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丨竞技运动员：生活，在胜利之外
“没有人会记得奥运会的第四名，他从此就消散在人群里——生命任何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奥运。”曾在冬奥会获得8枚奖牌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阿波罗·奥诺回想起过去，不是赢，而是对失败的恐惧推着他一直往前。
过去一年，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圣火在东京熄灭，半年后，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中国共派出770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在两个体育界最高竞技台上，聚光灯紧跟那些站上领奖台的人。但还有数以十万计的运动员，在向国家队输送人才的金字塔系统里，日复一日地训练。
与塔尖遥遥无望时，有人选择离开，有人在边界游走，也有人坚定不移。共同点是，他们都曾试图在紧仄的空间里，找到另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
我们找到四位聚光灯外的竞技运动员，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刘翔昔日教练孙海平的队员，苏炳添的“陪练”师弟，中国男子泳坛新星覃海洋的队友。在已有的运动生涯里，这些运动员经历伤病、瓶颈，面对封闭、失败，走过冠军运动员同样走过的路。聚光灯之外，他们长期孤身一人，与自我作战。
在高压的竞技体育金字塔里，一切都是为了胜利，一直往上走，直到抵达奥运的顶峰。但走到半途，在某个位置停滞才是运动员们的常态。高压如影随形，重复的训练也日显枯燥。在消耗巨大的金字塔系统里，竞技运动员如何找回被搁置的生活，把握自己的人生？
聚光灯之外的挣扎
2020年的春天，下午六点，陈爱主结束训练，队友陆陆续续走去更衣室，游泳馆恢复平静。陈爱主磨磨蹭蹭地收拾训练装备，抄录成绩时也故意排到了最后一个。她有话对教练说。
她想退役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她十七年的生命，有十年都泡在泳池里。
对面，教练的表情让她忐忑——她担心被挽留，也害怕教练直接同意。距离体测和体育单招仅剩两个月，继续或是离开，两条路都很艰难。但已经没有第三条路。
四十公里外，上海嘉定的家里，陈爱主从小到大在各种游泳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奖状，仍陈列在父母卧室内专做的展示柜里。
这是漫长的一年。2020年的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则“归队封闭训练”的通知突然发来，陈爱主仅有两天的春节计划被彻底打乱。那天，陈爱主的父母退掉了早先订好的年夜饭，开车送女儿赶往训练基地。随后，大规模体育赛事停摆，陈爱主开始了一整年的封闭训练。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调研结果，疫情之下，存在心理健康管理困难的运动员达到了32%。
这一年，陈爱主临近高三升学，正好在改技术动作，跟了6年的教练因为家里有事时常不在，新来的教练又让她难以适应。渐渐地，身体开始长胖，游泳成绩一退再退。在队里，陈爱主一天的训练量在10000米左右，相当于50米的泳池来回游100圈。此前训练，她的心思都在划水的动作和频率上。但如今，每天在宿舍醒来，她想到自己难以增长的成绩，下意识地抗拒下水。
陈爱主在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比赛（受访者供图）
一直以来，陈爱主都喜欢入水的感觉。池水托着她漂浮起来，她觉得自由。当成绩陷入停滞，在水下承压就有些沉重了。一年后，陈爱主和爸妈吃完晚饭，一起在小区散步。并排走的时候，陈爱主试探着提起自己退役的决定。这对一向尊重女儿选择的父母，一反常态地陷入了沉默。他们如何也想不明白：从幼儿园起就没再离开过泳池的女儿，为什么会想走到这一步？
高考时，陈爱主只报了两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前者只招收两名高水平运动员，陈爱主位列第三，落榜了。参加完西安全运会，陈爱主退役了，到暨大读体教专业。她不是没有想过再考一年，继续以专业运动员的身份走进大学。只是和游泳一样，在运动员的路上游得越远，体力不支，阻力会越大，竞争也只会越来越激烈。
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想退役。知乎“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是种怎样的体验？”的话题下，苏炳添给出的回答是：“很枯燥。有的时候确实练着练着就会想：太累了，明天还要练啊太累了，还要练那么多年，怎么坚持啊……”
