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歌舞厅里，有玫瑰战神和武汉老杆的晚年绮梦
用四姐的话说，在汉口开了28年歌舞厅，她什么鸟（人）都见过。
每天在三四百平的昏暗舞池里巡场，从地头蛇、小商小贩到退休干部、大学教授，不管什么习性的人，进了她的场子，四姐抬眼就看出个大概。基本每个熟客的人生故事，她都知道个七七八八。
汉口混歌舞厅的老杆无人不知，在汉口开老年歌舞厅，四姐是做得最久最成功的，所以，圈内人都喊她一声老大。
隐隐感到，四姐的歌舞厅，编织着武汉老杆的晚年绮梦。于是，我找到她，让这段《四姐歌舞厅红尘往事》浮出历史地表。
在大智路一带鳞次栉比的店家招牌里，四姐歌舞厅的招牌稍显醒目，有种陈旧的时代气息。
上到二楼，购票入场（早场7块，中晚场都是10块），便来到了挤满中老年人的大舞池。观看他人的同时，我们也无时不刻被他人凝视，很难不产生一种强烈的观感——这里暧昧隐秘，充满生机。
忽明忽暗的灯球、晃动的镭射灯、实木地板上的吱呀舞步……喷薄欲出的荷尔蒙气息与保温瓶散发的菊花茶香毫无违和感地升腾融为一体，我们所感受到的全部，似乎都指向了一种讳莫如深的快乐。
聊起久远但纤毕必现的舞厅江湖往事，四姐总是笑盈盈的，眼神里闪烁着复杂的情感。
采访末尾，我问四姐，开舞厅这么多年，nia最大的感受的是什么？
四姐说，郁闷的老人到这来，容易擦出火花，找到快乐。这种释放，在别处是找不到的。
顿了顿，她又说，不过哪天等他们不玩了，舞厅就真的消失了。
以下，是四姐的自述：
我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屋里人都喊我四丫，当时在武汉说唱团开第四家舞厅时，听了陆鸣的建议，场子就叫四丫歌舞厅，那年我才五十几岁。
现在67了，再叫四丫说不过去了，所以开第五家舞厅就改名叫四姐歌舞厅。
年轻时我做过副食店的会计，但时间长了就不想给别人打工了，于是92年开始在京汉街搞副食批发的小生意，当时2000块钱起家，做了六年，是整条街最年轻、批发生意做得最好的那个人。
· 四姐正在跳舞 ·
我们那个年代，克舞厅跳舞是最抛san的事情，买张三五块钱的门票，可以在舞厅待上半天，不过当时工资蛮低，一般还是条件比较好的才克得起舞厅。
我从二十几岁就爱玩，爱交朋友，尤其喜欢跳舞。那时候精力旺，清晨摸黑爬起来到舞厅跳五点半的早早场，跳到八点去上班，等晚上下班还克接着继续跳舞。
1996年，我不到四十岁，干脆拿着做批发生意挣的钱开了第一家舞厅梦卡舞厅。结果才做了一年多，场地被回收了，生意就黄了。
· 四姐年轻时的照片 ·
第二年，我在光明电影院开了第二家舞厅，同时还在台北路经营第三家舞厅海岛舞厅。2000年左右，台北路附近出现了蛮多嗨吧迪厅，不过那是年轻人去的地方，跟我们关系不大。
记得那几年我特别忙，一边开着两家舞厅，一边收副食生意的尾账。当时运气不好，赊了50万的货给关系蛮好的拐子，最后钱收不回来，我也没找他扯皮，声都不揍就把欠款单撕了，告诉自己就当少做两年生意好了。
后来我就没做批发生意了，专心经营舞厅。海岛舞厅关了之后，我在武汉说唱团开了第四家舞厅四丫舞厅。
· 四姐和女儿 ·
没想到舞厅装修好没多久，文化局就把场子收回去做都市茶座了，我一分钱损失冇要，又把舞厅搬到了车站路。
十几年前，我花了50万盘下车站路之前的一个做垮了的老舞厅，又花了100万在舞厅建了12间KTV包房和3间麻将室，上下两层加起来有上千平米，16年我把这里改名叫四姐歌舞厅。
记得一开业，生意几红火额，生意最好的时候是12年左右，每天早中晚场，场场爆满，一天最多有上千人过来跳舞。
