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命女人”到46岁诺奖女得主，中间隔着多少个阿里P8程序员？
愿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力和设计力，不被眼前的苟且与利益遮蔽。
yours 非非马
非常喜欢这段时间最炙手可热的美剧《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细节设计与编排，十分用心、有深意。
其中第五集的片头，印象极深刻。画面时间倒回三位女主的童年，一个画外音分别问她们：
长大后想做什么？
1964年故事的女主Beth答：想做一个妈妈。
一个非常有时代特征的回答。
1984年故事的女主Simone，也就是刘玉玲扮演的角色，答：想做一个女明星。
这个人生梦想，可能是自电影明星诞生之后，贯穿所有时代的“女生梦”之一。
到了2019年的女主Taylor，一位反对父权制的女权主义黑人女律师，她的回答是：Superhero。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时代特征的回答。毕竟，时光再往前“倒带”那么一点，也很难想象，在美国一个普通小镇上的普通家庭里的黑人小女孩，敢于梦想成为拯救全人类的超级英雄。
女性，对于自己的性别角色认知，对于未来人生范式、职业梦想的“想象与设计”，注定会刻印着“时代的胎记”。
如果，一个社会的各种“声音管道”都在告诉你：做家庭主妇、为丈夫生儿育女，就是一个女人生来的全部使命；满目望去，身边所有的得体女性，也果然都在做着“快乐的家庭主妇”，一个小女孩，能够想象到的未来与人生设计，自然也只能是——当一个妈妈。
这就是剧中Beth Ann的成长现实。
直到1963年，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女性的奥秘》惊雷般问世，一个新的时代拐点才终于来临。
无数家庭主妇们已经并不甘心于自己被分配的社会角色，却无处可逃，只能无声呐喊。
到了1980-1990年代的美国，如果没有像Oprah Winfrey这样的底层黑人女性，向全社会示范了黑人女性获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大约，彼时的美国黑人小女孩们，也还不太敢去做那么大的“超级英雄梦”。
Oprah Winfrey
奥普拉▪温佛瑞
所以，“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固然是个人选择，但其实更是被时代“塑造”的。对于男性，也一样。
时代，决定也限制着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想象力和设计力。
所以，我们尤其需要感谢那些努力推动变革，思想与行动能突破时代局限的人。他们，为后来者树立了新的Role Model，示范了新的可能性。
我们还要感谢的是，通过对“奖赏系统”的设计，去撬动更多变革与创新的“奖赏规则制定者”。
因为，本质上，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受社会的“奖赏系统”支配的。
02
2019年，10月14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诞生了第二位女性获奖者，执教于麻省理工的Esther Duflo。
同时，她也是诺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Esther与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同事、事业拍档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Michael Kremer，共同被授予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Esther与她的丈夫Abhijit Banerjee
左一为Abhijit Banerjee，中间为Esther Duflo，右一为Michael Kremer
可以预见，Esther此番获奖，无疑将影响更多女性投身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
毕竟，正如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于10月15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中所言：
现在全世界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女性，整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博士，还是助教、副教授、教授，都很少。
所以，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甚少有女性得经济学奖？
她说，不是因为评委会歧视女性，还是因为整个base，太小了。
可为什么这个base会太小？Eshter归咎于很多女性对经济学不感兴趣。
而更值得问一句的是，为什么大多数女性对经济学不感兴趣？这真的是天生的吗？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一提。
在发布会上，Esther笑着告诉大家，瑞典皇家科学院打电话来通知获奖结果时，她和丈夫都在睡觉。工作人员提出，一个小时后就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希望他们两位中有一位出席。
于是，挂了电话，她丈夫很淡定地说：那我上床继续睡觉了。
剩下她一个人，洗漱冲凉喝咖啡，去出席发布会。
