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感恩节前后，都会听到不少人将五月花号上的乘客称为“清教徒”。在英文中，这个词是Puritans。而在美国的基础教育课本里，五月花上的是Pilgrims，中文为“天路客”，不用“清教徒”这个称呼。
翻了一下中文资料，两者的混淆由来已久。为了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意根据英文史料整理出一个简要介绍。
在新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港湾里，有一块灰黑色的巨石静静地躺在海边，远处停泊着一艘复制的古帆船。这就是普利茅斯之石和五月花号，它们记述了四百年前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和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谈起感恩节，就必须先提到十五、六世纪的两大历史事件：新大陆的发现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尽管自1492年起欧洲人就开始移民美洲，但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殖民者的目标无外乎两点：敬虔的基督徒要向土著印第安人宣教；世俗的冒险家则寻求扩展帝国、发财致富。
即使是在1607年建立的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詹姆斯城，也没有超越这两点。但是，1620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孕育了一个崭新民族的内核。
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德国的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他重申了长期被教廷所忽视的几大基要信条：即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从而，引发了席卷整个欧陆的改教运动。带来慈运里、加尔文等改教先驱的兴起。
在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反复，1563年，通过了改教的“伊丽莎白决议案”。但是，这个折中的决议案，根本不能满足加尔文主义者彻底改教、彻底洁净英国教会的呼声，而这批热情的改教者就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渴望看到有热心、属灵又会讲道的牧师。迫切希望教会把“天主教的旧酵”扫除干净，并积极推动教会由主教制向长老制转变。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眼里被视为极端、激进。其领袖人物受逼迫，过着流浪的日子，平信徒也受到逼迫。
传统意义上的清教徒(Puritans)虽然反对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绝不脱离英国教会，更愿意按日内瓦教会的模式，从内部改革、塑造它。
而激进派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是一项绝望无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在行政制度方面，分离派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
1609年，诺丁安郡斯克鲁比村的分离派会众决定，前往宗教宽容的荷兰，在莱登定居。
莱登十年，会众操各类手工匠业为生。尽管生活基本安逸，但也担心后代会逐渐被道德放荡的荷兰社会所同化，同时也感到自己对当地的福音工作不会有很大贡献。于是，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新大陆。
在和不同的殖民投资公司洽谈后，他们与伦敦公司签约得到资助，并获得英王特许，在哈德逊河口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1620年7月，莱登的分离派信徒，从荷兰乘Speedwell号帆船出发，到英国的南安普顿会合五月花号(Mayflower)和其他殖民者，一同前往美洲。
旅程并不顺利，启航没多久，Speedwell号就漏水。经两次耽搁后，在普利茅斯港，共一百零二名乘客被挑选、集中到五月花号上，于新历九月十六日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旅程。
在一百零二人中，只有一半来自莱登，其中有二十八位是成年会众。
拥挤在狭小的舱室中，他们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挣扎了了六十五天，在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望见了陆地，这就是鳕鱼角。
全体乘客在教会长老布鲁斯特的带领下，以《诗篇》第一百篇作为他们的感恩祷告。他们接着向原定目的地前行，却为海流和浅滩所阻。加上严冬已至、食物缺乏，他们只能掉头，停泊在鳕鱼角的北端。
在这里，他们面对着来到新大陆的第一个危机：由于到达地在原来的特许和合同规定范围之外，于是某些乘客认为他们一旦上岸就可以各行其事，更不必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船上所有的乘客聚集在一起，由其中的四十一位成年男性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为了全体殖民者的生存和相互间的良好秩序，签署者在上帝面前立约。成立一个公民自治体，颁布、设立符合全体殖民者共同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政令、职位，并承诺对其遵守、服从。
尽管，这个简短的公约本意只是作为新的英王特许颁布前的一个临时宪章，但是它的内容和签署方式却包含了近现代民主政体的最核心内容，为后来北美各殖民地所效仿。
它和殖民者的宗教信仰一起，从属灵、属世两方面，孕育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
鳕鱼角上土地瘠薄、缺乏淡水，不宜定居，于是他们接着内陆探索。最终于十二月底，在雨雪交加中选定了西南方向的一个港湾。在一片废弃的土著印第安人村落原址上，开始建设他们的永久定居地，将其命名为“普利茅斯”。
这既是他们启航地的名字，也是以前探险者给这一地区所起的名字（新普利茅斯）。据传说那块普利茅斯之石就是他们登陆之处。
到了这时，由于船上几个月拥挤的环境和不良营养，几乎所有人都得了传染性疾病或者坏血病。但是凡有体力的，都还是马上投入了定居点的建设。
到了三月份，当严冬即将过去之时，在疾病和饥饿的压迫下，只有不到一半的殖民者存活下来，船员也死去了一半。
就在这时，一位土著印第安人萨摩塞特出现了。他带来了斯匡脱和酋长麻萨索伊。殖民者与麻萨索伊的旺帕纳格部落签定了和平条约，结为盟友，并获得了一万两千英亩土地用于种植园。斯匡脱则留下来向殖民者传耕种、渔猎的知识。
1621年十月，经过大半年的辛勤耕耘、渔猎，他们终于迎来了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大丰收。五十三个幸存的殖民者，以及麻萨索伊带来的九十多个印第安客人一起欢庆丰收，并向神献上感谢。
这就是今天感恩节的历史源头。
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历史学家、第三任总督布莱福德，在回顾往昔时，借用《希伯莱书》十一章13-16节的经文来描述他们这群移民先驱：
“于是他们离开了那个生活了近十二年的舒适、美丽的城市。因为知道自己是天路客(Pilgrims)，他们并不将目光停留在这些事情，而是举目望向天家，那最亲爱的国度。”
于是在后日的英语传统中，人们将这群先行者称为“天路客”(Pilgrims)，而不是“清教徒”(Puritans)。尤其区别于十年后，浩浩荡荡开入、在波士顿建立了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那批清教徒(共十七艘船一千多人)。
前者出身卑微，职业是大多印刷、纺织等各类手工匠人，五月花号上甚至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他们意志坚定、待人谦卑、信仰虔诚，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土著人友好相处。
而后者则多为富商、律师等成功人士，并带来完备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座“山巅上的城市”(City on The Hill，见马太福音五:14)，以成为世界效仿的榜样。
两者都是十六世纪改教、纯净运动的儿女。都对这个新民族的形成和这个新国家的建立起了深远的影响，但两者的历史遗产却是有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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