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日 | 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学生对种族问题的思考

陌上美国6月19日是Juneteenth节（自由日），美国有47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在这一天庆祝解放黑奴。本文选自普林斯顿大学2020届华裔毕业生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获得者Cathleen Kong的文章，用数据和事实阐述了针对非裔的歧视如何影响他们的机会。有部分删节，中文全文和英文原文请参看《一个普林斯顿华裔学生对种族歧视的思考》或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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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在90年代后期从中国来到美国。父亲来美国时只有20块钱（每次讲这个故事时这个数字都会变），但他获得学位，孜孜不倦地工作，终于使我们家能享受目前舒适的生活。这是一个经典的移民成功故事，其他朋友的中国移民父母的故事也很类似。

从我父母以及许多中国父母的角度来看，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华裔美国人的成就来自勤劳的文化价值观。自力更生是种美德，但努力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

受教育的机会使我父亲凭学生签证来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学习。这是他在美国上升的故事的起点。像其他华裔美国人的父母一样，我父母为了在美国获得成功离开了家人、朋友和祖国熟悉的一切。他们的旅程很不容易，一路上遇到许多障碍。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使家庭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勤劳是和机会并存的——而许多非裔美国人由于种族的原因没有获得这些机会。这些机会也为我进入K-12教育的magnet program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铺平了道路。我的父母和我享受了我们在教育、住房、执法各方面获得的公平待遇。这些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在1965年平权法案之后一直努力争取的，但他们中许多人仍然没有得到。

Getty/ Gary Waters的插图，来自美国进步中心。

我想讨论一下被有些人忽略的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系统种族主义意味着当前的美国机构会因为种族而产生不同结果。今天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超出了我们在美国历史课上所学的范围。事实和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非裔美国人在机会方面面临的障碍。

教育机会

美国社会的“从学校到监狱”的现象更大地阻碍了非洲裔美国学生获得教育机会。根据《教育容忍》杂志的说法，“从学校到监狱”其实是“鼓励警察出现在学校、使用包括身体约束、自动停学等严厉惩戒手法的一系列政策”。非洲裔美国人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受到这种制度的更大的危害。

根据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研究，黑人学生被开除或停学的可能性是白人学生的三倍。非裔美国儿童占停学多于一次的学生人数的46％，尽管他们仅占学生的18％。

杰西·伦茨（Jesse Lenz）的照片插图，来自美国前景。

种族偏见导致了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高得多的停学率。印第安纳大学咨询与教育心理学教授拉塞尔·斯基巴（Russell Skiba）表示，黑人学生通常是出于主观而非客观原因而被送往办公室。白人和黑人学生犯下具体过失——例如将武器带入教学楼——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黑人学生则更可能因为主观的原因——例如威胁性行为或不尊重——被停学。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詹妮弗·埃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和杰森·奥科诺法（Jason Okonofua）进行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停学决定中的种族偏见。埃伯哈特和奥科诺法向老师讲述一些有关学生行为不端的事件，随后询问是否以及如何惩罚学生，但对不同的老师使用了不同的学生名字。一些老师被提供了听起来更像白人的学生名字，而另一些老师则被提供了非裔美国人常用的名字。他们发现，如果学生使用传统上听起来像黑人的名字，教师更有可能建议停学或使用其他严厉处罚。

一些学校使用的“违反某些学校规定的学生将面临强制性处罚，包括停学和转送执法部门”的“零容忍”政策，更经常地被用于黑人学生。绝大部分停学都是针对轻微行为，而非严重罪行。学生被停学后，更有可能在学业上落后，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自暴自弃和与学校脱节，而这又与少年犯罪紧密相关。

由于父母的工作，这些被停学的孩子往往没有成年人监督，因此将来辍学的可能性更高。被停学的学生更有可能最终进入少年拘留所，而在高一新生期间被停学的学生一年内完全辍学的可能性是原来的两倍。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没能从高中毕业。

