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美国胡适的名字将被用来命名康奈尔大学的Residential College（寄宿学院），这是第一次一位亚裔和国际学生得到这样的荣誉。为什么会是胡适？这里奉上研究胡适的历史专家许治英的一篇谈胡适的文章。原文标题为：国际视野下胡适的新和平主义心路。摘要：作为留美知识精英，胡适力图把获得的知识和学理化作报国的利器，并使之在拯救国难的历练中得以提高和升华；他既不赞成轻易言战，但从未止歇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虽然国联对于中日冲突的介入和处理无法阻止日本的侵华铁蹄，但胡适从中看到的是中国自救与重视国际合作缺一不可。上篇：首位获康奈尔命名荣誉的亚裔国际生：胡适的思想（上）Telegram channel，欢迎订阅(下载app修改privacy设置；拷贝地址用浏览器打开（微信打开无效）；点击“join/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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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国难时期胡适的和战主张，势必涉及他与国联的渊源。胡适留美时期已经与倡导国联理念组建国联前身的人士在交往。因此到1917年1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至参议院演说，提出了一个“无胜利的和平”(a 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概念，认为只有平等的国家可以有永久的和平，提议各国联合为一个维持和平的大同盟，并指出“此为将来（美国）外交政策之根本”。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生学位的胡适为威尔逊这一“破余年之成例”的演讲激奋不已，称“文中陈义甚高”，如果付诸实施，“则世界国际史开真开一新纪元矣。”
胡适对国际关系的变化是敏锐和有预见的，他预感到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时代的到来。当时也正值1915年中日为二十一条的交涉险些宣战。胡适对战争的态度是衡量实力，求全而非瓦全。因此，威尔逊主义集体安全的理想既有美国实力，又有众国参与协商制衡，胡适认为是保护弱国并实现国际间和平的最优选择。
当然胡适的预见并没有在接下来二战的关键时刻变为现实。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最终没有成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通过国际组织防止战争的发生，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显然胡适非常认可，并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很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组织的活动中。至于1930年代国联对于中日冲突所作的介入与处理，情况颇为复杂，其成效亦非当时即刻便可呈现，身处复杂的乱局，胡适对国联的态度时而维护时而批评，基本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立场，因为这时不是畅谈理想和理念的时刻，判断必须准确，否则中国将面临比战争更大的危机。这时的胡适已经深深介入了中国舆论与时政的讨论，并于高层来往能为国策谏言了。因此他的审时度势是九一八一爆发不立即主张国际的干涉，而是主张中日直接交涉。他判断这是中日地方性冲突，关东军的作为，可以通过直接谈判立即解决，避免扩大。但他不满意国民政府所持的不抵抗、不交涉与诉诸国联的消极政策，在他看来，不努力不作为，收回失去的国土就是空想与奢望。
局势发展果然很快。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伪满洲国”匆匆成立，指称自己代表东北民意，以便造成既成事实。国联的干涉不可避免，胡适即与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人联名致电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希望国联调查团能不受日人及其傀儡之干涉或操纵，使用独立方法，以证明中国人民之真正志愿”，同时频频通过报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问题的阴谋，强调了东北人民的抵抗，赞扬“自伪国成立以来，各地义勇军战事愈益增加”，因此，“以日方之傀儡，视作中国人民之代表，不仅为一种损害，且为侮辱。”（《胡适等致电国联会》，《申报》1932年3月26日，第6版；《胡适等揭破日人对满阴谋》，《申报》1932年3月30日）
胡适了解国际事务，他希望在舆论上让国际社会了解真相，对日本进行制衡。同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布之后，胡适在答记者问时，公开对报告书作出了“不失公允”的基本评价，既是对国联调停中日事务的奥援，也是施压。
他逐条指出赞同和反对的部分，如赞同关于解决中日冲突的十条原则，但反对设立顾问会议，认为是国际社会“偏袒日人”的错误立场的延续。（《胡适评国联报告书》，《申报》1932年10月4日）。
嗣后他在《独立评论》发表了著名的《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目标是取消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行政的完整”，而依赖国联的调处，“这是在没有其他途径的情况下的选择”。在胡适看来，报告书虽然继续从前的条约体系，承认日本在满洲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但报告书却否定了“满洲国”的合法性，这意味着“至少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可以重新行使于东三省”，在中国还没法武力收回的情况下，“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这是一种务实的看法。可见，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肯定，是抓住了其冗长篇幅中包含着的最为关键的结论，即中国对于东北领土和主权的合法性；他认为这是为什么国联报告也在日本遭到反对的原因，但国人对报告书的一片指责甚至全盘否定，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在国际上澄清事实。胡适从历史的演变分析国际关系的变化，指出：如果是从前的旧国际秩序，中日冲突不关其他国家的事，甚至人家还可以趁火打劫，但现在中日冲突竟成了全世界的大问题，因此侵略者不能不有所瞻望顾忌，这就是国联的贡献。（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