封闭、压力有时候会让人透不过气来。国家田径队的罗显彦一直内疚，一年只有一周的探亲假期，她无法陪伴家人。妈妈说，她是家里的“开心果”，但她好像被卖给了别人。有次回到家，妈妈做的菜放了很多葱，而她最讨厌吃葱。妈妈知道后解释：“我太久没有和你接触了，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了。”
2020年的冬训，罗显彦跨到最后的栏架时，速度放慢了些，脚绊到了栏架，身体前倾出去之前，她强行把栏架掰了回来，腰一下子就伤到了。负责她的队医跟着集训队员被外派，疫情形势严峻，罗显彦没办法外出就医，她不敢麻烦同场其他省队的队医，忍痛忍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每走一步都觉得煎熬。
距离陕西省全运会不到一个半月，同样是国家田径队的选手施家莉在训练中坐骨受伤。她刚结束和外教的合约，转入“国宝级教练”孙海平的队伍，磨合困难。为了提高队员的后程能力，孙海平队内训练的栏间距一直是8.6米，比正常比赛多出0.6米，多设了两个栏架。
施家莉跨了三趟，疼痛在几个小时后袭来，她没法正常地行走或坐下。她在宿舍里哭了半个小时。这可能是她职业生涯里的倒数第二个全运会，她全身心备战了很久。受伤意味着，她可能无缘决赛。她尝试过针灸治疗，十根直径一毫米的针刺入她的坐骨神经，这时离全运会只剩下37天。
施家莉在训练（受访者供图）
命运交错在陕西全运会上。2021年9月，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刚满18岁的陈爱主参加的第一个全运会，她在小组赛游了第一，但还是没能进半决赛。罗显彦冲过赛道的终点线，一举拿下了决赛第五。施家莉则以带伤的状态，拿下预赛的第十二名。她跪在终点后15米的地上，心知自己已全力以赴。
聚光灯之外，命运在她们的运动员生涯做了相同的注脚，短暂相遇后，她们各有自己的未来。预赛前两天，陈爱主坐上看台，观看队友覃海洋的夺冠之战，她再一次感受到对游泳强烈的心动，“就是活着的感觉”。
场馆很空旷，所有人都在为运动员们加油。但水下听不到声音，她再清楚不过了。专心比赛的时候，身体沉入水里，耳边只有哗哗的水声，与世隔绝一般，听不到外界的呐喊。但她直觉覃海洋能感受到。她站在人群里，喊得格外响亮。
全运会闭幕的第二天，陈爱主发了朋友圈，是上海游泳队在全运村标志花牌下拍的大合照。陈爱主站在五十个人之间，前排拉着横幅，横幅上的标语是“劈波斩浪 泳往直前”。
这是她最后一次代表上海队“劈波斩浪”。
上海游泳队在全运村合照，
第一排左二为陈爱主（受访者供图）
选出那个有天赋的小孩
回看最初攀登“竞技体育金字塔”的那段路，陈爱主还是别人眼里那个“有天赋的小孩”。
2014年初的冬天，哈尔滨的雪很大，“士宝”英发杯全国少儿游泳冠军赛场馆在一个小雪山对面，位置很偏僻，没人铲雪，积雪堆到了陈爱主的腰。这年，陈爱主10岁，正式学游泳已经4年。她第一次见到雪，一下子冲进雪里玩。同队的人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常常玩到教练快管不住了，一直喊他们回去。
小时候，她每年都被市里选为代表外出比赛。她对这些比赛没有太多记忆，就是去“玩”。她不怕水，个子高，天生水感好，幼儿园时就已被区队教练选上。
上了小学，陈爱主正式学习游泳，跟着二线教练学基础。上海的小学是五年制，陈爱主就读的小学每个年级都设置了一个体育班，这些班级没有文化课教学区分，只是在课余增加体育训练。一个班学游泳的人大概有15个，随着年级增长，不少人无法兼顾学业，选择退出，“越往上走，来的人会越少”。
每天傍晚四点半放学，队里的大巴车来接他们去游泳馆训练。两辆大巴车，五个年级的人都在，坐得满满当当。每个年级一堂课的训练量不同，一年级是2000米，到了五年级则是5000米，相当于在体育馆50米池往返游50圈。陈爱主统统体验了一番，“非常开心的，也不算很累”。
每年都有两次选拔性的市赛，通过选拔的运动员组成一个队伍，在父母的陪同下参加全国比赛，拿全国冠军对那时的陈爱主而言是常事。在嘉定区政府网站的体育新闻里，陈爱主的名字常常和“嘉定骄傲”的称号一同出现。
到了五年级，教练直接去了她家，同父母商量让陈爱主进省队。进了省队，意味着正式成为专业运动员。教练说了，女孩子有很多生理反应，成为运动员会辛苦一些。陈爱主基本没有犹豫，选择了进队。“被选中的时候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好玩。”陈爱主说，“觉得以后也能这么顺畅地走下去。”
与此同时，学跨栏的施家莉接到广西田径队教练的橄榄枝时，选择了拒绝。
2011年，施家莉14岁，在广西第十二届运动会女子乙组200米决赛上拿下了冠军。到了初二，她在业余训练的情况下，拿下了女子200米短跑的一级运动员证书。与陈爱主不同，一直到初中毕业，施家莉都以学习为主，每天只训练一个小时左右。
