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生物学博士，不在美国当科学家，回国当“网红”“媒婆”，他图啥？
撰文：张玲 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12月刊，原文标题《李治中：无问西东》
“清华毕业的，如果只是担心自己一点小小的生活，确实不能发挥人生最大的价值。”
李治中
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秘书长
2017年的大年三十，李治中决定辞去诺华制药公司实验室负责人的工作，回国发展。
13年前，在清华大学生物系读本科时，李治中因母亲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决定到全球综合排名前30的杜克大学探究癌症生物学。
赴美时，他与女友一人只带了两个箱子，13年后回国，二人结婚已经10年，身旁围绕两个孩子，以及20多箱鼓鼓的行李。
搬家回国，全职做中国儿童癌症公益，李治中坦言，“挺难的”。
从实验室负责人转变为基金会的秘书长，他的工作内容和生活节奏几乎都变了。在中国做儿童癌症领域的公益，他是拓荒者，每一步都是摸索。
挑战不仅来自事业，还有家人的担心。
之前李治中的爸妈可以很骄傲地对人说：“我儿子是美国一线科学家，在世界最好的药厂之一（指诺华制药）研究抗癌新药。”但现在，“不在药厂了，不在美国了，不是科学家了”，他妈妈担心：儿子放弃了这些，便不再权威了。
同样有犹豫的，还有李治中的妻子。二人是清华同班同学，毕业一起出国之后，从来没在国内工作过，“不确定回来之后会是什么样”，也担心无可回避的房子、车子、教育、医疗等问题。
“最终吧，还是有一点使命感。”李治中说，“清华毕业的，如果只是担心自己一点小小的生活，确实不能发挥人生最大的价值。”
李治中与洛杉矶儿童医院主任交流
“To Life”
本科期间，李治中学的是干细胞，“研究人怎么换器官，怎么长生不老”。那时候，癌症对他来说，“就是一坨长得很快的细胞”。
癌症第一次侵入他的生活，是在大四那年，母亲患了乳腺癌。他在网上查了一整晚的资料，一无所获。相关的有用信息太少，市面上没有什么好药，是他当时最强烈的感受。
“癌症到底是什么？”为了探索答案，李治中决定去美国杜克大学学习癌症生物学。他用了3年多时间，拿到了大多数同学需要6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去高校还是制药公司？读博期间的一堂课，对他的最终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节脑瘤课上，老师请了一位20多岁的脑瘤患者来分享其生活：每天会接受怎样的治疗，治疗有哪些副作用，对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最后，在那节课上还“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过了一个学期就去世了。
“那节课让我们一下子从书上的理论跳出来，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见过这个病人之后，你才能理解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李治中说，“实际上很多做科研的人根本没有见过所专注领域的病人，有时候，容易纸上谈兵。”
这堂课，还有母亲的病，让李治中决定毕业之后，去诺华研发新型癌症靶向药和免疫新药。他希望通过研发抗癌新药，和癌症做斗争。
在诺华的工作顺也不顺。工作3年之后，李治中就做到了癌症新药开发部实验室负责人的位置。但他仍然必须学会面对失败，“甚至99%的时间都在失败”，因为生物学家在整个制药流程中“只是非常小的一环”。“整个链条上还有做药物化学、药动、药化、临床研究等其他科学家，”他说，“任何一环出问题，这个药都会失败。”
李治中也会“愤怒、抑郁、想不开”，甚至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但是，人生中有一些力量，让他“不敢懈怠”。
李治中与制药科学家Tom合影
制药科学家Tom是李治中的好友。“他亲手合成的肺癌二代靶向新药Zykadia（色瑞替尼）已经上市，全世界上万名患者将从中受益。”李治中说，“但同时，他也是一名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在治疗间隙，他还跑到实验室讨论科研课题；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他还在帮其他患者寻找合适的临床试验。”
Tom和癌症战斗5年多后不幸去世，享年45岁。
以前，李治中和Tom通信，彼此都会在信的结尾写下“To Life”（致敬生命）。“他是我的榜样。他去世后，每次我想偷懒，一想到和他通的信，我就不敢懈怠。”李治中说，“因为很怕以后在另一个世界见面，他问我：‘菠萝（李治中笔名），多活了这么些年，说说你到底干了些啥？’”
李治中在演讲中，讲述自身的经历和公益事业
“风口上的猪”
不仅做科研，李治中还是一位癌症科普作家。和写艰涩、专深的学术论文不同，科普需要简单有趣地向读者传递知识。
能够二者兼具并进行“转化”，李治中觉得有天赋的成分。2012年初，在去波士顿滑雪的途中，他和两个学计算机、两个学金融的“驴友”相识。
李治中癌症生物学的背景，在几个年轻人中引发了癌症相关的一系列话题：癌症治疗有哪些新突破，癌症为什么会致死，做化疗为什么会掉头发，癌症和肿瘤的关系……
