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大学”或者是“大学生”，人们的看法和感受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在上个世纪以及本世纪初，“大学生”象征着我国教育体系当中几乎最高的等级，能够进入高校接受教育的人基本是凤毛麟角。
但是在今天，别说是普通的大学生，就连研究生人数，都已经超过了300万人。2021年年底参加国家统一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数甚至达到了令人窒息的457万人。这样的现状也使得人们对于“大学生”的看法变得“见怪不怪”，甚至许多迹象表明，现如今的大学生们的生活根本与学习无关，每天不是通宵上网就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生活昼夜颠倒、饮食全靠外卖、拿着父母给的钱快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刻板印象？现如今的大学生真的是因为进了大学而变得“沉沦”吗？高钢教授的经历与感受
高钢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无论是自己曾经的海外教育经历，还是将子女送至海外接受教育的经历，都给了高钢教授比较丰富的比较素材。
身为一名大学教授，高钢老师曾经在孩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以及思考，并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学生接受教育的差异，其实主要体现在中小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父母与学校太看重学生的分数与成绩。
对于熟悉中国大学学生、也熟悉美国大学学生的高钢教授而言，他认为论勤奋程度、执行力以及坚持性，中国的大学生无疑是更加突出的；但是美国学生相对更强的是其创造力、接受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高钢教授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应该是我国教育更看重小学教育导致的。我国的学子众多，人们的竞争几乎从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开始。
等到小学时期则更甚：无数家长抱着“望子成龙”、“赢在起跑线”的心态，在孩子尚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纪，就开始为其选择各种补习机构以及课外兴趣班，试图让孩子在幼小的年纪便超越同龄人。
于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许多学生自由便渐渐会丧失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学习的目的渐渐会变成获得好的成绩、得到外界的肯定与夸奖、得到正确的答案，这种状态一直会延续到高考之前。但是在经历了十二年寒窗、杀出“千军万马”进入大学之后，学子们会发现，大学校园当中不再会有人去“推着”自己学习，所有的动力均源于自己。如果没有自主学习的动力，那么生活完全是自由的。一个大学生可以不学习、不读书甚至不上课，这些行为的后果远远不如中小学时期不学习来得明显。如何“学习”
“学习”这个词汇大约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前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当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汇了。关于“学习”这个过程，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爵士认为人类社会当中的文化都是“可习得”的，学习则是掌握社会当中各种风俗、习惯、法律、道德等事物的过程……对于家长及学生，这一词汇是有不同含义的。
对于学生自身而言，学习永远是基于兴趣的。众所周知，我国的学生会在高中的时候面临文理文科或者是现如今的科目选择，以此来来确定自己学习的重心及应当努力的方向，这其实就是一种兴趣的变相体现。
许多学生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阶段，都会表现出在某些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偏科等情况，根源便是缺乏足够的兴趣。人们有时会认为，兴趣这个东西是天生的，比如有的孩子，天生不善于算数，那么这个孩子就学不好理科的课程。
对于家长而言，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要想让孩子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那就势必要让他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简单来说，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其余的时间也不能放松。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表明中国教育领域已经完全内卷化了呢？难道大众家庭在如今的环境中再难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了吗？杨振宁教授除了是著名的学者以外，还是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他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等诸多自然科学界奖章，放眼全球，都是叫的出名号的存在。
杨振宁教授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毕业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后来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育行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他都有过相当长的教育经历，也正因如此，他对两国的教育模式有着极其深刻的了解。在某次访谈的过程中，杨振宁教授针对两国的教育方式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他认真的表示，尽管美国的人数比较少，因意识形态和国情所导致的教学理念也更为自由，但中国的教育模式才是最适合普罗大众的。美国教育适合培养天才，中国教育适合大众。在高等教育阶段之前，美国的教育水平落后中国一大截，其教育观念表面上很自由，但也正因西方的自由观念深入至各个领域，美国的许多孩子在很小的年龄就接触到了负面的事物，例如烟酒，毒品，街头文化，甚至是黑恶势力，这些都极其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松散的教育制度很难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能力，有许多孩子因自制力不足，他们在小学阶段就染上了不良的嗜好。两相对比，中国的初级教育水平更高，体系也更为完善，毕竟中国自古以来都极其重视幼年时期的教育，与文化背景脱不开关系。但与此同时，社会上有许多人诟病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是对孩子创造力的扼杀，这个结论是否正确那就要看个人的理解了。也许当前的教育模式的确让孩子的想象力发展受到了阻碍，但与此同时也避免了孩子在很小的年龄就染上恶习。
中美教育的区别还体现在了特长培养领域，对于西方更推崇自由平等的观念，所以他们更重视个体的需求，而中国式教育更重视基础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所以中小学阶段的艺术体育特长生并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杨振宁教授表示，如果家长发现自己在某些领域具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那么最好先在国内接受牢靠的基础教育，等到他接近成年以后再送去西方国家培养比较好。无论是中式教育还是西式教育，双方都有着各自的利弊，但不管怎么说，教育模式一直在更改，其目的就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理查德·费曼在物理学界，被公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提出纳米概念的人。
