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话 | 川大岁月

  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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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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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四川大学历史悠久，出过很多名人大家，像朱德、郭沫若、巴金、童第周、周汝昌、卞之琳、冯友兰、朱光潜等等。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全国只有七所重点大学，归教育部直属，四川大学是整个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

外语系是川大最早建立起来的院系之一。我所在的1959级是川大外语系首届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招了两个班，每班二十来人。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到校第二天就赶上听写考试，我只考了2分（满分是5分），没及格，心里很有压力。

作者身着家乡土家族服装留影

走进川大校园，我脚上只有一双母亲亲手缝做的布鞋，夏天舍不得穿，怕穿破了冬天就没得穿了，所以经常打赤脚。身上穿的也是母亲自织的土布缝制的衣服。成都的冬天阴冷阴冷的，我挨不住冻，到旧货店去买过一件棉衣御寒。班上还有位热心的同学资助过我一件单衣穿。这种同学情始终难以忘怀。

外语系本来是有苏联专家授课的，但是，当我们进学校时，正好赶上中苏关系转冷，苏联专家都离开了，教我们的都是中国老师，有的是刚从北京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不过，那时候我们还跟苏联的一些学生保持着“笔友”的通信联系，人家还把照片附在信里寄给我们，可惜后来这些信都弄丢了。实际上，一进大学，我就感觉到中苏关系有些不对劲儿了。

另外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吃到肉越来越不容易了，国家开始进入经济困难时期。

我永远都忘不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时候读大学，像我们这种家庭境遇的学生，国家基本上是可以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助学金还能省出一点零花钱，可以用来买字典和学习资料。我那时候很爱读书，成天背着个布书包，书包背到哪儿，书就看到哪儿。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班上有许多同学吃不饱肚子，有好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全班只有7个人没事，我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为我个头儿小，消耗也少的缘故吧。那时，学校为了防止大家浮肿，发明了一种预防办法，就是把大伙儿赶进一个很大的“蒸笼”里面去蒸，下面熏中草药。

困难时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食堂里面给同学分饭，这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由同学们轮流做。每盆米饭分给8名同学，怎么分可有讲究啦！总是有人在分饭时把自己那块切得稍微宽一点，或者下面插得斜一点。那时候粮食太金贵了，多吃一口或者少吃一口，可大不一样！

2013年3月28日，戴秉国回家乡印江探亲。

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也有个别同学饿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回乡了。读大学五年，我只回过一趟家，因为路途花费实在太高了，真是回不起呀！那次我走到自家门外，母亲一见我又黄又瘦的样子就愣住了，几乎没认出我来，因为我整个人都脱了相。

那是1962年的暑假。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条件开始好转。家里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吃。我在家天天敞开肚子吃，吃了睡，睡了吃，半个月下来，体重竟增加了6公斤！

返校时，父亲一直把我送到40公里外的思南县城去坐汽车，他让我随身带了一袋炒好的豌豆，还特别拿了好几个小玻璃瓶子装满雪白的猪油，让我也带在身上。这可是了不得的好东西！从学校食堂把热烘烘的白米饭打回来，拌一小勺儿猪油，再撒点盐，那是香气喷鼻啊！现在年轻人都没有这种经历，那时候如果有几瓶猪油，可是解决大问题！

读大学期间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每学期大概要劳动一个月。特别是夏收时节，我们要到成都郊外的乡下帮农民割麦子。外语系还组织过劳动竞赛，看哪个同学割得最快、最多。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比城里人更会干农活。我们那天天不亮就起床，稍微吃点儿东西就下地，中午也不休息，饭直接送到田间地头，一直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劳动强度这么高，没有一点儿意志力和体力真坚持不下来。我也累得腰和腿都伸不直了。回想起来，也正是因为年轻时候有了这种艰苦的锤炼，后来再遇到什么费神费力的事，就感觉不算什么了。想一想，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都坚持下来了，今天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1964年，作者用毛笔抄录的一段日记，赠给一位大学同学。

大学期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我们作为大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我们班还编演了一个学雷锋的俄语话剧。前两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把我1964年用毛笔抄给他的雷锋日记的抄件寄给了我，我把它珍藏了起来。内容是：“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1964年，作者就读于四川大学期间的留影。

大学时光匆匆而过。四年级要写学年论文，我翻译了一篇吉尔吉斯作家艾特马托夫的文学作品。五年级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标题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说起来，川大外语系的文学气息比较浓厚，开设了西方文学史、文学作品选读、修辞学等课程，我也很感兴趣。大学时期，我养成了阅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文章的习惯，坚持学习每篇社论。《四川日报》的文艺版和国际版每期都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中学、大学和国家机关都很注重培养工农子弟，政治上很信任。那时，全国各个地方都不富裕，我作为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农村孩子，感觉与城里人的差别也不是很大。然而，今天的情况与以往大不相同，国内重点大学招生，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干部，工农子弟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小了？我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时，专门关注过干部来源和干部结构问题，曾请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调查过外交部干部来源的地区分布和社会阶层情况。我想，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我曾在国务院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会上发言说，像清华、北大这些顶尖学府是培育中国政治领袖的地方，生源结构要相对合理，应该代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必须留出一部分名额给西部贫困地区以及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寒门子弟。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将来由什么人来领导和管理，涉及到国家前途和命运。

据说，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听了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我的意见转给教育部了，现在已经逐步扩大“211高校”招收农村贫困家庭子弟的比例了。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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