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陈毅的话激励我一生

作者：王新连

1941年生于山东青岛；1964年毕业于外交学院，进入外交部；曾先后在非洲司、教育培训司，对外友协工作；在中国驻瑞士、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多哥等使馆工作，任研究室主任、临时代办等职；200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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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陈毅元帅，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创立与建设，虽然由于伤病未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坚持苏区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更是临危受命，重振新四军的军威；此后在解放战争中，更是驰骋疆场、征战南北，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担任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长达十多年，纵横捭阖，陪同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或者单独率团出访过欧亚非许多国家，为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作出突出贡献，得到国际上的赞誉。

他是一名诗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收集旧部斩阎罗”，多么高贵的品格，多么大的魄力啊！这一切是大家熟知的，我就不多说了。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又是一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这一点知道的人甚少，甚至被人们忽略了。陈毅元帅曾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多年，为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呕心沥血。我现在就讲一讲这段鲜为人知的片断。

1961年7月24日，陈毅副总理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960年代初，我进入外交学院学习。当时外交学院的院长就是陈毅。一进学校，就被陈毅院长的一次讲话所震撼。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加上自1958年开始“左”的思想影响，学校教育在“红”与“专”的关系处理上出了一些偏差，特别忽略了外国语的学习，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陈毅同志决定亲自兼任外交学院的院长。他可不是仅仅挂一个名，而是实打实地履行院长的职务，每学期都要到学校里来，听取院领导的汇报，及时作出指示，并出席结业典礼，发表很多重要讲话。

记得有一次，他就红专关系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指出我们党用人的原则历来都是德才兼备，后来叫“又红又专”。红与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

作为一个征战沙场的元帅，他举军队飞行员为例，深入浅出地教导大家：

“

一个飞行员，经过多年的精心培养，终于驾驶飞机冲上了蓝天。一旦上了天，就是独立作战，又是地下无法控制的。他必须又红又专。

所谓红，就是思想过硬，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否则，到了天上，就飞到敌人那里去了，那不是很大的失败吗？这就显出红的重要。

可是，假如他立场是坚定的，也有一颗保卫祖国领空的红心，可是技术不过硬，一上天，就被打了下来，不但个人牺牲了性命，也会造成战争的失败。这样的飞行员有用吗？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因此，必须是又红又专，两者不可偏废。

”

接着，他话锋一转，谈到外交人员。他说：

“

周恩来总理早就说过，外交队伍是‘文装的解放军’。周恩来总理关于外交人员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是大家熟悉的。这说明外交人员也肩负着保卫祖国利益的重任，所以，也必须是又红又专。因为他们是派驻在国外的，如果立场不坚定，一旦出国，就跑到敌人那里去了。这不是极大的失败吗？

可是，外交是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都讲的是外国话，如果不学好外语，那如何进行交流呢？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不会当地人的语言，就无法进行交流，也就发生不了国际关系。这就同一个飞行员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飞机一样，同样达不到应有的目的。

所以，外交学院的学生一定要花大力气学好外语，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将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外交人员。

”

陈毅院长的一席话对我们触动很大。从那时起，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外语，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也不忘记对青年们进行谆谆教导。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有的人闹得简直没有边，他就不顾个人安危，说出了那句“路线斗争，可以立大功，也可以犯大错”的名言。

为纪念陈毅老院长，1995年9月，外交学院在展览路校区主楼前矗立起一座陈毅老院长的半身铜像，深切缅怀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外交学院的元帅院长。

等到毕业出了校门，踏上了工作岗位，一个个事例完全证明陈毅院长讲话的正确性。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说明在外交工作中，外语是多么重要。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中国驻外的外交官大都不会外语，什么场合都带一个翻译，像尾巴一样，十分不方便。在双边场合倒也罢了，主客人讲话都会留给翻译时间去翻译，但是在多边场合就麻烦了，往往大家七嘴八舌，即使翻译水平再高，等翻译完一个人讲话，人们早已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所以中国的外交官大多时候都插不上嘴，失去了做工作的时机。还有一些多边场合根本不允许带翻译，那可就更惨了。

记得有一次，驻在国组织外交使节去首都之外参观访问，原本由我这个大使翻译陪同临时代办一起去，结果不准翻译陪同。实在无法，我只能将临时代办送上火车，并向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官交待，让他对我们的代办多多照顾。

晚上，当我从车站接回他的时候，他对我说，一天中跟着跑了许多地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只认识了埃及的大使。我问他怎么知道那是埃及大使，他说：“我们坐在一起，大使向我说了一句纳赛尔（当时纳赛尔是埃及的总统），我就回了一句毛泽东。”

还有一次，我们的外交官参观一个养鸡场。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参赞顺便问了一句：“在参观时，我们只看见母鸡，怎么没有公鸡啊？”当时，我们的一位翻译不会说“公鸡”这个词，就灵机一动，翻译成了“我们场里怎么没有先生啊？”他用了“先生”一词来代替“公鸡”，可也没有用“鸡先生”。这一下把农场主人问愣了，他不得不回答说：“我们在座的不都是先生吗？”你瞧，闹了多大一个笑话啊！

由于我始终牢记陈毅院长的话，加上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事的教训，所以我一直坚持外语学习，哪怕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也坚持每天听外语广播。这也为我后来能够为邓小平、习仲勋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做口头翻译打下了基础。退休之后，我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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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盛世中华，脊梁风采》  图片 | 网络   

作者 | 王新连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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