚等5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约占该地区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来势凶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涉台外交斗争十分严峻！

1992年12月，台湾驻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商务代表处”悬挂起了“伪牌”。因使馆对外交涉急需要证据，我和使馆的招待员张伟同志奉命前往照相取证。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踩点，出于外交豁免权的考虑，我驾驶着使馆的外交车，准备根据实际情况见机行事。

“台湾商务代表处”与我使馆同处维多利亚岛上，我馆位于使馆区，而台湾商代处则位于岛上偏僻的富人区。其周围别墅成排，门前道路宽畅，视野开阔，而且“台商代处”恰好位于道路尽头，其值班岗亭呈拱形外突，警卫可以通过左右两侧窗户观察到门前180度视野以内的来往车辆和行人，门前的一举一动均在其视线之中。

为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在距离“台商代处”100多米左右的地方驶进路边胡同并停车观察。“台商代处”门前为隔离双向道路，在其对面的道路一侧难以用普通相机拍摄到清晰的“伪牌”照片，即使有高倍聚焦镜头，也会因暴露目标而来不及变焦拍摄。

在观察研究了该区街道的平面图，并在附近的胡同里转悠了十几分钟后，我们始终未能找到一条能够迅速抵近“台商代处”，同时又不被警卫人员发现的道路及安全的拍摄方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有点着急起来。难道只能无功而返？我不甘心！

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时没有手机，在无法同使馆本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我同张伟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驾车绕道，从商代处后面的一条小路悄悄接近，然后突然驶过正门，利用减速停车的一刹那近距离拍摄。我不相信他们能拿外交车怎么样！

然而我们对涉台斗争的严峻性还是估计不足！就在我们突然近距离出现在“台商代处”门口并从车内拍照时，门内一下冲出两名当地保安（黑人），上来就抢张伟同志手中的相机（为保证拍摄效果，张伟同志摇下了车窗玻璃），看来他们做贼心虚，早有防范！此时张伟同志已经拍了两张，为了保护证据，张伟同志死死抓住相机不放，保安便抽手扇打张伟同志耳光，另一名保安则用棍棒击打我的车辆。我赶忙帮助张伟同志夺下了相机，然后猛踩油门，准备驶离现场。

（效果图）

就在此时，保安一声怪叫，从四周一下窜出十几名流氓打手（全部是黑人），手持棍棒和砖块，像一堵墙一样横在马路中间，堵住了我们的去路，同时向我们的外交车投掷砖块。

我赶紧将车子后退50多米，流氓们仍然像恶虎一样紧逼过来。这时，我身后是死胡同，已经无路可退。看着被殴打的同事，以及被砸的外交车，我怒火中烧！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岂能容忍这般奇耻大辱？那时我才二十几岁，血气方刚，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我的脑门，不怕死的劲儿就上来，我准备开车迎头冲上去，闯出一条血路！

于是我轰足了油门，大家都知道奔驰车车身重，起步慢，但是油路一旦贯通，汽车就会像一头脱缰的野马，或者像离弦的弓箭，立刻飞驰出去。50米，40米，30米，20米，10米……流氓打手们见我丝毫没有减速停车的迹象，吓得大叫着抱头鼠窜，原来他们也怕死啊！邪不压正，我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心理，花钱雇来的流氓哪有不怕死的？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大门

就这样，我们冲破了拦阻，回到了使馆。当然，我们的车辆也挨了不少砖头和棍棒。使馆领导和同事特地为我们压惊，并在全馆会议上表扬了我们。我们冒险拍摄的照片为使馆同尼方交涉，并最终打掉了台独势力企图造成双重承认的图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然而我的直接领导不但没有表扬我，反而批评我事先准备不充分，现场不够冷静。我听了以后很委屈，很不服气，但后来一想，领导批评得对，这是对我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我事先能把问题想得周密些，并采取一些伪装措施，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不至于发生直接的对抗。我不由得从心底佩服领导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养成了勤于思考和遇事冷静的习惯。

2

1993年8月，尼日利亚军政府实施“还政于民”计划，将政权交给了文人看守政府。这时反对派兴风作浪，尼局势急剧动荡。台湾当局加大了“弹性外交”的力度，企图混水摸鱼，造成双重承认的既成事实。据悉，台试图以十亿美元的代价换取尼文人过渡政府的“外交承认”。

一天下午5点多钟，我午休后（使馆作息时间是从早上8点至下午2点上班，这也是为了适应当地的作息时间）习惯性地来到了使馆的收发室，无意中发现了一封尼日利亚外交部致“中华民国驻尼日利亚商务代表处”的紧急公函。这封信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尼外交部同意台湾在尼日利亚东部的卡拉巴尔出口加工区设立总领馆的照会原文！

由于英文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差一个“people's”字样，许多外国人搞不清楚，所以出现了误投，而我使馆的收发员由于英文不太熟，警惕性不高，也没看出什么破绽。

作者（右一）陪同金朝宗武官夫妇等人赴尼日利亚卡拉巴尔州做州长工作。（作者供图）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武官和大使（分别为金朝宗武官和胡立鹏大使，二位首长现已去世）。大使看到照会后顿觉事态严重，因为建立总领馆就意味着尼台关系正式升格为“外交关系”。

于是使馆迅速将此情报告国内。在国内统一领导下，全馆上下齐心，全面出击，经过数月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台湾当局的企图，阻止了尼台关系的升级。

事实证明，我发现信件以及处理方式非常及时正确：第二天一大早，尼外交部发现照会误投后，慌了手脚，急忙派人来我馆索取，但为时已晚！

3

“台商代处”的阴谋破产了，但双方的较量仍在继续。果然，我们不久便获悉，“台湾驻卡拉巴尔出口加工区办事处”不顾国际准则，公然升起了“伪旗”。我奉命陪同武官和商务参赞亲赴卡拉巴尔市，同当地州政府交涉，促其勒令台办事处降下“伪旗”。

接受任务后，我了解到该州州长是尼日利亚国防大学的毕业学员，现役军人，上校军官，于是我便同我的好朋友——国防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取得了联系，劝其做州长的工作。

我同尼国防大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曾经数次安排和陪同大使、武官等人赴尼国防大学讲课，另外还安排了尼国防大学校长，以及几十人的应届学员代表团来中国参观考察，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校长和教务长非常理解和配合，立即给州长写了一份亲笔信，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带着校长的亲笔信，飞往卡拉巴尔。来到卡拉巴尔后，为了掌握证据，我们马不停蹄，出了机场便乘出租车直接前往“台湾办事处”，拍下了其悬挂“伪旗”的证据，然后才下榻旅馆。

就在我们办完旅馆登记手续，在餐厅吃饭时，一对华人夫妇突然出现在餐厅门口，探头探脑地向我们张望。我商务参赞一眼就认出他们是“台湾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原来，“台湾办事处”在这家旅馆安排了内线，当我们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办理旅馆入住手续时，内线便迅速将消息通报给了“台湾办事处”人员。

第二天，我们亲自登门拜访州长，转交了国防大学校长的亲笔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明了该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恶果，终于让州长看清了“台湾办事处”的不良用心。州长当面表态，他对此不知情，经我们这么一交涉，他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于是立即承诺让“台湾办事处”降下“伪旗”！

在我们离开卡拉巴尔前，特地经过“台湾办事处”，发现“伪旗”果真不见了，大家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这时，我由衷地感觉到作为一名中国外交官的自豪与骄傲。

- END -

文字| 魏海   图片 | 作者及网络

来源 | 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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