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国与家（上）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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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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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觉得外交工作很风光，但对外交官来说，因为常年奔波在外，常常顾不上家事。我跟夫人施燕华都在外交部工作，我俩的兄弟姐妹对父母的照顾多，我们尽的义务少。

2003年我父亲去世，我在驻法大使任上，当时手头一堆事，法国总理要访华，“非典”期间事很多，还要准备胡锦涛主席与八国集团对话。那个时候我很难过，但我是一馆之长，这些大事我得去抓。所以，那时特意把这种难过的心情压住，一心忙工作去。不但没有最后送别父亲，连戴孝也不可能。施燕华的父母去世时我们也在国外。都没能回去，好在家人理解。

外交官的工作经常会面临大家与小家的取舍，这一点上，我对自己的父母非常感激。我母亲去世时，本来我第二天要出国，听到消息立刻更改行程赶回去。自从1950年我哥哥参干之后，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没有聚会过，直到母亲去世才聚在一起。我觉得父母非常了不起，他们讲起我，总说我给国家办事，让我忙去。

古人讲忠孝难全，像我们搞外交的真是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忠孝很难两全。但是父母理解，他们非常实在，从来没有跟我提任何要求、说自己想要什么。兄弟姐妹也很好，父母晚年全靠他们在国内照顾。这对我工作的支持也很大。

作者全家福，拍摄于1971年11月7日。

我女儿是1968年出生的，此后直到1978年我们从联合国回来，这10年里我俩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也就一年半。我们1973年回上海时，在家门口的弄堂里见到孩子，我问：“还认不认得我是谁？”她说：“你是爸爸。”施燕华问：“那我呢？”她就扭头不说话了。

和其他外交官比起来，我们的情况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很多外交官的孩子因为缺乏管教而误入歧途，成为父母心中永远的隐痛。

如果祖国需要我

对于外交官来说，“祖国高于一切，使命重于泰山”并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外交官也有妻子儿女，也有家庭生活，当祖国需要你冲锋陷阵时，能够不受个人生活变故的影响为国家全力以赴的，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堪称典范。

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外交，他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回答是巴黎和会。很多人都知道，当年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使日本通过和约继承在山东权益的企图受挫，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少有人知的是，在参加巴黎和会之前，顾维钧的妻子唐宝玥因西班牙流感刚刚去世。而在10天之内，使馆内一位二秘的儿子和一位三秘的太太也死于同样的疾病，整个中国使馆笼罩在悲伤、消沉的气氛中。

顾维钧与唐宝玥以及孩子的合影

唐宝玥去世时留下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仅几个月。家庭的巨大压力使顾维钧一度考虑过辞职，并且递交了辞呈。但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时刻，当时北京政府实在找不到比他更为合适的人选。为了报效国家，顾维钧最终收回辞呈，毅然接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任命。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

（左2为外交家顾维钧）

1918年，顾维钧只有31岁。他在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巴黎和会上他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尤其在和会的最后阶段，严峻的局势下中国代表团四分五裂。但是，顾维钧最终选择在关键时刻担负起历史重任，率领代表团坚决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在会上慷慨陈词，说：“中国人不想放弃山东，就如同基督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一样。”当场赢得了多数代表的同情。

“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这是在没有国内指示的情况下，顾维钧毅然决然作出的决定，其拒签行为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他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为国家利益竭尽全力的行动，值得每一位中国外交官，乃至普通中国人学习。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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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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