这些家中通常有虐待、忽视和贫穷问题，或者自己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不但没有得到迫切需要的额外咨询和教育服务，反而被惩罚，被孤立，被驱出了美国教育系统。这种政策当然是为了使学校更安全，但学生却因轻微违反规定而被作为罪犯对待。

将叙述重点放在“加倍努力”上，忽略了非洲裔美国学生在课堂上面临的挑战，而“从学校到监狱”的现象也是因为公立学校资金不足。这些学校面临“拥挤的教室、合格老师的匮乏、以及诸如辅导员、特殊教育服务甚至教科书之类的额外费用的资金不足”，这对黑人学生的影响尤其严重。

非营利组织EdBuild的一份报告发现，以白人为主的学区获得的资金总额，比以有色人种为主的学区要多240亿美元，白人学区的每个学生平均比非白人学区的学生多得到2,000美元经费。

美国学校系统中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这减少了黑人学生的机会。如果教育机会是如此重要，那么有必要承认由于美国现有的制度，非洲裔美国人在获得这些机会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种族偏见和零容忍政策阻碍了黑人学生享有许多华裔美国学生享有的教育特权。

与其指责黑人学生的成就率较低，不如考虑如何改善教育机构来提升所有种族的学生更有建设性。如果没有机会，努力工作也不会带来成功。

房屋所有权的机会

拥有房屋所有权，非洲裔美国人从历史上看在这上面是没有得到公平机会的。

长期以来，非裔美国人由于“红线政策”（Redlining）而被剥夺了住房机会。在1930年代后期，房屋贷款公司绘制了自己的地图，这些地图将基本上由种族构成决定的等级分配给每个街区，少数民族占多数的社区被贷款银行视为“高风险”并标为红色，这也是这个政策的名称由来。

联邦住房管理局拒绝向这些红色居民区提供抵押保险，与此同时却为白人居住的郊区提供补贴，要求这些房屋不得出售给黑人。这种早期的隔离阻碍了居住在隔离社区中的家庭的向上流动。

纽约五个行政区的红线政策。来自NPR的“MappingInequality”的屏幕截图。

联邦住房管理局一直到1960年代都禁止黑人购买郊区房屋，使他们无法与白人积累相同的房屋产权。根据对《法律的色彩》（The Color of Law）的作者理查德·罗斯斯坦（Richard Rothstein）的采访，“有些非裔美国人能够像白人美国人一样负担这些房屋，但被禁止购买。”里士满大学数字奖学金实验室主任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elson）说，由于红线政策，有色家庭“无法利用20世纪实现家庭和个人财富积累的最重要途径，那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屋。”

由于私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内城黑人社区的投资，住房隔离制度被建立起来，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2014年，白人家庭拥有房屋的可能性比黑人家庭高30％，能够拥有住房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集中地区的可能性是白人家庭的4.6倍。

尽管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从名义上终止了红线政策，但针对黑人的房屋所有权歧视仍然存在。2009年，巴尔的摩的官员起诉富国银行（Wells Fargo），理由是他们针对非裔美国人来兜售高息次级抵押贷款，导致数百宗对黑人家庭的止赎和驱逐。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拜耳（Patrick Bayer）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同社区中的相同单位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销售价格要高于白人，而且越是在白人人口较多的社区，这种差距越大。

系统性种族主义对当今的非洲裔美国房屋所有权和社区产生了持久影响。因为公立学校的经费来自地方房产税，这些影响也扩展到教育上。

由于历史上的住房歧视，许多非裔美国人被限制在高贫困、低价值的住房区，从而将其子女限制在资金不足的学校就读。当学校获得较少资金时，学生成功的可能性就较小。在教育与卓越委员会(Equity and Excellence Commission)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前教育部长Arne Duncan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影响：“我们的系统无法公平地分配机会。”

