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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人晚年过得多艰难?连诺贝尔奖得主也不例外

项西行 陌上美国 2019-03-28

2018年10月2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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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个月前2018年度诺贝尔奖新科得主们在鲜花和闪光灯下享受荣誉的时候,一位昔日的物理学宗师巨匠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就是198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金粒子”的发现人,前费米实验室主任里昂·莱德曼教授。



这位大师,除了以一位理论巨匠、优秀教师和物理科普畅销书作者的身份著称于世以外,居然还有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事迹,出现在所有报道他逝世新闻的媒体上。


那就是,莱德曼于三年前确诊了老年痴呆症。为了付高额的医疗账单,他不得不网上拍卖了自己一生荣誉的象征:那枚金灿灿的诺贝尔奖章。



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应该是名利双收呼风唤雨似的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混到需要出卖奖章才能付医疗费的地步吧。


比如日本,曾经雄心勃勃制定了“半个世纪内拿三十个诺贝尔奖”宏大目标。中国人的诺贝尔痴迷症就更不用提了,莫言和屠呦呦分获文学奖和医学奖,曾让国人象过节一样大大庆祝了一番。


在东方人看来,这些曾站在科学高峰上为国争光的人,应该被当成民族英雄国家瑰宝一样来供起来才对。美国是不是太不重视人才了?


其实,就是在美国所有诺奖得主中,莱德曼还远远算不上混得最惨的人。


2010的化学奖得主,是美国的赫克,这是一位上了有机化学教科书的经典人物。他发现了“赫克催化”反应,就是碳和稀有金属之间可以形成化学键。以此为契机,形成以碳为中心的各种结构复杂的化合物。这是在化工和制药产业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现。


赫克


可是仅仅在他得奖5年之后,也就是莱德曼拍卖奖章的同一年,我读到这样一条悲惨新闻:


赫克在菲律宾一家私立医院住院因为拖欠账单,而被院方扫地出门,不得不住进条件低下的公立医院,没几天就撒手人寰了。


一个响当当的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怎么会流落到菲律宾这样的欠发达国家,还落魄至此的呢?


据说,赫克当年是个专注做学问不重名利社交理财之人。他在得奖名声鹊起之前,就被所在的大学劝退了,每个月只有2500块的基本退休金。也就是在菲律宾这样的低消费国家,才能过得自在些,更何况他太太是菲律宾人。


但是,人一旦生病,就什么都指望不上了。据说,赫克临终前,太太已经去世。膝下无子女的老科学家,反复念叨要回到祖国家乡。竟然无人相助,最后一把老骨头埋在了异国他乡。


有人说,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虽然夸张了点,但是从这两位诺奖得主的晚年看来,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凄凉的可能性。


即便他们曾是站在世界科学最高峰的时代弄潮儿,一旦人老珠黄创造力衰退,也有被社会遗忘的危机。


物以稀为贵,诺贝尔奖在东方情形就大不相同。


被誉为“光纤之父”的香港科学家高锟,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晚年和莱德曼一样,得了老年痴呆。就算是退居二线多年之后,还被《亚洲新闻周刊》评为“20世纪风云人物”。逝世后,香港特首深切哀悼,中文大学特设专区吊唁,也算是备极哀荣了。


1999年我曾经在纽约大学的长岛石溪分校校园漫步,友人指着一栋大小居中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杨振宁教授的居所。那栋房子,和杨教授后来海归清华后的居所,一幢寂静优雅绿树环抱的乳白色二层别墅相比,就有几分寒酸了。


老杨作为第一个夺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长期都是国家民族的骄傲,所以政府奖他一栋别墅。在82岁娶28岁的事传开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和八卦和搞笑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有失必有得,老科学家晚年生活的照顾问题得到了解决。


美国毕竟是发达国家,莱德曼和赫克晚年虽然不算辉煌,只要身体健旺,过个平安的退休日子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莱德曼痛卖奖牌未雨绸缪,赫克穷困潦倒客死他乡,倒霉就倒霉在这个病上。


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基本福利,在发达国家里被公认最为抠门的国家之一。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实现了退休人员的基本退休保障,SOCIAL SECURITY,这也就是赫克得以在菲律宾养老的基本收入。


30年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医保和医疗补助法(MEDICARE AND MEDICAID),给65岁以上退休老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退休保险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医保的门诊部分医保可以保80%,听上去不错吧,但如果这是一个昂贵的测试,那么剩下的20%自付款也足以让一个温饱之家濒临破产。


再拿莱德曼的老年痴呆症举例,如果他最终完全失智,就只能住养老院了(NURSING HOME)。在美国,比较好的养老院每月好几千,这是退休医保MEDICARE绝对不管的。所以也难怪莱德曼拍卖奖牌。


令人高兴的是,他的拍卖筹集了七十万美元,三年下来的医治费用是肯定无忧了。但是没有金牌可卖的路人甲呢?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20%的美国老人去世时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为零,高达一半的老人,存款少于一万。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日益增加的医疗费用。


美国没有全民医保,政府只管退休和残障人士的基本医保。就是这样,国家健保投入占全国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8%。相比之下,那些有全民医保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和台湾,才8%,英国挪威澳大利亚是9%, 法德加拿大是12%。 


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众健康的硬指标,比如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美国在全世界仅仅排第19, 而采用全民医保的法国是第一。


