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疯子，实则圣人——爱诺德·杨生神父
前言
在教会历史的长河中，各式各样的修会团体曾为传播福音、服务教会及社会人群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教会的开创、成长及发展更是不同修会团体前仆后继、竭诚努力的结果：早于元朝时期以孟高维诺主教为代表的方济各会、中到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耶稣会、晚在清末来到中国的圣母圣心会、圣言会、圣神会等，都是福传路上的佼佼者。
一般来说，要了解任何一个修会，我们都必须先认识其习惯上被称作是“会祖”的创始人。对于“年龄较长”的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会祖圣方济各与圣依纳爵·劳耀拉，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一定都比较熟悉和了解，但对如圣母圣心会和圣言会等一些“年龄较轻”的修会的会祖，则不见得有同样的认识和了解。
就拿圣言会来说，中国教会对其本身并不陌生，因为一来该会曾在山东、河南、甘肃、青海、新疆以及北京辅仁大学传教和服务多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二来该会最早的中国传教士之一福若瑟神父（Fr. Joseph Freinademetz）已于2003年被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三来第一位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也是圣言会会士。然而，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圣言会之所以能在中国教会的近代历史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并做出可喜的贡献，与其会祖爱诺德·杨生神父（Fr. Arnold Janssen）的心血和努力是分不开的。鉴于此，本文将就杨生神父的生平和事迹，特别是他在创立圣言会及其姊妹修会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进行详细的回顾和介绍，以飨读者，并希望从他的身上，获得对今日中国教会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一、基督化的家庭和学习环境
1837年11月5日，在位于德国中西部与荷兰交界处一个叫高贺（Goch）的地方，葛哈德·杨生（Gerhard Janssen）和他的妻子亚纳·加大丽娜（Anna Katharina）生下了他们第一个男孩，并给他取名叫爱诺德。此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今后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他们又生下了另外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儿。在这八个子女中，将会有三个男孩成为修会会士，而第一个男孩爱诺德和最后一个男孩若望（Johannes）就是为圣言会的成立和早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先驱者，第三个男孩威廉（Wilhelm）则成了一位嘉布遣会的修士。
葛哈德和亚纳夫妇俩都是虔诚本分的“老”天主教教友！除了耕种有限的农田外，葛哈德还从事些运输货物的小生意。在他的带领下，一大家子人每天都会共同祈祷和读经，每次祈祷结束时，他都会诵念《若望福音》的序言：“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除此之外，葛哈德也常常把他从一些报刊杂志上了解到的世界各地的传教情形告诉其子女们，并要求他们为各地的传教士们祈祷。
当爱诺德10岁时，他开始在高贺本地的小学校读书，后来又去了教区的小修院继续学习。从一开始，数学和自然科学便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科。1855年７月，尚不满18岁的他便考入敏斯特（Muenster）大修院，在敏斯特和波恩（Bonn）两地完成了长达四年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学习。1858年那年，他参加了波恩大学的数学竞赛，获得了第一名。为此，他的父亲还专程赶来参加他的颁奖典礼。紧接着，1859-1861年，他读完了两年的神学课程，于1861年8月15日被祝圣为神父。一位年仅24岁的神父就这样在充满了基督精神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诞生了。
二、初为司铎