大半年时间里，施家莉都在犹豫。教练每天都会打电话来，学校老师也在劝。施家莉的学习成绩很好，也舍不得校园生活。“我没有觉得体育比读书更重要……但一个人有一项特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我能把这项特长做好，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初中毕业后，她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2019年，施家莉参加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
（受访者供图）
四年计的日与夜
刚进省队的那几年，被施家莉称为“第一个四年”，一段迷茫的日子。
2013年，施家莉正式进入省队，来到珠海。从全日制学校到体校，原本每天八九个小时都在学习的节奏被打断，她感到没来由的恐慌。第一次离开家人，开始一种新的训练方式，她正在脱离原来的生活。
这里有新的规则。陈爱主刚进队两个月时，被罚了一千块钱左右，将近正式签约运动员每个月补贴的一半。队里的规则很明确，不用上文化课的日子，每天六点三刻集合排队，训练和休息的时间都是固定的。训练迟到、不叠被子、房间太乱、上文化课睡着都会被扣钱。
细密的规则渗透在每个角落里。每个人都需要控制饮食，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教练就守在边上，有时直接自己给他们打。训练量很大时，教练要求每个人必须喝完一大碗炖汤。盐对身体不好，炖汤里的盐加得特别少。陈爱主每次都需要捏着鼻子猛灌，那股单纯的鸡味或鱼味让她觉得难熬。
每天的训练里，陈爱主必须维持足够大的运动量，逼迫身体去触碰某种极限，“把它一直往前推”。初二时，和她一起进队的好友因心肌炎退役。游泳是孤单的。靠岸的时间很短，一趟游下来，还没有力气说话，她就又得游走。如果晚上加练，陈爱主一天在水里待九个半小时，耳边只有哗啦的水声。
没有完成固定的训练量，周末就得留下来继续练。有一周被留下来时，父母偷偷过去看她。从家里到训练场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家长不能入内，父母就隔着大门，站在车的旁边等她。旁边是站岗的保安，三人隔着大门的栏杆相望，打着电话聊天，“像坐牢一样”。
这一切都是为了成绩。队内每天会安排测试记录成绩。多年的水感让陈爱主对自己的成绩有了一种近乎直觉的敏感。一趟游下来，不用教练告知，她也能知道自己游了多少秒。低谷期时，她每天照常训练，抄好成绩单，上交训练日记，失望感还是会跑出来，“付出那么多，但是没有得到回报” 。
力不从心的日子里，陈爱主看到了那些“神一般的人物”。不管是身体机能，还是爆发力和耐力，“天赋就是与生俱来的”。通常情况下，经过一节强度很大的力量训练之后，身体需要一整个星期来排乳酸。但总有人第二天就可以排完，完全不会感到累。陈爱主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公平，又很羡慕，“因为自己知道是追不上的”。
新老队员的替换已是常态，“总是有人会涌上来”，要想受重视“只能拔尖”，赛道的边界扩展到了赛场之外。罗显彦也敏感地察觉了到教练对队友的偏重。不安感一直催促着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有限，如果今年不能跑出来，明年总能跑出来。但他们有多少个“明年”？2020年11月底，她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备战集训，国家田径队已经挑选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小孩，准备打造一支国家少年队。“冠军只有一个，你是知道的。”
从教练的安排和言语里推测自己是否被看好让她内耗严重。2015年，连续两场比赛失利后，她甚至向当时的教练提过退役。后来，教练跟她坦白“自己有私心”，想先培养其他队员。她一度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到了比赛时，人已经上了跑道，枪响起跑，她心里还在想：跑在最后怎么办？
“专注度已经移到别人那里去了，你这场比赛怎么比呢？”那段时间，她每天照镜子跟自己讲话，洗脑式地一遍遍告诉自己，“你就是最好的。”
训练的间隙，队友曾建航热衷于跟她讲刘翔的奥运会。他是刘翔的超级迷弟，爱模仿刘翔来给队友开玩笑式地打气：“谁说黄种人不能拿奥运会冠军？我！罗显彦今天就……”
罗显彦在训练场（受访者供图）
成为刘翔并不容易，数以十万计的运动员中，能在奥运会上摘金的只是凤毛麟角。在国内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里，运动员必须经历从基础、初级、中级到高级的4轮选材，才能从金字塔塔底层级递上。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6年间，年均注册专业运动员由 20000名增加至50000名，非奥运年、非全运年的专业运动队的淘汰率平均为25%，一年平均有12500多名运动员退役。
小时候，陈爱主想要当奥运会冠军，施家莉想要站上世界赛事的舞台。但现在，“第一个四年、倒数第二个四年”成为了施家莉标记时间的刻度。
全运会的举办间隔是四年，每一个四年中间，施家莉都会想，我还能坚持多久。
生活在别处