费曼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也认识了杨振宁，两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由于两人成长经历不同，但都拿到了诺贝尔奖，杨振宁这才认为，费曼若是出生在中国，可能会得神经病。这个观点是在一个谈论中美教育差距提出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家庭环境，都有不同教育方法，在许多家长眼中，考一个好大学、出国留学、赚大钱就是最成功的人生，在这种观念下，也刺激了许多家庭，父母都不遗余力送孩子出国留学。
杨振宁的孩子就是在美国读的书，他说其实美国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其实相差不大，在环境方面，美国要糟糕得多。我们都知道，美国文化相对开放，大麻一类毒品在美国是合法的。即便不知道美国的情况，看过美剧的也应该知道，毒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社会元素，加上美国不禁枪，美国高校枪击案也是居高不下，将一些心智不成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很容易也会染上这些恶习。但这些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国家和学校的管控力度都比较大，容易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三观。中国教育侧重知识的掌握点，美国教育提倡个性化发展，对于成绩好的学生，去美国进行深造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美国的一些资源还是相对要强上一点的，拥有好基础的学生，在美国也可以进行特长培养。杨振宁还用了理查德·费曼举了一个例子，费曼是享誉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他以天才和滑稽出名，他曾在访问巴西时，严重批评了巴西的教育，费曼发现巴西孩子很早就开始学习物理，上课时认认真真做着笔记，然而纵观巴西整个历史，却找不到几个物理学家，为什么呢？费曼严厉地提出批评，说：那么多孩子如此用功，却都是无用功！一本书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那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地背诵而已……
费曼为了反对教科书的平庸，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只有他一个人，是很难推动这种改革的。杨振宁跟费曼也认识，他的“疯狂”杨振宁也见识过，他认为费曼若是出生在中国，可能会成疯子。费曼是一个天才，其父母，很早就开始培养他的兴趣爱好，比如带他去博物馆，给他读《不列颠百科全书》，他跟父亲还会讨论，后来费曼说：没有压力、只有可爱的，有趣的讨论。上学时，费曼同样保持着这种研讨精神，小学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人的尿到底是不是依靠重力排出来的？
同学们一听，展开了讨论，并认为是依靠重力，但是费曼认为不是，还倒立着将尿撒了出来，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在麻省理工读书时，他在食堂看见一个盘子飞了出来，盘子上还有一个徽章。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朋友说，这个盘子和徽章的速度比是2:1……这些在别人看来都是无用功。费曼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滑稽演员，这正是他的滑稽成就了费曼，这样的费曼若是出生在中国，要是趋向平庸，要么会得神经病。在时下颇为流行的关于中美教育的比较中，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特别是我们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极少的事实令人沮丧，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考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虽然不是所有的优秀学生最后都能成长为优秀的学者，但优秀的学者在学生时代通常都会比较优秀——尽管也会出现例外。
也就是说，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当中谁最终会脱颖而出；反过来，如果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优秀的学者并不依赖于优秀的学生而产生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就没有必要建立正规化的教育系统。
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
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从比较的角度看，关于教育的目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社会——和美国的教育似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以科举制的终结为分水岭，中国教育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等等；但另一方面，教育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这一点在《礼记·大学》里表达得非常清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教育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功利性。因此，即使在晚明和晚清政治社会极度腐败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脉。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20世纪50年代全面转向苏联教育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这一历史进程，只不过是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发生了转换而已。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再度转向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借鉴和学习。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美国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或好的公民。它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在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知识非他人所能传授，主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师通常只在最后提纲挈领地把知识点做一总结而已。
美国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之相比，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
从根本上说，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努力需要对教育的更大投入，更有自信，也更有耐心。教育固然应当为社会经济服务，但更重要的，教育要改善人心，实现教化。
也许，最终判定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有效的标准，并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学校，盖了多少大楼和教室，入学率以及工程师的数量等等看得见的数据，甚至不在于培养出了多少国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而是在于，通过教育，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变得更加文明、更加从容、更加友善，更加有道德等等看不见的感觉。
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这才是更富于价值，更为根本因而也更为有效的教育。
来源：家庭教育义工 孩子的成长 编辑：成都夏虎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