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灿烂封闭时代下的无根鸟：厂矿子弟
“千禧年跨世纪的那场烟火格外盛大，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之一。”株洲331厂的那场跨年烟花唐笠至今难忘，“那场烟火过后，我再看别的烟火秀，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触了。”
每逢节庆，厂区总是热闹的，隆重布置，张灯结彩。唐笠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过年去园游会，她会缠着爸爸给她买花灯。来自内蒙古617厂的汪文超同样记得，元宵节时，各分厂都要出花灯。因为观灯免费，这事成了赔钱买卖，但是各分厂还是会下狠功夫，比赛着谁做得好，花灯摆满了厂区的道路。“这差不多是厂区全年最热闹的时候了，几乎所有人都涌到厂前看花灯、看焰火。”
厂区上空炸开的烟火，照亮了地上人群的脸庞。那是厂矿的一段黄金岁月。
内蒙一机厂文化宫
“以厂为家” home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与重工业体系，自外向内将全国划分为三条线，并将位于东北和沿海、沿边各省的一线工厂和科研单位，搬迁到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内陆地区，开展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16年间，国家在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累计投入了2052.68亿元。而在197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261.32亿元，刚刚突破两千亿元。
汪文超所在的内蒙一机厂建厂大会资料画面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研究生丁艳在《移民外来文化的土著化过程——以西南三线厂的“厂文化”为例》一文中提到，三线建设中的一百多个厂矿企业，容纳了移民而来的二十多万职工和科技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在高中或中专以上，很多都是大专生和大学生，是当时最高科技水平的代表者。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工作的三线厂，偏远且分散。出于安全考虑，三线厂建设采取“山、散、洞”的方针，工厂靠山、车间分散、设备进洞，不仅厂与当地之间沟通有限，各个厂之间也有明确的分工，绝对独立。
来自四海八方的人们在厂矿扎下根，形成了独特的“厂生活”和“厂文化”。“以厂为家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精神，更是众多厂矿家庭的一种生活状态。”来自475厂的豆瓣“厂矿子弟”小组组长潘一掷，这样描写家和厂的关系。
“475”是辽宁向东化工厂的代码番号，那时工厂的生产工作被要求严格保密，各厂之间以专属的代码番号相区别，就连厂内文件和职工工作证上都只写工厂番号。
张口闭口“我们厂”，是潘一掷一家在五十年厂区生活中养成的口头禅。潘一掷的母亲是厂子弟小学教师，父亲是生产处调度人员，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侄女外甥，全都出生在职工医院，直到上大学前，潘一掷都就读于厂区内的子弟学校。一家三代同厂，厂在家里，家在厂中，二者边界模糊。
潘一掷当年所在的工厂
在家厂同一的环境里，集体主义的底色几乎铺陈在厂矿的所有活动中。来自401厂（东方汽轮机厂）的陈志刚对厂里的集体婚礼印象深刻，“那时大家连结婚都一块结，没有喜宴，没有吃饭的环节，但会准备很多的瓜子、花生和糖。”每次集体婚礼大概会有十对新人，每对新人配一男一女两个花童，由厂里的子弟学校分配，新人与花童可能素不相识。当时正上小学一年级的陈志刚也是花童之一。
婚礼上，所有新人站成一排，厂领导在一旁把控着整个流程，发表祝福。《婚礼进行曲》是背景乐，彩纸彩条是助兴的道具，但是整个流程没有西式的宣誓，更没有中式的拜天地。“就是一个革命婚礼。由领导来宣布你们从此是革命夫妻，要互帮互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志刚打趣道。
“封闭中的自由，
自由中的封闭” freedom
有时午夜梦回故乡，潘一掷会醒来坐起，点一支烟，打开电脑，用百度地图卫星定位模式，仔细辨认公路铁道和河流山脉的轮廓，心底浮现的都是故人旧事。
从东北沿海向内地转移的大批工业移民，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他们自带一套风俗和迁出地口音，再加上工厂保密和封闭的性质，以及不同的隶属级别，和厂外的生活格格不入。
解放战争后，从大陆撤离的国民党家属、老兵聚集在台湾眷村，他们单独住在一个区域，很少跟台湾土著来往。眷村人讲着标准普通话，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有着更高的认同感，和本地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大。