被执法部门公平对待的机会

我和我的父母有机会免受执法歧视，而非裔美国人则会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社会上有一种认为非裔美国人更容易犯罪的偏见，这加剧了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

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的媒体形象让人们认为非裔美国人更倾向于从事犯罪活动。1915年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将黑人描绘成攻击白人妇女的“野蛮人”，却将残酷对待黑人的三K党刻画成英雄。现在黑人的媒体形象也同样刻板。黑人男性是暴力犯罪肇事者的新闻报道的比率高于他们的实际逮捕率。

媒体将黑人罪犯化的方式包括：展示入监照，对外表的贬损性评论，对犯罪行为的指控，以及谈论他们以前的定罪。这些种族偏见可以从对在仇恨犯罪中枪杀九名非洲裔美国人的白人枪手Dylann Roof，和对因看起来可疑被白人枪杀的未持枪的黑人高中生Trayvon Martin的不同态度看出来。

新闻媒体认为Roof的行为是因为精神疾病，并引用社会心理治疗资源不足的信息，来将他人性化。Martin则被刻画成危险人物，被媒体使用诸如“想变成街头硬汉”和“可能的暴徒”之类的语言来描绘。这种差距绝非零星的例子。与白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始终是犯罪者和侵略者的代表。这些刻板的观念引发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与美国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会面临更高的罚款，不成比例地无法缴纳保释金，以及因非暴力犯罪而被判刑。

20世纪下半叶的“毒品战争”进一步加固了这一形象。尼克松的前国内政策顾问明确解释了毒品战争背后的种族主义：

我们知道，反对战争或生为黑人都不是非法行为。但是，通过让公众将嬉皮士与大麻联系起来，将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将大麻和海洛因都定为刑事犯罪，我们可以破坏这些社区。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领导人，突袭他们的房屋，冲散他们的会议，并每天晚上在晚间新闻中丑化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在撒谎吗？当然。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毒品战争的目的是使社会更安全，但它制造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比其他群体更广泛地使用毒品的幻象。虽然白人和黑人使用毒品的比率相当，但“毒品战争”在为黑人定罪的同时也为白人脱了罪。

在1980年代至90年代的严厉打击中，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的快克可卡因（一种劣质可卡因：译者注）用户被妖魔化，而以白人为主的可卡因用户则面临较少的惩罚。快克可卡因和可卡因具有相同的化学组成，但可卡因用户的用量是快克可卡因用量的18倍才会触发联邦刑事处罚。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68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栗树街上游行。照片由Dirck Halstead/ Getty Images通过Business Insider拍摄。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白人和黑人吸毒率相似，但黑人吸毒受到的惩罚要大得多。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在2010年发现，尽管黑人和白人以相似的比率使用大麻，但拥有大麻的黑人被捕的可能性却高出3.7倍，他们的监禁率几乎是白人的六倍。

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惩罚和罪行的不相称：在州一级机构中因毒品犯罪而被监禁的人中有33％是黑人，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人中有29％是黑人，但实际上黑人仅占非法毒品使用者的12.5％。

在量刑方面，白人面临的惩罚远不如黑人严苛。同样的罪行，黑人美国人面临强制性最低刑期限制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吸毒是当今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但它在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而且导致了非裔美国人是罪犯的负面刻板印象。

认为非裔美国人更容易犯罪的偏见也导致了执法人员的种族歧视。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说法，“种族歧视”是指“执法人员基于种族、宗教或国籍而怀疑某个人有犯罪行为的歧视性做法。”研究表明，种族归类（racial profiling）是警察常用的方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菲利普·阿蒂巴·戈德博士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来自12个不同警察部门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白人居民遭遇警力的频率比黑人居民要低。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詹妮弗·埃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博士从奥克兰市警察局观察类似数据后，发现60％的警察拦截是针对黑人居民的，尽管他们仅占总居民的28％。在交通停靠地点，黑人被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四倍，尽管搜查的结果显示黑人嫌疑并非更可能携带违禁品。