这时，Abhijit忍不住进来插了句：那是因为工作人员明确在电话里说了，他们希望要一位女性代表出席发布会。Obviously I didn’t qualify。（显然我不符合条件。）
在这段有趣的发言里，我们可以读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诺贝尔奖走到今天，对“女性获奖者”越来越有侧重与倾向性，并且，他们希望向公众传递这样的性别态度。
可能又有很多人要批判这不过是追求“政治正确”，但就算这次评奖真掺入了“政治正确”的考量因素，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个选择。
正如Esther在发布会中所言：
我希望我的获奖，会激励更多女性。
来自BBC报道
我想，这也是诺奖组委会明确希望Esther出席发布会的关键原因。
比起选出“谁是最牛的”，“诺奖颁给谁”所带来的巨大示范引导效应，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奖其实是一根“杠杆”，撬动着整个社会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度，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它试图撬动更多变革的发生。
用Esther的话说，诺奖就是一个“扩声器”（Megaphone）。
她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我的获奖说明，女性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就、并被奖项所肯定，皆是可能的。
我希望我的获奖，能够激励更多的女性不要放弃、持续耕耘；
也能让更多男性给予这些努力的女性应有的尊重，不因她的性别而有所差异。
”这并非自说自话，或者只是表达一番美好的愿望。
Esther自己就有一项研究。
她发现印度1993年的一条宪法修正案强制性规定了：
全国三分之一的村子在选“村长”时，必须选出一位女性来当一把手。
但具体是由哪些村子选出“女村长”，却是随机的。
于是，她通过“随机实验”研究发现：
在那些曾经有过女性领导担任“村长”的村子，女生从学校的毕业率明显更高，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期许，不会因性别而有太大差异，包括孩子们自己，对于人生未来的规划与抱负，因性别而产生的鸿沟明显更小。
这证明了什么呢？
设计对于女性有利的“Incentive System/奖赏激励系统”，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受重视程度，对女性在教育和职业方向等重大人生问题上可能做出的选择决策，都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这种“政治正确”，要保障的，不是一时一事的绝对公平，而是“系统性公平”和“长效范围内的公平”。它放眼的，是未来世界的整体和谐与发展。
所以，要打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垄断型生态”，需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游戏规则的修改、奖赏系统的重设。
03
奖赏系统决定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从《致命女人》里的Beth Ann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个诞生46岁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的时代，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角色设计”、“性别行为—奖赏回路设计”，已经发生巨大的变革。
但是，依然不够。
因为中间依然隔着无数的阿里P8程序员，及其广大的追随者。全世界范围内，皆然。
前段时间，年收入170万的阿里P8程序员征婚一事，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先贬后褒的舆论反转也十分值得玩味。很多读者问我怎么看，催我写一篇，今天正好一起说。
其实，怎么看阿里P8程序员的征婚，我个人的态度：
重点不是看他提出的征婚条件相对于他的个人条件，有多大的合理性；
也不是看，这究竟是一个男人的爱情选择，还是一桩婚姻选择；
更应关注的，它是通过“大V微博帮征婚”，向社会传递、扩散出去的隐藏价值导向。
以下为征婚截图
那么，阿里P8程序员的征婚，传递出的价值导向究竟是什么？
进一步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并强行赋予其合理化的理由——
因为我很忙，最关键的是，我挣得很多。
他的170万收入在网上引发了无数男男女女的羡羡，也成为人们论证他征婚合理性的重要支撑。
他，还明确提出希望女方能生两个孩子，也因此，希望女方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照顾家庭上。
此处敲个重点：这回一起得奖的Abhijit与Esther 夫妇，充分证明了，一个非常繁忙而有成就（或者说收入不菲）的丈夫，可以有一个同样繁忙并且有成就的妻子。
哦，他们，也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用Esther的话讲，还是两个“认为全世界都该以他们为中心”的孩子。
所以，谁工作更繁忙一点，谁挣得更多一些，不是决定“夫妻家庭分工”的根本原因；怎么看待男女在家庭里的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才是。