虽然缘起不同，潘一掷认为厂矿这块小小的“飞地”，和台湾的眷村文化有些类似，都存在着“小圈式”的文化特性——封闭式管理，与外界文化脱离，生活模式自成体系。
走出厂矿后，陈志刚才发现厂矿内有一套自产自用的补给模式。一天两瓶鲜牛奶，是他自小养成的习惯。为了保障后勤，401厂里建有自己的奶牛场，每个月给订购了牛奶的家庭发一排牛奶票。每天，陈志刚都拿尺子将牛奶票一张一张裁下来，放学后再和伙伴们一起拿票排队领牛奶。当时，他并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上了大学，和其他没有在厂矿生活过的朋友聊起天，他才惊讶地发现，同龄人在小时候基本没有喝过鲜牛奶，最多也只是喝奶粉。
除了牛奶场、家属院、子弟学校，三线工厂还建立起了包括医院、广场、员工食堂、文娱活动中心，甚至广播电视台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设施，居民足不出厂就能满足一切需求。“从我爷爷那个时候开始，在厂医院看病就是不要钱的，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生病和住房是很大的事情。”陈志刚唏嘘道。
“这种环境也带给人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安稳，没有压力。”在厂外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后，陈志刚才发现，厂矿子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生长的环境比较平均和平等，相对于周围的其他人，厂矿子弟的进取心和狼性显得很弱。“当时留在厂里的小伙伴，没一个当上领导的，比较安于现状。”陈志刚说到。物质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封闭成为厂矿子弟前半生经历中硬币的两面。
乡音渡乡愁 hometown
就像一个地方会有自己的方言，天南海北的语言体系长期杂糅在一起，也让厂矿建构起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生态。
陈志刚的父母虽然是四川人，但他只有在家里才说四川话，家以外的环境，陈志刚和厂里的小孩一样，说着一口普通话。走出厂矿前，陈志刚从未意识到自己曾处于语言孤岛中。
前往大学报道那天，陈志刚第一次被周围同学询问是不是东北人，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说着一口很奇怪的“普通话”。“我们这种口音，在外地总会被非东北人当成东北话，被东北人当成标准普通话，只有青山（内蒙古包头市）人能听出来是老乡。”汪文超对此也深有同感。
汪文超家所在的青山区有617厂（一机）、447厂（二机）两个军工大厂，第一代居民都是来自各地的支边人员，从母亲这一代厂矿子弟开始，标准普通话中掺入了内蒙话和东北话的词语和腔调。再加上汪文超在来自北京的姥姥身边长大，自小学会了一口京腔。还在子弟学校上学期间，因为一句“我忘了这码事儿了”，他曾逗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那时孩子们只会因为语音语调的差异感到新奇，不曾意识到乡音在乡愁中的份量。
“1937年生人，50年代初，不到20岁来包头支边。”回到姥姥在厂矿生活的开端，汪文超找到这三个数字。从北京来支边的姥姥，见证了一机厂从荒滩上拔地而起的过程，而她心中的北京，还是离开时的模样。
读研读博期间，汪文超去了北京，每次假期回家，他总喜欢和姥姥聊聊北京的故事。“姥姥问我，学校在北京哪里，她自然是不会知道五道口的，我对她说，出了西直门，去颐和园的半路上。也会向她讲起，她儿时熟悉的一片乡村风光的三里屯和大北窑，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繁华之地。”
吃着姥姥六必居的酱做的炸酱面，汪文超意识到她一直保留着在北京养成的习惯。面的味道和从前一般，但在地域认同上，姥姥已倾向于把自己当作包头人，北京则更像是承载着童年回忆的背景。故乡的转移无可避免地悄然发生。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life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崔健的声音几乎是从录音机中蹦到了王磊的脑子里，“非常震撼！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声音！”他用四个字形容初听崔健歌曲时自己受到的冲击。
王磊来自淄博市博山区，那儿三面环山，拥有由三个军工企业合并成的博山电机厂。王磊的父亲在这个厂里工作生活，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接替父亲工作的厂矿子弟。
意识到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音乐后，王磊开始去弹唱这些歌。80年代末，王磊是留长头发，打耳洞，穿破洞牛仔裤，欣赏波德莱尔现代诗的摇滚青年。1992年3月4日，他带着1000块钱，只身一人抵达北京。
离开的想法酝酿已久，做决定只花了不到一天时间。
动身前一天，王磊旷工长达一个月的事情暴露了。父子俩起了冲突，他被父亲暴揍了一顿。但他还是想去北京做音乐，换个环境，更是换种活法。10年后的今天，还和父母一辈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无法接受这种想象。