富有数学和自然科学天赋的杨生神父很快就从主教手中接收了一份相当满意和称职的工作：任博赫特（Bocholt）中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老师。走马上任的杨生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热诚的态度，除了教书，他还负责学校教职员工的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的标本采集工作。然而，在学生眼中，他有时也表现得过于严厉而且缺乏沟通技巧。博赫特中学的校长曾这样评价他说：“他对上课和实验室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批改学生作业更是一丝不苟，但他却很难赢得学生们的心，因为他要求很严格。”
初为司铎和老师的杨生
与此同时，他对祈祷神业也非常认真，学生和老师们常常看到他在课余时间独自祈祷的身影，要么念玫瑰经，要么拜苦路，只是较少参加一些娱乐活动。也可能正是这样，尽管这第一份工作似乎无可挑剔，但杨生却总觉得不是他一生的追求。在校任教几年后，他开始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到“祈祷使徒”（Apostleship of Prayer）的活动中。
“祈祷使徒”活动是自1844年由法国的一些耶稣会会士发起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祈祷生活来推动平信徒们加深对信仰的了解和热爱，并实践基督信仰的精髓。到1861年时，他们还开始印刷一份名为《耶稣圣心的使者》简讯，在参与“祈祷使徒”活动的成员之间传阅。1866年，任教４年多的杨生正式加入了这一活动，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该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越来越多地利用课余和假期的时间在各地推广这一活动。于是，一向内向少言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老师，通过他在不同教区和堂区中的来回走动，以及他撰写的小文章，逐渐变成了很多神长和平信徒们都熟悉的人物。
这样转眼又过了７年，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k）掀起了一场针对天主教会的“文化革命”（Kulturkampf）运动，目的在于削弱教会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影响力。一时间，德国境内许多隐修院被迫关门、新的修会不被认可、许多神父被赶出教堂而一些主教也被关进了监狱。然而，就是在这节骨眼上，任教12年的杨生却向他的教区主教提出了辞去教师职务的申请，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认为是更重要也更迫切的工作中去：创办一份推动福传的杂志甚至加入一个到国外传教的修会！
三、辞旧迎新
凭借先前在“祈祷使徒”活动中获得的经验，辞去教师工作的杨生立即着手用自己的钱来出版一个小杂志，取名为《耶稣圣心小使者》，既与《耶稣圣心的使者》有密切关联，又因多加一个“小”字而体现出不同之处。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杂志来鼓励人们为福传和基督徒的合一而祈祷。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担任乌苏辣修女院（Ursuline）的神师。正在这时，杨生得知负责香港教务的罗蒙蒂主教（Giovanni T. Raimondi）来德国访问，于是他主动前去拜访罗主教，希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些中国的情况，并向他表示说自己愿意加入一个德国的传教修会去中国传教。然而，当时的德国教会不但没有一个这样的修会，而且在“文化革命”的冲击下，连本地神职人员或一些隐修院都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不过，让杨生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更进一步探讨传教工作时，罗主教却突如其来地对他说：“如果没有其他人建立的传教修会，你就应该自己建立一个这样的修会！”
《耶稣圣心小使者》杂志创刊号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杨生总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但他还是将希望建立一个传教修会的打算发表在了《耶稣圣心小使者》杂志上，同时也开始了游说工作。不久后，虽然他已经获得了33位主教签字表示支持的信件，但许多人还是心存疑虑，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时机和人选合适吗？
为了避免“文化革命”的干扰，杨生来到了邻国荷兰一个叫史泰尔（Steyl）的地方。该地离文楼（Venlo）镇不远，而且就在马斯河（Maas）岸边。1875年时，这里已经有一艘摆渡船和一个小旅馆。因为这里属于鲁尔蒙德（Roermond）教区所管辖，所以他也来请求当地帕莱蒂斯主教（Paredis）的许可。等杨生离开后，帕莱蒂斯主教对该地镇长说：“那个给乌苏辣修女们作神师的杨生神父来找我了。你能相信吗？他竟然要建立一个传教修会，可他身无分文。这人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个圣人！”
而来自德国境内克隆教区的摩尔赫斯（Melchers）总主教的反应则更有代表性——
