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拾荒少年到剑桥博士：《受教育》
2019年3月25日，星期一
陌上美国
我们华人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很多人都把教育和上大学，把好的教育和上名牌大学，划上了等号。Tara Westover的新书《受教育》虽然也有主人公从顶尖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结局，但它的“教育”有更深更广的内涵，它讲的是一个跟我们平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受教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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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是一本讲述作者在爱达荷一个对政府极度怀疑、对上帝极其虔诚的摩门教原教旨主义者家庭出生长大，然后挣脱家庭束缚，接受教育，最终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故事的回忆录。
Westover的父亲拥有一家垃圾场，从垃圾场找出值钱的东西变卖是他谋生的主要手段，母亲是一名接生妇和草药师。Westover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与众不同，因为其他孩子上学，而Westover和兄弟姐妹们不上学。孩子们小的时候，母亲还尝试过家庭学校，但很快完全放弃。孩子们的时间都花在帮父母干活上，不再接受任何书本教育。
除了不上学外，Westover家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家的孩子不在医院出生，不到政府领取出生证，生病由母亲用草药治疗，疫苗当然也是不打的。
2000年到来前夕，父亲坚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动员全家人一起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坚壁清野；即使不是这种紧要关头，父亲也在家园附近储藏大量粮食饮水，枪支弹药，随时准备与胆敢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决一死战。
如果只是我行我素，和政府机构老死不相往来，一门心思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倒也有几分田园牧歌似的浪漫，似乎是生活在桃花源里的人。让我想起在宾夕法尼亚乡下看到的拒绝现代文明的赶着马车的Amish人。但Westover一家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还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狂热，或者是他们选择的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又或者是运气特别坏，遇上的倒霉事特别多，他们的生活和田园牧歌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在高速公路上翻车，油罐车爆炸，从吊车上一头栽下来，严重烧伤，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都遇上过，有些还遇上不止一次，其他如头破血流、鼻青脸肿之类的事故更是家常便饭。
Westover在书中对这些事故以及家人在事故中受到的伤害的描写，细致入微，让人毛骨悚然。我没有料到，一本有着《受教育》这样文雅名字的书，读起来会汗毛直竖。
但这些都是事故，造成的伤害都还是身体上的，除此之外，Westover还要面对来自兄长的虐待。这种虐待让她觉得无助，渺小，她必须关闭自己的感官，藏起自己的真实感觉，才能忍受。
当她走出家庭，走进外面的世界时，一直有深深的自卑感，以为自己和别人不同。她以为必须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假装从来没有受过那些伤害，才能逃脱被人蔑视的命运。
但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就是在忍受了所有这些厄运和虐待以及它们留下的伤痕之后，Westover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独立、平衡、成熟、博学的人。这样一个故事，远比灰姑娘变公主更加有趣，难怪这本书一出版，就好评如潮，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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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受教育》这本书时，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Westover的父亲对政府的深深的、在我看来近乎荒谬的怀疑。这种怀疑，让我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阴谋论，以及在网上或现实生活中有时会遇到的偏执狂，进而想到《受教育》这本书的成功，或许跟今天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读者对一本书的接受程度，当然取决于书本身的质量，但也受环境的影响。有时候作者自己主动迎合了社会热点，有时候作者也不可预知的社会事件，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恰好激发了读者对书中故事的兴趣。
一个这样的例子是J D Vance的《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乡巴佬的挽歌》讲的是一个在酗酒吸毒、没有工作、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抗拒命运，走出逆境，成为社会精英的故事。但这本书之所以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销量直逼千万，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本身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它刚好出现在川普当选为总统，令各方人士跌破眼镜的一个关键时刻。
精英们不是瞧不起川普这个土豪吗？主流媒体不是预言希拉里会大获全胜吗？为什么川普还是当上了总统呢？因为沉默的大多数，下层美国白人的愤怒。如果你不是下层美国白人，如果你生活在曼哈顿、硅谷这些世外桃源，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愤怒的白人工人阶级要把一个粗鄙、无知的狂人送进白宫，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受教育》是一本比《乡巴佬的挽歌》更有意思的书。它的故事戏剧性更强，文笔也更优美。但它的成功，或许也可以归功于今天社会上弥漫的一股情绪。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遭遇了肯尼迪遇刺、越战、水门窃听案等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损害了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仰，打开了偏执狂和阴谋论进入主流的大门。
Westover家中每天都在谈论各种阴谋论：是犹太人自己，而不是纳粹，把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疫苗是医学界制造的一场阴谋；学校是政府给孩子洗脑的工具。
这种狂热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加上同样主宰着Westover家族的基于摩门教原教旨主义的厌女症、种族主义和专制倾向，近年来从社会边缘，渐渐走向舞台中心，变得越来越流行。
很多人都认为，正是这样的思潮，导致了美国今天的乱象。读者对《受教育》的欢迎的背后，涌动的正是一股对这些思潮的不满情绪。
但虽然Westover和Vance的回忆录有相似的内容和命运，因为经历的不同，Westover对自己家庭的态度和Vance并不一样。面对家乡、邻居和亲人，Vance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既要对读者诚恳坦率，又不能数典忘祖，既要怒其不争，又要哀其不幸。而Westover的书中虽然也有一种无奈，她对家人的批判和与他们的决裂，却是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
如果说Vance书中的乡巴佬还是一群面目模糊的群众演员，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那么Westover书中的父亲和兄长则完全变成了反面角色。他们不再是受害者，而是施暴者。Vance有一天是要回家的，Westover则一心要逃出去。
