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案例 | 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一)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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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音频
正文
Foreword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的共同倡议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案例主要介绍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如何对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赢得了各国的尊敬与钦佩。亚非会议的成功对战后的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背 景
1
50年代初的世界形势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极格局进一步巩固:
1947年
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1949年
美国同加拿大、英国、法国等11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简称北约,其宗旨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美国通过实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和亚洲的同盟体系,建立前沿军事基地,向各国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西方联盟中确立了领导地位。
与此相应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老大哥”的地位。
1947年
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50年
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立了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1955年
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对峙,两极格局稳定下来,成为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2
50年代初亚非国家的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殖民体系遭到严重削弱。亚非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增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二战结束到1955年初的近10年间,亚非地区新独立国家的总数由原来的15个增加到27个,它们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
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力图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维持其传统殖民利益,美国也企图排挤英法势力,取代老殖民主义者在亚非的地位,不少亚非人民还过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巩固民族独立,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广大亚非国家迫切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
3
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1955年,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比较恶劣。同我们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阿富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21个国家;另外,英国和荷兰与新中国有代办级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仅有贸易关系。多数国家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新中国有严重的对立情绪。
美台签订《共同防御协定》
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禁运等敌视的政策,拼凑了一些军事集团,形成不同层次的防御链条来遏制中国。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非法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
4
亚非会议的发起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间,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国家会议的建议,与会各国对此表示赞同。随后,印度尼西亚又与印度、缅甸进一步协调了立场。
1954年12月底,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五国同意联合发起召开这一会议,并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其他25个亚非国家参加。
但是,美国却利用亚非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国家之间的隔阂,造谣诽谤,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1954年12月底,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召开亚非会议后,美国官方和一些报刊就大肆进行诽谤性宣传,声称“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说什么茂物会议公报的措辞是“含糊的”,开会的目的是“伪善的”,并鼓吹这是“反对西方的一个行动”,企图煽动一些亚非国家抵制这次会议。
美国《圣·路易斯邮报》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要召开亚非会议。”
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美国国务院对亚非会议十分恐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万隆将会同美国所特别希望不要受中国传染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家进行直接联系”。
二、中国面临的选择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总理尼赫鲁合影。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中国赞同正在酝酿中的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这年的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先后访问中国,两位领导人在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都提到了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
1
支持但不参加
这次会议的筹备,主要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锡兰负责。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虽对新中国比较友好,但怀有戒心。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百般阻挠新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同时,我们得到情报,为阻挠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美国甚至勾结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了针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政治谋杀活动。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可以支持会议召开,但并不参加。
2
参加会议
但在会议上以意识形态划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可以以意识形态划线,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3
参加会议
力促会议成功
这次会议是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战后出现的推动世界走向进步的一股强大的潮流。亚非会议如果取得成功,将会有利于亚非国家团结,促进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削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和禁运;有利于促进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发展,改善我国的外交环境。
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三条。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外交案例》吴建民著(出版于200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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