除了目视塔尖，被输送往国家队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运动员生活。
在国内，大多数专业运动员在中小学时就已经进入系统的体校学习，并往专业队层级输送。就读于普通中学的体育特长生则被分隔在外。很长一段时间里，两种培养体系完全区隔：前者负担着攀向竞技体育巅峰的发展压力，具备高度完备的训练资源和教练团队。而后者更多作为升学跳板，大多数体育特长生并不会向更高的竞技体育领域发展。
杨健铭在两种体制里都待过，知道二者的落差。今年30岁的他是苏炳添的师弟兼“陪练”，已经离开专业训练队两年，在暨南大学任教。他始终游走在两种体制间，为了更好的训练资源和成绩前往专业队，又因为过度高压和封闭选择离开。
高三暑假，他前往广东省田径队，跟专业运动员一起训练了半年，成绩并不比别人逊色。当时，他和苏炳添还没有很熟悉，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暨南大学在队里为高水平运动员开设国际贸易课，一周上两个早上，他常常跑去“蹭课”。但在省队的最后一段时间，体制内的封闭感已经让他难以忍受。周一到周六，队员只能待在训练馆，吃饭睡觉训练。队友们唯一的娱乐是打游戏，杨健铭觉得无聊，难以融入。
脱离专业队意味着，他在竞技体育领域很难再有竞争力。离开省队的后七年，杨健铭几乎只靠自己安排训练。没有体能教练指导，也无法把所有时间投注在训练上，他就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的训练量。营养补给比不上专业队，他就多花伙食费，有意识地让自己多吃肉。为了突破瓶颈，他在研一研二时找父母资助，以个人身份跟着苏炳添和国家队到美国，学习技术改进的系统理论和训练计划。大学毕业，他又前往国家队，辅助苏炳添训练。
兜兜转转，他始终没想过自己退役，跑步对他来说是终生的事。得知32岁的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上刷新男子100米半决赛的亚洲纪录，30岁的杨健铭决定，还是要“把发霉的鞋子拿出来擦一擦”。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在即，积分排在全球前四十名的运动员即可参加。2019年底，为了提高自己的积分排名，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额，施家莉前往美国进行集训。到达美国的两个星期后，疫情暴发，报名的几场资格赛事都被取消，田径场和健身房也关停了。
因为手续还没有办好，她迟迟不能回国。施家莉时不时地去查自己的积分世界排名。整个四月，她看着自己的排名从第96名，一点一点掉到100名外。
得知参与奥运会的资格名单，施家莉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在以前，她看重每一场赛事。如今，运动员对她而言只是一种职业，即使这份工作非常辛苦。每日的重复训练，让她常自嘲自己像个“退休老人”——拿着“低保”，不愁吃穿，还可以保持健身习惯。
施家莉在微博简介上描述自己“More than just an athlete”（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除了训练，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每天早上醒来，施家莉会给自己做一杯手冲咖啡。磨豆、闷蒸、注水，整个过程需要三分钟，施家莉用这三分钟，让思绪沉下去。她在微博记录了生活的很多细节，逛虹桥的日本超市，看藏在云层的日出，在游乐场的过山车上尖叫……“看，我也还活在生活当中呢。”
关于退役后的生活，施家莉的设想是开一家咖啡馆，不过那还是较远的未来。她准备考研，也想争取再多跑几场比赛，可能在下一届全运会后退役。陈爱主则开始了她的退役生活， 16岁生日那天，她收到了父母送的第一套汉服，之后她便开始攒钱买汉服。上了大学以后，陈爱主仔细研究每套衣裙，根据颜色搭配妆容和配饰，常常会花两个小时做一套完整的妆发。
陈爱主穿汉服（受访者供图）
大学的课排得很满，陈爱主对“运动解剖学”和“体育社会”两门课很感兴趣。之前在队里，安排的课程只有语数英。这些都是她从来没有涉及到的领域，一切都很新奇。“可能因为没有体验过……就像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陈爱主提早到球场上练足球。杨健铭正在跑道上指导学生，场上有些喧闹，田径队的学生跑了一圈又一圈。没有聚光灯，冬天傍晚的阳光落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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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楠 余颖欣 吴琳 周靖丨撰稿
柯愉乐 刘思湘
吴琳 余颖欣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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