我男将是弹吉他的，自己玩乐队，同时也是乐队经纪人，他帮我联系了一帮组乐队的老伙计来舞厅驻场演出，台上动静一大，舞池里就更炽热，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疫情前。
前三年生意不行，我忍痛把乐队都退了，店里十几个退休老员工都还留着在，再难都没差过他们一分钱工资。
疫情后，生意又慢慢好做了，我反而把持续了十几年的门票价格从12块降到了10块。
· 采访当天，四姐特意请之前合作多年的乐队过来助阵 ·
不像外面广场舞都是老师教大家一样的动作，我们舞厅都是蛮随心所欲的，么司流行歌网络歌山歌红歌，岔倒跳，你想么昂跳就么昂跳。
蛮多老人待屋里灰头土脸的，出门都是把自己收拾得油光水滑的过来跳舞。各种老舞新跳，下腰、翘胯子，甩倒旗子卯倒跳。莫看他们年纪大，骨子里都蛮时尚。
一年到头舞厅只有过年休息三天，冇得法，今年除夕还有人闹倒要我开门。
我们舞厅分早中晚三场，早场7块一个人，都是散客，十点半跳完大家都要回去做饭带孙子。
午场和晚场是10块钱一个人，这波客人大多都是不用带吖的，大家按微信群组团过来跳舞，午场跳完可以免费唱K，不过大家跳完舞大多会去附近餐馆AA制吃饭、喝酒，人均最多五六十。
酒饱饭足，晚上回来接着跳。蛮多人第二天眼睛一睁，端碗过早又跑来了。
做舞厅这多年，挣过钱，也贴过钱，前两年最难的时候，连一向支持我的屋里人都叫我莫开了，但我非要把它开下克，我始终记得蛮多舞友对我说的那句话：四姐，我的后半生就交给你了。
来我这跳舞的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空巢老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蛮多人都经过了各种坎坷，老伴走的走、离的离，吖们也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了。
一个人约倒屋里容易东想西想，不如出来唱唱歌、跳跳舞，有么烦心事，找人咵哈子白，高高兴兴就回家了。
有些独居老舞友说的话，想起来我就心酸，有些天天过来跳舞的老人甚至认真跟我说过，如果我明天不来了，你们要来敲我屋里门，打我的电话，要是还没人应，就帮我打120。
来跳舞的老人里，年纪最大的恐怕得有上百岁。
那个爹爹的儿女都在国外定居，我们还叫四丫舞厅时，八十大寿就是屋里人给他在我们舞厅办的。当时他身体很扎实，八九十岁每天穿着燕尾服，神采奕奕牵着小他20岁的舞伴过来跳舞。
舞伴是女儿给他找的，每天还帮他买烟、买过早，后来舞厅搬到车站路来了，他女儿还特意在附近给他租了房子，让他来跳舞。
后来，京汉大道修街，我们舞厅关了一段时间，等重新开业，就冇见老人来过了。没人忍心打听，也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
我们目前的舞场里，最远的舞友住盘龙城，一周四天往返三个小时过来跳舞。
婆婆管自己叫玫瑰战神，从工厂下岗之后，做生意亏了一百多万，几年前又被查出来得了癌症，被医生判了死刑。
不过她心里很强大，出了院继续跳舞，把癌都跳冇得了。玫瑰战神每次都是浓妆艳抹来跳舞，眉心用口红点了个红点，身上挂满了亮闪闪的首饰，穿的旗袍还是自己动手改做的。
前些时复查，又查出来两个坨子，不过她心态好，依然过来跳舞，跳完了晚上回家还喝酒。
还有的女同志和男同志一起跳舞，跳出了默契，慢慢组成了家庭。