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分析了2014年至2017年纽约市警察局“截停和搜查”（stop-and-frisk）的数据，发现被截停的有38％是14至24岁之间的年轻黑人和拉丁裔男性，尽管他们只占纽约市人口的5%。他们当中有80％无罪。

一名警官于2019年10月10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拦下一名驾驶员。克里斯托弗·钟（ChristopherChung）/美联社（AP）通过卫报（Guardian）摄。

种族归类的做法并不局限于警察截停之中，在警察截停之外的场合也导致非裔美国人被以更高的比率逮捕和起诉。例如，旧金山的一项2018年的研究发现，尽管黑人仅占旧金山人口的6％，但41％的被捕者，38％的被起诉者，以及43％的入狱者，都是黑人。司法部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旧金山警察部门有明显的种族偏见迹象。

大多数州都要求被捕者缴纳保释金以离开监狱。被捕后，非裔美国人比白人美国人更有可能被拒绝保释，并面临更高的保释金额。结果成千上万的黑人在监狱中待了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等待审判，而被指控犯有同样罪行的白人则可以通过保释回家。

美国黑人也更有可能被检察官判处较重的刑罚。美国判刑委员会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犯了同样的罪行，黑人男子的刑期也比白人长20％。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非裔青少年仅占青少年总人口的14％，但在因犯罪而被转移到成年法院的未成年人中占53％，尽管被指控的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百分比几乎相等。这进一步使非裔美国学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从种族归类到更高的逮捕率和起诉率，导致了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更高的监禁率。非裔美国人的监禁率至少是白人监禁率的五倍。在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非洲裔美国人的监禁率是美国白人的十倍以上。在马里兰州，监狱人口中有72％是非裔美国人。在12个州中，超过50％的监狱人口是非裔美国人。考虑到非洲裔美国人仅占美国人口的13.4％，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美国监狱系统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也限制了他们在教育、就业、住房和投票方面的大量机会。那些被送进监狱的人本来技能和教育水平就比较低，出狱的时候也没有改进甚至更差。美国监狱系统注重惩罚而不是修复，并不教导囚犯，尤其是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如何从心理上改善自己的行为，结果被囚禁的人在重返社会时面临挑战。出狱后，有犯罪记录的申请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近50％。辛勤的劳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这只有在可以获得劳动的机会时才能办到。

Golden Cosmos通过《纽约客》的插图。

1865年废除了奴隶制，1870年非洲裔男性获得了选举权，1964年种族隔离法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现行的制度对非洲裔美国人是公平的。他们缺乏和被剥夺教育和住房的机会，以及遭受执法机构的不公正待遇，表明系统性种族主义在美国屡见不鲜。

如果没有机会，再愿意辛勤劳动也无济于事。对于其他少数群体的挣扎和奋斗，我们可以更多地同情黑人社区，而不是批评和指责。“黑人的命也是命”不是一场比较哪个群体面临更大歧视的竞赛，而是一个了解每个群体面临的不同歧视的机会。

2020年6月7日，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举行的城市集体祈祷游行中，一名抗议者举着标志游行。摄影：Annette Holloway / Icon Sports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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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文的目的是利用事实和统计数据来了解系统性种族主义如何影响非裔美国人的某些机会。还有很多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平等本文没有提到。我还想指出，华裔美国人的经历也并不是单一的，社会经济阶梯的所有梯级中都有华裔美国人存在。

原文请参看《一个普林斯顿华裔学生对种族歧视的思考》

前文导读
《问题不在身份，而是经济阶层》《我在美国黑人学校教中文》
《哥伦比亚大学黑人毕业生对种族，暴动和警察的反思》
《改变世界的“洛文案”，是从一个白人男孩爱上一个黑人女孩开始的》
《对致美国华裔公开信的回复》《馋丫头说 | 从山村迈进西餐厨房的潘妮》
《没有国界就没有美国，也就没有选民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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