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说辞总是一成不变的。每四年，无论竞选总统的是谁或者国家处于什么状态，美国人都面临着人生中最重要的选举。这属于终极的政治性陈词滥调，不过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了。1868年，《大西洋月刊》将共和党人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和民主党人荷拉西·西摩（Horatio Seymour）之间的竞选，描述为“美国人所知的最重要的选举”。
考虑到1860年的选举使美国陷入了战乱，而1864年的选举却发生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因此不难理解当时被狂热宣传的格兰特-西摩（Grant-Seymour）的竞选，很快就被后世遗忘了。由此带来一个重要的道理：很少的总统选举配得上当时炒作出来的重要性。2020年的这次选举或许也不例外。
自从对权力带着厌倦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以来，美国已经举行了50多次有不同程度争议的总统选举，其中相当一部的选举不平庸。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在1936年的大选中碾压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以523比8的选举人票压倒优势击败对手。而历史上，一共有五位总统——最近一次是唐纳德·川普——以输了普选票数但获得选举人票优势的结果获胜。
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跟他爹一样赢得白宫，成为第一对父子总统。这一情形直到2000年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赢得那次有争议的选举，才得以复制。1928年的竞选活动，见证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候选人艾尔·史密斯（Al Smith）成功获得主要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但是他最后没有获胜。直到1960年，第二位天主教候选人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才打破了这一层障碍获选总统。又过了半个世纪，因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让我们的总统竞选开始正经反映出美国的多样性。
说实在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总统大选并不多。尽管今年出现了令人不快的疫情大流行和民间冲突，但是川普与拜登的竞选在历史重要性上也很可能排不上号。结果重要的选举不等于变革性选举。2020年大选是否升格为我们的历史性转折点，或许会取决于以下两种假设的情况之一：川普总统败选，宣布选举结果是闹剧，拒绝离任并造成比布什诉戈尔案更具破坏性的宪法危机。另一种情况是，川普总统获胜，进一步完成他的政党的全面重组，并给整个华盛顿政治领域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于少数真正有变革性的总统选举，历史学家有着普遍的共识。其中包括1800年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之间的选举。这两位开国元勋对美国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这次竞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两位国父及其支持者，有能力在新建立的政党系统中展开激烈的竞争，并以允许和平转移权力的方式进行竞选。没有骚乱，没有军事干预的呼吁，也没有威胁要脱离联盟。“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杰斐逊在就职典礼上说了这句著名的话，他知道宪法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关键性的考验。
Benjamin Franklin（左）, Thomas Jefferson（右）, and John Adams（中）
同样拥有重要大选历史地位的，还有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总统竞选活动。这是首次使用大型集会和火把游行，开创了白人主打的草根群众民主的时代和美国原住民被迫搬迁的噩梦。杰克逊是南方人和奴隶主，个性上暴力加粗野，他在总统任期中捍卫联邦联盟，反对那些威胁要分裂联盟的人。像杰斐逊和林肯，他们都相信分裂国家的想法，将成为刺向美国心脏的匕首。
其他常被称为变革性的总统竞选，是那些在面临多重危机的时刻，挑战重大问题的竞选。包括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内战选举”，以及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选举”。大部分历史学家也将1960年的肯尼迪-尼克松（Kennedy-Nixon）大选纳入此列，一方面因为肯尼迪的宗教背景，此外还有电视辩论首次登台总统大选。我个人则偏向被人提及不多的1964年约翰逊-戈德沃特（Johnson-Goldwater）之间的竞选，在该选举中，林顿·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LBJ）将民权作为国家事务，处于萌芽期的越南战争将被很快推进，戈德沃特则开创了现代保守主义品牌，而后来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其发扬光大。
还有一次后世谈论不多的竞选，发生在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国家危机状态的巅峰阶段，热点集中在种族、缺席投票、要求推迟大选、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和平移交权力等问题上。一切听起来那么熟悉，与当下川普-拜登的竞选有诸多类似之处。当时的激烈分歧，与其说是两位候选人-乔治·麦克莱伦（McClellan）将军和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对在任总统林肯的行为和领导力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尽管像埃里克·弗纳（Eric Foner），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和多丽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等著名的内战历史学家都钟情于此，但1864年的竞选活动很少跻身重要总统大选历史事件。它充其量只是美国政治史全面叙述中的一个脚注。
当时的总统竞选，在大规模厮杀的背景下进行。1863年夏天，联盟部队（Union forces）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马上发现自己陷入了残酷的消耗战，而敌军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冷港战役（Cold Harbor），荒野战役（The Wilderness），斯波西瓦尼亚法院大楼战（Spotsylvania Courthouse）——都出现令人震惊的伤亡，但是并没有换来好消息。“和平”的民主党人要求立即结束内战，而激进的共和党人则要求对叛军提出苛刻的投降条件。当时，林肯的声望直线下降。
《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列出了林肯的反对者所能想到的一切修辞用词：暴君，霸王，强盗，怪兽，骗子，混蛋，寡妇制造者，白痴的亚伯罕。但是最糟糕的称呼来自种族方面的攻击。1863年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使许多北方白人陷入长期以来的担心，认为成群新释放的奴隶会淹没他们的城市，抢走工作和住房。《纽约每日新闻》警告说，“迟早我们将发现黑家伙们比黑莓还要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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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的这场大选，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充斥着昭然若揭的种族主义宣传的一次竞选。林肯的民主党反对者称他为“亚伯拉罕·非洲一世”，同时把共和党的纲领描绘成来自地狱的《十诫》：“除黑家伙们外，别无其他神”。《纽约世界》是臭名昭著的反林肯报纸，他们印出手工上色的石版画《灭罪球》（The Miscegenation Ball），其中展示了混血夫妻在“林肯中央竞选俱乐部”赞助的活动中跳舞和拥抱的肖像。而总统林肯向狂欢者们微笑。世界报将这个虚拟的事件，当成好像确实发生了一样。它宣称：“这是事实，我们可以证明。”
林肯被预测将完败给他的挑战者麦克莱伦，一个由于打战不积极而被撤职的将军。1864年8月23日，林肯在给他的内阁的私人备忘录中写道：“今天早晨，就像过去的几天一样，根据眼下的情形，极有可能我领导的本届政府无法获得连任。那么与继任的总统合作，拯救联邦，将是我的责任”。林肯从未想过要挑战即将举行的投票，或阻碍总统的继任进程。
他也没有首肯一些支持者提出的推迟选举的计划。当时已经有11个州脱离了联邦；武装暴徒甚至袭击了军队的招募办公室；1864年夏天，南方的同盟军（Confederate）还对首都华盛顿发起一次突袭，地点距离白宫不到5英里。但是，林肯拒绝让步。美国的民主建立在人民的意愿之上。他说：“如果没有选举，我们就无法拥有自由的政府。如果叛乱可以迫使我们放弃或推迟全国大选，那么叛军很可能以此为理由声称已经征服并毁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