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老百姓还是怨声载道。据统计,美国人对本国医保的满意度仅仅为25%,远低于加拿大的40%,尽管加国有看病难排长队的恶名。台湾人民对本岛全民健保体系的满意度,据说是70-80%。怪不得,我身边的台湾同胞如果得了疑难重病,很多都选择回台就诊。


当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欧美澳的全民医保国家,面对社会老龄化的挑战,也面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困境。比如英国老人如果需要膝髋关节置换,需要排队很长时间;而7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申请主要器官的置换手术,基本不可能。


1935年,当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安全保障法》的时候,美国人均寿命是60岁。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法》(MEDICARE AND MEDICAID)的时候,美国人均寿命是70岁。总统和国会大概基于这些数字算了一笔账,觉得这些法案能搞的下去,才签的字。



而现如今,美国人均寿命已然飙升到了79岁。世异时移,变法宜矣,如果再墨守陈规不思进取,那么这两个美国人民赖以熬过晚年的法案,会不会面临破产的前途?


一个带点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促成发达国家人民预期寿命大踏步前进的医学革命,恰恰也正是让各国医保不胜重负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看为什么现代人活得长了。一个重要因素,是戒烟运动的功劳。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心血管疾病防治和治疗手段的突飞猛进。


在过去,一个四肢发达全身器官基本健康的中年人,很可能就因为心脏或大脑里一根细小血管的阻塞而挂掉。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活到需要大量消耗医疗资源的年纪,就仙去了,没有花国家多少养老费。而现在,心血管造影诊断和搭桥手术的普及,有效降血脂防脑溢血药物的涌现,让这类英年早逝的悲剧大大减少。


但是,现代医学固然延寿有术,在提高老人的健康质量,节约医疗开支方面,却是徘徊不前。比如,能拖得病人经济破产家庭精神崩溃的早老年痴呆症,制药业斥巨资多年研发却毫无办法;病人众多维护费用高昂会造成多种器官最终衰竭的糖尿病,治疗创新乏善可陈。


医学最大的成就,仅仅是维持一个心脏的跳动,而这个心脏的主人,也许已经失智多年,或许因病痛生不如死。生命在这种状态下的延续,固然彰显了人类向死亡极限挑战的决心和成就,但其副作用就是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漫长的煎熬,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家孩子在学乐器的时候,曾经去老人院(NURSING HOME)表演,让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体验一点难得的青春童趣。我们去的那家老人院,在当地算是很有口碑的,收费不菲。


我走进去,看到里面设备齐全窗明几净,医护人员耐心周到,不禁感到一阵宽慰。但同时,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一丝淡淡的,也许是老人院“特有”的气味。轮椅中的老人们,白发稀疏,肩背佝偻,他们满是皱纹和沧桑的脸上,或是一脸纯真的童稚,或是双目茫然神情僵化,让人又感到一丝心酸。


2016年,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一条陡峭崎岖的自行车道上,一个消瘦的身影,坐在一辆为行动不便者特制的三轮自行车上,正在奋力前行。不知为什么,车子突然失去了控制,人也摔了出来。待警察接到他焦急的太太的报警电话后赶到现场时,发现的只是尸体,死因疑似脑溢血。


他就是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华裔学者钱永健,享年64岁。他在去世两年前遭遇中风,行动能力受损,但是作为一个自行车运动的狂热爱好者,钱永健给自己特制了一辆残障人士专用三轮车。这样,即使是在俄勒冈养病的时候,也能坚持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却遭遇不测。


他的夫人温迪这样评价自己的夫君:他是一名冒险家,一名寻路人,有着自由翱翔的灵魂。


钱永健(右一)


莱德曼于失智混沌中在96高龄上去世,赫克贫病交加被医院扫地出门的时候,是84岁。我又联想到在老人院看到那一幕令人心酸的场景,不由得慨叹。钱永健64岁脚步匆匆英年早逝,固然是家庭的悲剧,科学界的损失,但对他这样一颗不受羁绊自由翱翔的灵魂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和自由呢?


钱永健因为完善生物荧光技术而获得诺奖殊荣,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八卦。


生物荧光蛋白是日本科学家最先发现的,之后,一位美国科学家普瑞舍(Prasher)以此为基础发现了编码荧光蛋白的基因,为以后这项技术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但不幸的是,他的学术路子不顺,拿不到科研经费。在研究组散伙之前,把宝贵的基因赠送给了队伍刚开张的钱永健。就象把一个出色的骑手扶上了千里马,最终让他一路疾驰达到了辉煌的终点。


在丰收的时节,普瑞舍却因为早就淡出学术界所以诺贝尔评委没有考虑他。而钱永健拿奖后到处打听当年的恩人在哪,才发现这个当年的科学奇才在机场开每小时十块的巴士度日。


知恩图报而又爱才如命的钱永健,立即诚邀普瑞舍加入自己的研究组继续搞科研。如此喜从天降,这个失败的科学家以为自己的科学第二春从此复苏。


但是好景不长好人短命,钱老板驾鹤西行后课题组关门大吉,普瑞舍再次失业,人生悲欢离合的戏剧性,他大概是尽尝了。


我不知道,当普瑞舍出席好心老板的葬礼时,他心中是作何感想?钱永健获得诺奖固然幸运,他如今已是天人永隔;普瑞舍事业几起几落,但他毕竟还拥有健康和自由的意志。


人的生老病死和成败利钝,有时真的是难说的很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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