从作者对自己的家和家乡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猜测读者读这两本书时的不同情绪。两年前，大家读《乡巴佬的挽歌》，因为想要为自己不理解的一种现象找到解释；两年后的今天，大家读《受教育》时，已经是在寻找一个对象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这两本自传，都有意或是无意地，迎合了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情绪，这也是为什么，两部作品都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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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津津乐道于《受教育》与当下社会思潮是否吻合，它的成功是否得益于社会上某种汹涌的暗流，对Westover可能不太公平，因为这本书要讲的，归根结底是她的成长故事。
Westover在家中出生，没有出生证（直到九岁才补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她既不去学校上课，也没有在家里念书，对社会上流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17岁第一次走进教室，居然问老师“什么是holocaust”，还要面对父母的洗脑，兄长的虐待。
这样一个孩子，怎样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人，才是《受教育》要讲的主要故事。
Westover在剑桥大学做交换生时和主持交换项目的Kerry教授有一段动人的对话。Westover受到身为著名学者的导师的赏识。导师惊异于她见解的深刻，思路的清晰，认为她是“十足的纯金”，鼓励她继续求学，以后从事学术研究。
自己是“十足的纯金”吗？Westover不这么认为，她想或许导师弄错了，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在伪装出来的正常外表下面，自己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但Kerry教授引用了萧伯纳的著名戏剧《卖花女》中的话："She was just a cockney in a nice dress. Until she believed in herself. Then it didn't matter what dress she wore"（“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佬。直到她相信自己。然后她穿什么衣服都没有关系了。”）
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or syndrome）的现象，其症状就是怀疑自己的成就，并且内心持续地恐惧总有一天会“真相”暴露。这种现象在女性当中尤其常见。
Westover是冒名顶替综合症的严重患者。因为她的独特经历，她比一般女性更难建立对自己的信心。她进一步，退两步，摇摇晃晃，步履蹒跚，时不时跌入痛苦的深渊。到故事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基本完成了成长和转型，变成了一个跟17岁第一次走进教室时不一样的人。但我可以肯定，这些成长的痛苦，她还要一次又一次地经历。
但我希望Westover知道的是，虽然她的挣扎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痛苦，她要克服的困难远不是我们这些经历平凡的人可以想象和比拟，但她的挣扎并不独特。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克服对现实的恐惧，对自己的怀疑。这是变成一个成熟的人的必经之途，这个过程对每个人都不容易。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真正地接受自己，在复杂的生活中分清枝蔓和主干，删繁就简，游刃有余，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舒服从容，是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这可能也是教育最主要的目的：认清自己，认清周围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故事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引起共鸣，让人感同身受，是因为读者找到了和作者的共同点。
本来我以为《受教育》只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遥远的爱达荷的离奇故事。Westover和Kerry教授的这段对话，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章节，都让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跟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的读者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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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受教育》时还想到了很多别的问题。比如Westover认为，父亲的行为，表明他有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虽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这样的诊断是否有意义。
躁郁症的直接导火线当然是脑子里化学物质的不平衡，但却不是跟天性、行为、环境毫无关系。到头来，归根结底，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父亲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病人时，多少有为他开脱的意思，认为他是身不由己的。但在父亲的例子中，即使心理医生真的将他诊断为躁郁症患者，难道他就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责任了吗？
一个成年人，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咎于不可控的因素，是很大的话题，不可能深谈，也讲不清楚。《受教育》这本书虽然无意探讨这个话题，但还是让读者在上面驻足沉思了一下。
又比如说宗教信仰。Westover的父母是有强烈又狂热的宗教信仰的人，这种信仰为他们预设了一个看待这个世界的框架。因此，Westover眼里的可怕事故，一家人为此经历的巨大痛苦，在父母眼里都是上帝给他们的考验。而且我必须承认，这一家人确实见证了很多奇迹。
七个孩子都不上学，却有三人拿到博士学位；每一次事故都惊心动魄，但每个人都奇迹般地活下来；每次生病受伤，父母都拒绝就医，只用母亲的草药来治疗，反而让母亲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调制出来的草药有了赫赫声名，竟然发展成兴旺的生意。
所以父亲晚年说，所有这些事故，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你妈妈）来为上帝做见证，证明上帝感召出来的方法，而不是医院里实践的现代医学，才是真正有效的。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是对上帝的见证！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想法，但他这么想不是也很好理解吗？你可以说他是确认偏见，但对这一家人来说，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迎刃而解，确实让人惊讶。
当然，读这本书时也不可能不想到原生家庭在一个人生活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主流文化认为家庭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根基、港湾和力量源泉。《受教育》给出了一个反例。
主人公必须在内心的自由和家庭的和谐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只有选择放弃家庭，才能获得新生和独立。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不但有违自己的感情，也有违文化、宗教的教导。
近几十年来，有不少类似的故事被人讲出来，对于帮助受到家庭压迫的人挣脱家庭的束缚起到一些作用。但家庭观念的淡薄，家庭的解体，也是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到底要做出多少努力才应该放弃，很难掌握分寸。我们这些不用在对家庭的忠诚和和个人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是幸运的，否则也必须经历Westover的痛苦，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可能穷其一生，在午夜梦回之时，都必须调动意志的力量和所有的人生智慧，来逃避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转载自公号【硅谷生活家】
作者维立，毕业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博士。现居硅谷从事高科技工作。业余时间翻译写作，出版过六本作品/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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