这里，有必要再说下Abhijit与Esther夫妇的生活细节，因为我觉得有更正面的示范意义：
如此繁忙的两位著名学者，经常一起做饭，共担家庭责任。据Abhijit的友人说，他有一手相当棒的厨艺。
如果追问印度裔的Abhijit为何不像大多数印度男人那样，认为女人就该在家当好主妇，很可能是因为Abhijit的父母，双双都是印度知名的经济学家，他从小就见识到了另一种女性角色的存在，另一种夫妻模式的可能性。
图为：Abhijit的妈妈Nrimala Banerjee，在印度的家里接受媒体采访时拿着Abhijit的书和照片。
这就是“示范”的力量。
很可惜，阿里P8程序员的征婚给出的依然是一种“旧式示范”。
更糟糕的是，他试图用自己170万的高额年薪，及其所意味着的优渥生活与阶层跃升，来作为“奖赏的诱饵”，去“引诱”更多的女性来认同他的“家庭性别分工安排”，羡慕他为未来妻子所做出的人生安排。
很快，另一位高级别阿里程序员的妻子，站出来发言了。
她细数自己的种种幸福生活——亲身说法，向社会上的女孩子们“示范”，选择一个有高额年薪的丈夫，对于一个女人的人生，意味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的言论，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舆论支持，包括很多大V也出来发声支持。
而这些，除了进一步强化陈旧的性别分工观念，还同时合力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最佳的“行为—奖赏路径”，不是努力取得卓越的工作成绩，而是“抓住难得机会，嫁给一个高薪适婚男”。
你会因此走上“人生幸福的颠峰”，你也会成为众多女性艳羡的对象。在那个“舆论的、物质的奖赏机制”里，你，大获全胜。
或许你会说，舆论认为让挣得多的负责赚钱养家，让挣得少的负责貌美如花，这有错吗？
可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依然是男性普遍挣得更多，女性挣得更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性别角色奖赏机制”难道不是原因之一？
不做结构性、系统性的游戏规则改变，所谓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状就永远不会变化。
如果一个社会一直鼓励的是“男主外女主内”，就只会将广大女性囿于家庭的一亩三分地之内。
如果一个社会的奖赏机制，包括“舆论奖赏”，永远是“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就只会促生更多谋求嫁得好而不是干得好的女性。
如果舆论极力鼓吹“一个男人只要挣得年薪170万”，就可以据此享有对家庭的主宰权、对美女的优先交配权与占有权，这种“奖赏体系”，催产的将是无数为钱蝇营狗苟、又卑微又自大的小男人。
想想《致命女人》里的Rob, 为了取得世俗成功、住得起让人羡慕的大豪宅，他小心翼翼地迎合老板、一举一动都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他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抵抗强烈的窒息感，用不断地出轨、抽大麻来寻求短暂的逃避。
嫁给这样一个男人、过着这样豪华生活的Beth Ann, 就幸福了？
如果是，那就没有why women kill 的故事了。
在一个男女不平权、结构失衡的社会里，其实两个性别都是受害者。只是，只有看得足够远的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04
我想说，对于个体而言，任何选择都无可厚非，旁人也无可指摘，但当个体私事被有意识地放置于了公域——请大V转发所势必带来的后果，并引发了大面积关注和讨论，我们的评价，就不得不同时要衡量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一个社会事件对于未来将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它所引发长期“反应”究竟怎样，这是比事件本身更重要的评价准则。
我完全能理解阿里P8程序员的征婚及其引发的舆论，因为那就是时代现状的产物。但，这也说明了，我们通向“更多诺奖女得主”的路，真得还很远。
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变革“社会的奖赏机制设计”，创造一个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挣170万的土壤，而不是去鼓吹，能嫁给170万年薪的男人，就是女人的大幸运和幸福未来。
这，是时代的倒退，不是现代女性想要的未来。
当有人为170万的阿里P8程序员鼓掌与欢呼时，真的确认过，这是你希望你的女儿、你的孙女所处的那个未来？
愿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力和设计力，不被眼前的苟且与利益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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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非非马：
传统媒体人出身，而立之年赴英留学攻读电影研究硕士。毕业后留英，为著名文化国企创建英国子公司，任总经理。现为文化创业者、中英电影节英国首席代表、领英专栏作家、英国FT中文网特约撰稿。个人微信号：feifeima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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