“他们羡慕你的伤痕，却拒绝一切可能的改变”。这是王磊所在的组合“磊落”原创音乐《厂矿子弟》中的一句歌词。在北京呆了半年多，王磊开始接演出，组乐队，虽然生活居无定所，但他并不觉得苦。
磊落组合专辑封面
二十多年过去，时代变了。许多人开始羡慕磊落，觉得他们在做音乐创作，行走于追求诗和远方的路上。但在“磊落”的另一位创立者，键盘手乐乐看来，正如歌词里写的那样，从事音乐创作就和厂矿生活一样，被看到的常常只是单向度的一面。
对于磊落组合而言，“厂矿子弟”这四个字代表的不只是这个特殊的群体，还是一种生活状态：人们在某个大的封闭体系中生存，陷入舒适圈不想逃离。“给予你一个乌托邦一样的稳定性和对未来的保证，你有没有魄力放弃它，去选择你想要的？”乐乐说道。
栗宪庭先生的一句话让王磊印象深刻：“一个人这一生，活着，就是要挣脱这个时代企图塑造你的那种力量。”王磊说出这句话，回忆不自觉地挣脱。
“我们有幸经历了80年代，那是个从无到有的时代，这代人刚开始有了‘我’这个概念。”王磊说，“父母那代人所有的大多还是‘我们’这种集体概念，觉得自己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是墙上的一块砖。”
“但我们开始考虑个体的感受。”王磊从厂矿出走，带着无数厂矿子弟的背影。
“这片土地赋予的
理想主义”idealism
逃离厂矿，过和父辈不一样的生活，汪文超之前也有过同样的想法。
本科来到大城市，遇到的朋友，或兴趣相投、或知书达理、或生活精致。那时，在他眼里，以父母为代表的家乡人，“眼光狭窄、举止粗鄙、整天只关心柴米油盐”。然而，走出高校的象牙塔后，现实生活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们似乎一直身处云端，想要在这里立足的人，不得不变成单一功利的价值观，这令他不知所措。
身边毕业或没毕业的博士，谈起高校的工作，只剩发论文、评职称，把上课当成绊脚石。而在远方的家乡，作为和他利益最相关的人，爸爸却常给汪文超讲自己读大学时的往事，告诉他要先讲好课，讲出情怀。
读博的最后一个学期，汪文超因疫情滞留在家，看到收入不高的亲戚，也可以坦然地将大把时间、金钱投入自己的爱好。这些被别人评价为“不求上进”的人，对此时的他来说，显得可爱，甚至有些奢侈。汪文超恍然发现，自己性格中的理想主义底色，已被这片土地赋予，只是自己不自知罢了。
潘一掷则从儿时起，就畅想长大后自己能够进厂里上班，但还没有等他毕业回厂，475厂就不见了。
潘一掷所著小说《子弟》
厂的消失，早有预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结束了战备状态，为预备战争诞生的三线企业，不免面临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企业效益下降等问题。国防工业“军转民”的序幕缓缓拉开。
生产火药的475厂此前从未生产过民用产品，其他军用工厂也是一样，个个都是头一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摸清了民用产品的生产路数后，475厂开始生产浮法玻璃、银镜、人造革等民用产品。一时间，父辈们茶余饭后的聊天话题也从“硝基胍”、“小粒药”（军工产品）变为“退火”、“冷修”（民用产品生产工艺)。即便如此，由于当时民用产品成本高、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产品出得快，去得也快，475厂终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
当时，五千户家庭有的被合并到其他军工厂，有的被安置到沿海城镇落户，还有一部分投奔亲友。这座有着六十年光荣历史的功勋工厂，作为“飞地”在努鲁尔虎山深处扎根45年，于2006年被连根拔起，迎来历史性的落幕。
潘一掷2021年摄于回乡列车之上
焰火是短暂的，人们抬头看，脸庞只留下一点光辉岁月的余温，脚还是沉沉踏在生活坚实的地面上。
无数次回味那段时光，厂矿子弟们决定为它留下些什么：潘一掷写作了长篇回忆性小说《子弟》，磊落组合制作了专辑《厂矿子弟》，陈志刚正在筹划厂矿子弟相关的纪实文学……流动时间中另一种姿态的焰火，正在文字和音乐中升起，承载着一代人特有的记忆，永恒地绽放在夜空之中。
时隔六年，重返故厂，潘一掷和父母虽然早已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但还是被车窗外的景象吓了一跳，破败空城，残垣断壁。潘一掷在演讲中说，那天在微微细雨中，他和父母撑着伞站在从前的家门口，三个人直发懵。过了很久后，父亲突然说了一句，真像梦一场啊。
王瑞雪 郭一蒨 侯雨汐 贾梦雅丨采访
王瑞雪 郭一蒨 侯雨汐 贾梦雅丨撰文
蒋敏玉 张芷菲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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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采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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