如果我们联系以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外交格局，便可以看出，胡适当年对国联报告书的评判，实际上的指向就是主张依靠国联，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道义支持甚至经济制裁，达到孤立日本、使中国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
但是，中日两个当事国都反对国联的调解意见，胡适意识到国联调解成功的希望很小，但他并不放弃这一全世界关注中国的机会来做最后努力。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要求国联用“李顿报告书第九章的原则，提出国联认为公允适当的解决方案。” （胡适：《国联调解的前途》，《独立评论》第三十六号，1933年1月22日），果然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报告书与决议案出台，态度非常强硬地重申了国联的基本原则。日本因此恼羞成怒地退出国联，宣布不接受国联大会关于报告书的决议。国联的调处失败。而大家盼望的国联经济制裁也因1929年的大萧条各国经济恢复问题达不成共识。国联威望因此急剧下降。对此结果，胡适也很失望，但和国人对国联的讽刺和失望态度不一样在于他认可国联报告的公正：“我老实认此报告甚公道。中国舆论，除我一人发表公开主张，称为‘代表世界公论’之外，余人皆不满意；日本人亦不满意，此可证其公平。”但经此事件，胡适对国联机构设置的局限更有了了解，但他并不气馁，并不因此认为国联的理念和方向错了。他反而坚信将来会有一个“比较稍稍像个样子的世界组织”，要保持这样的信心，一个能“使小国弱国与强邻都能同时生存的世界组织”。
他以这种信心去鼓励政府以此来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是胡适高远的国际视野，他不希望中国因此对国际社会失望，更不愿意中国回到对国际强权政治的认识。他希望中国的外交政策更符合当时的国际趋势。因此，在胡适与当时主管外交事务的汪精卫的通信中他继续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他认为，国联对于中日冲突的介入和处理，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现状，但也表明了“国联也不全是强者武器”，而“是这三十年来，世界的国际关系趋向理想主义的产物”，“两年来欧美国家世界人士对我们的同情就在于此。”（《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12月20日）。
在日本占领东北，而中国军队前期的抵抗失败，热河弃守、长城抗战失利的情势下，日军逼近平津一带。日本退出国联后，更显肆无忌惮。在此军事外交进入僵局的情形下胡适提出的上述主张，不能简单解读为对国联的无原则辩护和依赖。联络国际力量来防止战争的发生、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会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在国际范围开展不懈而有效的努力。“苦撑待变”，这个变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很多年。
随着欧洲局势不断的变化，日本也肆无忌惮地在太平洋扩张对美国进行挑战，胡适的信心更强，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最终成为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家，在美国施展国际外交与宣传，为中国的抗战最终胜利赢得了国际宝贵的经济支援和军备支援。并最终见证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最后的失败。
战后，作为联合国的倡导者，他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虽然他没有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因为这时他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毋庸讳言，在国难深重的1930年代，虽然胡适在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上提出过各种具体主张，献计献策，但并没有立刻收到收复国土的成效。这并不能理解为书生之见，因为军事与国家实力无法完成的使命，一介书生更不可能。但他在舆论和向当局提出和思考的和战主张是实际和现实的，这与他一直主张的和战理念是一致，他相信维护和平需要清醒地进行实力判断，进行清醒的利害权衡，因此更加相信和平的理念不是一味的畏战，不仅需要清醒的判断能力，更需要一套有序而可行的体系来维护。
胡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教育背景是中西结合的，大学和取得博士学位都在美国完成，胡适没有把他的留学经历只是作为进入象牙塔的敲门砖，而是力图把获得的知识和学理化作报国的利器，并使之在拯救国难的历练中得以提高和升华；在这篇文章讨论的历史时期，胡适还是尚未进入体制内的文人学者，尽管国难愈益严峻，政局吊诡叵测，胡适既不赞成轻易言战，也从未对国难和民族命运态度消极；而是积极参与，不计毁誉。对如何“打”进行更周密的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国联对于中日冲突的介入和处理无法阻止日本的侵华铁蹄，但胡适善于从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去捕捉对中国有利的发展与趋势，并敦促当局采取相应策略，中国必须抗战自救，但也正视实力，联合国际力量来增强实力。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现实观点。事后也证明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正是基于此。因此绝不是书生之见。胡适的和战主张，无疑是中国本位与其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化的观察与了解的结合。
虽然和平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但实现与维护和平之路却十分坎坷崎岖，需要世界范围的不懈的合作努力。珍惜和平，不仅要准备随时为和平而牺牲，更需要冷静而全面思考如何保护和平、实现长时间的和平，这就是今天温习胡适以世界的视野，去审视国际关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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