他发现，一说到癌症，大家普遍会想到死亡、化疗、掉头发，但背后的原因很多人并不知道。
简单有趣的表达，让4个多小时的车程，变成了李治中的癌症知识脱口秀。
“下车的时候，那四个人都捶胸顿足，感觉自己学的专业是‘垃圾’。”他回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擅长把复杂的癌症知识给非专业人士讲明白。”
2013年的时候，发现有朋友也在转伪科学的文章，李治中很难过。“一边是那么多科研人员在想尽办法对抗癌症，但另一边，在中国，无数的伪科学却在肆无忌惮地传播。”他说。
李治中决定向癌症谣言宣战，于是开始以“菠萝”的笔名写癌症科普文章。
通常，李治中会花6～8小时写一篇科普文章，再用一两个小时做删减。为了让文章易读有趣，他会再加一些比喻和幽默的话。
有一次，为了辟谣“红薯能防癌”，传播“休闲时间运动”可以防癌的知识，他写道：“原来，红薯真可以防癌，如果你是，每次都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买到红薯的小孩。”
最开始，文章有100个朋友阅读了，李治中就觉得很开心。后来，他把文章转到朋友圈里，被清华师姐、盖茨基金会的李一诺发现之后，又转到了微信公号“奴隶社会”的平台上。在这之后，他的科普文章开始在朋友圈子之外传播，阅读量和热度开始呈指数性增加。到2014年，陆陆续续有几家出版社找上门。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胡洪涛第一次看到菠萝的文章，就一口气读了十几篇。“他的文字像是一个老朋友坐在对面跟你聊天。”胡洪涛说，“很多科学家能把问题写深了，但写不浅。”
胡洪涛联系李治中时，没想过他会答应，也不知道同时有好几家出版社在争取，只觉得他的回复“好像没有要再考虑考虑的感觉”。
“胡洪涛跟别的编辑不一样”，李治中发现，别的编辑会从“书怎么写卖得更好”的角度出发，胡洪涛跟他分析的是“这本书为什么社会需要”。
如果给营销做得更好的出版社，可能书会卖得多一点，稿酬也会高不少。李治中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能在母校的出版社出书，“感觉还蛮酷的”。
《癌症·真相》2015年9月出版后，到2018年7月是第19次印刷，并在豆瓣上收获8.9的评分和1900多条评论。除此之外，该书获得了“2015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这种情况在我们出版社很罕见”，胡洪涛说，因为是《癌症·真相》的编辑，他也在社内被评为“优秀、先进”。
“其实就是一个‘说人话’的科学家，略带幽默感谈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李治中分析，“我觉得我是‘风口上的猪’。这几年得癌症的人数爆发，越来越多的人有认识癌症的诉求。
加上最近5～10年，抗癌新药不断涌现（PD1抑制剂免疫药、新一代EGFR抑制剂、BTK抑制剂等），聊这个话题比较有希望感了。如果是10年前，我只能写化疗药怎么用会比较好。”
李治中的科普文章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讨论，但面对海量的防不胜防的谣言，他很无奈，“我们是兼职在辟谣，别人是全职在传播伪科学”。
轰动一时的魏则西事件，让李治中感到“刺痛”。魏则西因在百度推荐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接受了未经审批且在国外已经被淘汰的治疗方法，导致耽误治疗，于2016年4月12日不治去世。
生命垂危之际，魏则西用自己的惨痛经历回答了知乎上“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的提问。
这一事件发生一年半以前，李治中曾写下《谋财不害命，中国的免疫疗法现状》一文，说明魏则西接受的那种疗法是无效的，魏则西没能看到，他觉得可惜。
写科普，李治中有传播不足的遗憾，也有传播广泛的“烦恼”。
此前，《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表明“酒精和其代谢产物乙醛会对造血干细胞造成显著影响”。“这再次证明：喝酒会致癌，中国人尤其危险。”李治中就此写下《后患无穷！喝酒能直接导致干细胞基因不可逆突变！》一文，很快，文章的阅读量突破150万，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少反驳：
“四川一个老太太，一百多岁，每天必喝，还是高度的高粱酒。”
“汉奸写的文章……祖国的历史文化，酒文化应该是少不了的。”
“如果武松不喝酒，他敢打虎吗？如果武大郎能喝酒，西门庆敢撩潘金莲吗？”
……
看到这些评论，李治中哭笑不得，但也不恼，“反正被骂，我又不少块肉”。
2018年他上一席做演讲，视频点击量超过6000万。不相信他科普观点的人，说他“哗众取宠”，也有科学家说他某些地方“讲得不够严谨”。
“科普是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科学上的漏洞。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定、有可能’，讲完等于没讲。”李治中有点无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没必要受一些无谓的罪，生活当中有哪些患癌的风险因素就可以了。”