不过也有蛮多人没有组成家庭，从五十几搭伙跳到六七十，就当交了个无话不说的红颜知己，平时各过各的，也会互相搀扶着来跳舞，三不时给对方带碗自己煲的鸡汤，都蛮友爱。
我们舞厅有四十几个群，每个群都有几百人，群里确保有三十个人过来跳舞的话，我会送6张门票，我每天会给不同的群留专座，一周不重叠。有人天天都想来，就得在散客区找位置，实在不行只能站着了。
每个群都有一个管事的群老大，群名叫得五花八门，都是群老大取的，么司武广群、猴歌歌舞群、秋天歌舞群、随缘相聚群，随便他们叫。
除了跳舞以外，群老大还会组织他们出去郊游踏青，到处玩。
看新闻说有的老人在养老院蛮造业，我和玩得好的舞友姐们就都说好了，以后没事就组团出去玩，每到一个地方就找个别墅住着，自己搭舞台唱歌、跳舞。不跟屋里人找麻烦，我们自己抱团养老。
以前每到一个新地盘开场子，总有地头蛇带着一群兄弟过来闹事。
记得闹得最大的一次，是96年我刚开梦卡舞厅，当时大军山监狱放出来一批人，里面有个小头目把长刀揣在西服里，带着一群人来我这收2000块保护费。
有的小混混趁着黑灯舞，拿着玻璃杯就往舞池里砸，还有的道上混的人进来跳舞不给钱，扯横皮。
要晓得，我小时候在头道街长大，这一带拐吖蛮多，和什么牛打鬼都打过交道，再加上我胆子蛮大，谁哪个来闹事我sai都不sai。
我会蛮平静地跟这些人说，我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我也不能让倒你，今天我要是让倒你，让你从这拿一分钱走了，我这个生意也莫消做了。不过你们既然来了，就都是朋友，先好好玩一哈再说。
还蛮幸运，每次最后都顺利摆平了，没闹出过什么事来，还把他们都变成了我这的常客，他们都蛮讲江湖义气，后来都带很多朋友过来，自觉买票跳舞。
事后我想过，如果我是个男同志，硬碰硬的，可能上来就跟他们打起来了。还好，我可以用女同志的气场把人压下去，毕竟，在江湖上混，面子都得互相把。
说实话，开门做生意，就一定会跟别个有摩擦，但我们总体来说还是蛮团结友善的。毕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最爱国、最听党的话的一代人。
记得二三十年前，武汉还是有蛮多歌舞厅的，但慢慢都做垮了，到后来能坚持超过五年的都算不容易，现在武汉剩下的老歌舞厅都是薄利多销撑下来的，也没几家了，所以蛮多老人也就没地方去了。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家把睡衣袄子一笼，一坐就是病怏怏的一天，但出来跳舞就不一样了，化妆、烫头，再把高跟鞋舞裙一穿，人就立马“活”过来了。
可能年轻人没体会，我们这代人其实过得很辛苦，儿女没空管老的，我们就自己管自己，约倒跳个舞，吃个饭，怎么快活怎么来。
偶尔出于好奇，我也克年轻人的酒吧瞄哈子，以前克过边哈吉庆街最大的那家嗨吧，我跟门卫说进去找我的姑娘，别个就让我进去了。进去之后，不是蛮舒服，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感觉还是跟年轻人隔着代沟，我们舞厅喝茶水，他们酒吧卖洋酒啤酒，我们卖瓜子花生，他们嚼槟榔。
热闹是都挺热闹的，但都是各热闹各的。
editor 编辑 ·小失
photographer 摄影 · 蔡沐桉/受访人供图
designer 设计 · 44
「你怎么看四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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