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细”（下）

作者：刘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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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调外交部工作；先后在亚洲司、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处长、处长、参赞，曾在驻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美国休斯敦、安提瓜和巴布达、乌干达等使馆、领馆任二秘、副总领事、参赞、临时代办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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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一个名称

1974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根据国际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东盟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

建交谈判总体顺利，包括马共等马方极为顾忌的问题，一应而解。最后，在“中国”一词的外文名称上，中方内部发生尖锐分歧，建交协议无法签署，拉扎克访华的具体日期也定不下来。

马来人和印尼人同文同种，过去两国称中国为Tiongkok（中国）。中国与印尼关系交恶后，印尼改称中国为Chna（支那），这是日本侵略印尼时对华人的蔑称。印尼这样称中国，显然是出于侮辱性的，是不友好的行为。

马来西亚和印尼协议统一文字规范后，也称中国为Chna，故其交中方的建交协议马来文文本中，也使用了Chna。中方几经提出用Tiongkok为宜，马方申明了种种为难情形。

为顾全建交大局，外交部拟予以让步，却遭到一兄弟单位的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一再强调事情的严肃性和负面影响，且牵扯到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问题。两个单位多次商讨，文来信往，难达一致，不得不由外交部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由中央裁决。

当时，周总理身患重病，入院进行手术治疗，国务院日常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李先念收到请示报告后批：“这个问题我不懂，请总理审批。”

周总理抱病在报告上批了长长的一段话，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称的由来、演变，直到现在世界统称中国为China的缘由，说得非常清楚。最后批示，建交协议中用China，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的马来文文本中，我方用Tiongkok，马方用China。

1974年5月末，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拉扎克访华，5月31日中马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中方将此意见发出去，对方欣然同意。两国顺利建交。周总理仅在Chna中间加了个字母“i”，问题就迎刃而解。用China，世界通行，且符合英语是马政府工作语言的实情。此事不仅显示出周总理的渊博知识，也显示出他思维的灵活与缜密。

05 一则简报

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尽管新华社在雅加达设有分社，但中国国内媒体一律转述外电消息，以示中国对事件的客观立场。印尼右派媒体和军人则大肆攻击中国涉嫌支持事件，干涉印尼内政。

1965年，一批印尼共产党员被赶入中爪哇一处坑道。

克制了近两个月，中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摆具体事实，据理驳斥对方攻击的谰言。

文中指出，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中国客观了解事实真相，冷静观察事态发展，转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事件，一直没有倾向性立场，直到10月18日，印尼军人冲砸了中方商参处，中方才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强烈抗议。

周恩来总理在阅读外文报纸

我们在草拟备忘录时，错把18日写成20日，经逐级审批上报均未发现，最后还是被细心的周总理发现了。他指出，第一次抗议照会的日期应是18日，不是20日，并让外事秘书钱嘉东核查。

我当晚值夜班，接到钱嘉东的电话，急忙翻查了下资料，便肯定地回答：“没有错，是20日。”钱嘉东耐心地说：“总理记得是18日，你们再好好查对一下。”

放下电话，我仔细查阅了照会批件和剪报资料，发现果然错了。照会落款日期是18日，周总理审批日期也是18日，第二天即19日递出，20日见报。我们错把见报日期当成了照会日期。

我赶紧打电话报告钱嘉东。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若不是周总理把住关，对外定会造成不良影响。我非常内疚，此错在我。在起草文件时，错误日期是我提供的。

第二天，全处开会，集体检讨，除对周总理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记忆力表示无比钦敬外，都表示今后要树立极其负责的工作作风。周总理日理万机，竟然连一个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使我终生为训。

06 一个错字

外交工作时间性很强。大多数上呈的报告和电报都是“急件”“特急件”，甚至“特急提前”。过去没有电脑打字，所有文件均由文印处排字铅印。实在来不及，就只有手抄，有时连誊清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将手写草稿上送。

有一次，我们上呈一份手书报告，其中把没有简化的“藏”字写成了习以为常的简体字，部、司领导均未发现。周总理审批文件时发现了，便旁批了“仓颉造字”四字。

批件退回后，大家争相传看，纷纷赞叹总理批阅文件的仔细，也共同理解总理是借以教育下属认真运用规范化的简化汉字。自此，大家都称周总理是我们的“一字之师”，抄写文件也格外用心，没有把握时，就查阅字典或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简化汉字表，彻底杜绝了用字错误。

07 一个副词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在外交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对案件的处理和交涉的用语都缺乏应有的节制。

在与印尼的照会战中，中方照会的第一稿多由我起草。为了增强气势，且受“文革”氛围的影响，我有时不免用些斗争性强烈的红卫兵式的语言。司、处领导在审批修改时，把一些过激的词句去掉，但尽量保留其中蕴含的锐气。

一次，我在一份抗议照会中用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总理审批时，把“惹”字改为“欺负”，成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一字之改，使语义境界和中国的形象大为提高。

“不好惹”是当时典型的造反派语言，显得强势，比较解气，痛快淋漓，但给人一种强悍、矫情，甚至蛮横的意味，用在政府对外文书中确属不当。

后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此事，强调对外交涉和抗议文书中，不要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类话，还是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比较好些，不要给人一种似乎中国人不讲道理的感觉。

08 一个定语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关系骤然恶化，从高度热络跌到冰点。当时的印尼右派指使军警和暴徒屡次冲砸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多次打伤中方人员，且愈演愈烈、不断升级。

印尼排华期间，当地华人饱受非人待遇。

中方的抗议照会也越发越频，抗议的等级和调子也越来越高，从抗议、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直至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翻译室的领导向我提出，三个“最”字连用，无法译成外文，不可能连用三个“最”字。

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人员面对印度尼西亚右派军队和暴徒的疯狂攻击，站在旗杆下面，奋不顾身，坚决保卫国旗。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时，1966年4月15日，印尼武装军警再次冲进中国驻印尼使馆，开枪把中国使馆护旗人员打成了重伤。

我们在起草照会时义愤填膺，但绞尽脑汁，想不出足以表达事件严重性和中方态度强硬性的词语。无奈之下，还是连用了三个“最”字。周总理审批时，改成向印尼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一个“最紧急”就使事件的严重性和中方立场的强硬程度凸显出来。

周总理之细，来自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来自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端负责，来自他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高尚品格，来自他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

印尼九·三〇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〇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 END -

出处 | 《党史博览》    作者 | 刘一斌

图片 | 网络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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