扮演“媒婆”的角色
对抗癌症，李治中不只是通过科研和科普的方式，还有公益。
两年多以前，他在中国儿童癌症领域看到了“太多不合理的事”：“中外儿童癌症信息不对称；中国患癌儿童的5年存活率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儿童肿瘤的研究和抗癌新药寥寥无几，过去近30年开发的200多个抗癌新药，只有4个（其中3个化疗药，1个靶向药）是专门给孩子们的……”
李治中希望中国患癌儿童的家长在搜索诊疗信息时，能少一些他当年为母亲搜索癌症相关信息的无力感，于是，他发起建立了一个儿童癌症科普网站——“向日葵儿童”，并在朋友圈里号召大家将国际上已有的儿童癌症重要信息翻译成中文。这一号召得到了清华大学、杜克大学和诺华制药这三拨儿朋友里上百人的支持。
2018年11月19日，李治中与公益界好友刘正琛（左一）、李一诺（右二）、陈行甲（右一）在向日葵儿童官网新版上线启动仪式上。
“向日葵儿童”兼职运营两年多之后，在2018年，成为深圳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的一部分正式上线。
这一转变源于一次饭局。
2017年11月，有个朋友介绍李治中和拾玉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相识。“拾玉一直想做公益，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李治中过去几年写癌症科普、做儿童癌症科普网站的经历，以及癌症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让他们决定抛出橄榄枝。
拾玉开出条件：如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李治中愿不愿意从美国回来，成立并全职运营一个公益基金会？
“如果回国，我希望做儿童癌症方面的公益，也希望继续做科普。这些他们都很尊重。”李治中回忆，“午饭吃完以后，大家都是一拍即合的感觉。”
放下美国的一切，这个决定不容易下，但他只用了两三个星期。
“回国的想法一直都有。我和太太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年纪大了，万一生病，还是希望能陪在身边。”李治中说，“中国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国外回来的越来越多；也有人一直犹豫犹豫，父母一生病就回来了。”
回国全职做公益之后，李治中的生活工作节奏完全改变。微信里动辄2000多条的未读信息，早餐在上海、午餐在杭州、晚餐在西安的出差强度，没有时间多读前沿的论文和系统的书……
“现在的状态比较不可持续”，李治中坦言，很怕自己变成一个“快餐型”的人。刚刚起步的儿童癌症公益事业对他来说“很复杂，有困难，还在学习”。
难的是方法，而不是方向。
“中美儿童肿瘤治疗的生存率分别是60%和80%。”在李治中看来，这个差距主要由“信息公开情况、标准化治疗以及治疗辅助”等因素造成。
向日葵儿童网站主要是解决中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何让患儿避免被误诊，并接受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最好的治疗，李治中还希望在标准化治疗和治疗辅助方面有所推动。
“我们计划从2019年开始，推进不同地区之间医院的交流。”李治中说，“通过做医生培训和人工智能技术，缩小地区间的儿童癌症治疗差距。”
在完善治疗辅助方面，他希望尝试培养关注儿童重症的社工，并将其融入医院系统。
“我们的医疗系统很缺社工这一环，但在医院里特别重要。”李治中说，“社工主要负责心理辅导，科普讲座，帮病人筹款，和小孩做游戏。大家以为这些是医院之外的职能，其实在美国的医疗系统中，这些是治疗的一部分。”
现在，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开始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昆明儿童医院等地方做试点。他们想看看，“在中国的现状下，专业儿童医务社工能做成什么样子”。
除了这些，李治中还想做儿童癌症的科研，希望能突破儿童癌症在临床治疗方面的困境。他通过向儿童肿瘤科医生了解临床上的困境，结合自身的科研背景和人脉，对接医生和科研人员共同面对问题。
“现在我不管实验室里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我跳出来能做更多的项目。”李治中半开玩笑说，“我干的是这种牵线搭桥，‘媒婆’的事情。”
“科学要往前走，每个人都只能做一个垫脚石”，李治中希望把自己“铺”在这里。
回国做公益之后，李治中越来越火了，不少人把他定义为癌症科普的“网红”。他好像不太介意，甚至希望把“网红”当得更好一点，他觉得那样影响力大，更有可能深入到基层。
“我们也在想，要不要把快手、抖音平台作为渗透信息的渠道。”李治中说，“我可以把很高大上的群体和很需要帮助的群体拉在一起，至于我属于哪个群体都无所谓。”
（参考资料：《癌症·真相》，李治中在微信公众号“菠萝因子”发表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的口述，以及在一席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