当杨生也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计划后，主教带着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们生活在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正在摇摆和坍塌的时代，而你却想开始一个新的项目？”
对此，杨生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许多东西都在坍塌的时代，所以才要建立起新的东西来替代旧的！”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但在内心深处，一种忧虑和不确定性仍然盘踞其中，挥之不去；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脚步。
在一些恩人的资助下，他在史泰尔买下了一家破破烂烂的小旅馆及其所属的一块长100米、宽67米的地。这是他的起步。
1875年8月，一位希望加入杨生行列的木匠很快就把这个小旅馆收拾得适合人居住了，而杨生的胞弟，嘉步遣会修士威廉，也前来为他们操心吃饭的问题。
1875年9月8日，也就是圣母诞辰日，杨生和最初的三位同伴，即比尔神父（Fr.Bill）、神学生弗兰兹·理查特（Franz Reichart）和修生安治泰（John Anzer)，以及附近的教友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启动仪式，标志着修会的正式成立。面对起初简陋的设备和环境，他在弥撒讲道中这样鼓励大家说：“即使是一颗参天大树，也得从一粒种子开始，即使是强大的巨人，也得从一个啼哭而又柔弱的小孩子长大成人……如果这个修院获得了成功，我们要感谢天主的恩宠；如果一无所获，我们会谦卑地捶着我们的胸脯说我们当不起这样的恩宠。”不过，在后来的一封信件中，他还是承认了自己当时的尴尬心情：“客人们可能会把给他们的邀请看作是对他们的嘲笑！”
史泰尔的第一座会院
四、充满挑战和希望的开始
修会虽然已经宣告成立了，但她到底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却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不久后，这个只有四个人的团体因为目标和方向问题而引发了不小的争执。杨生希望传教士们不但要投入到基础的传教工作中，而且也该对人文与自然科学研究要有一定的投入，然而，其他人则只希望去做那些拯救人灵魂的事。争执一直僵持不下，直到比尔神父和神学生理查特选择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才告一段落。杨生现在可以和他的得力助手安治泰修生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上达成共识并给他们的团体取名为“圣言会”——一个儿时常常听其父亲诵读《若望福音·序言》的结果——其成员则要通过科学研究、教育、出版和宣讲等方式，主要向非基督徒们传播福音。与此同时，他们还决定建立一个以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武装起来的印刷厂。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
有了印刷厂作后盾，杨生不但在收入方面有了着落，而且他的出版物也把传播福音的重要性带到了千家万户。在《耶稣圣心小使者》出版后的第三年，一份更适合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杂志《天主之城》（Stadt Gottes）也开始在德国范围内发行。后来，还有不同性质的出版物也陆续发行，有时发行量高达50-60万份，而不断增加的工作量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吸引大批年轻人从前来找工作变成加入修会的过程。这样一来，圣言会的成员就不单单是要攻读哲学和神学的神父了，也可以是通过技术和其它才华来献身福传事业的辅理修士们。鉴于此，自1878年，杨生便为修士们开始了一个初学院，为今后的福传和服务培养各式各样的能工巧匠，如农艺师、印刷工、装订工、建筑师、艺术家、裁缝、鞋匠、木匠、石匠、铁匠、厨师等，而且明文规定说辅理修士们也完全属于修会团体，他们要宣发和神父会士们一样的圣愿。
《天主之城》杂志创刊号
忙碌的印刷厂
意识到一个国际性的修会必须要和普世教会保持共融，1878年，杨生亲赴罗马，向教宗良十三提交了他的计划，这位仁慈而又睿智的教宗很高兴地祝福了这个新发起的工作。为了能和梵蒂冈的有关部门开展合作，他还在罗马建立一个活动中心，负责协调修会与教廷各部门的联络和沟通，而负责此中心工作的人选就是此时也和他一起开创圣言会的弟弟若望。
就在他从罗马返回的途中，杨生在当时属奥地利的步里克森（Brixen）教区停留了几日。在一所修院内，他遇到了已经在杂志上对他的传教中心有所了解并颇感兴趣的福若瑟神父。这位晋铎只有两年的年轻神父很快便获得了他主教的许可，加入了新成立的圣言会，此后不到一年，他和也是新神父的安治泰一起，成了杨生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会士之一。
1879年3月，安治泰和福若瑟先坐船到了香港，在罗蒙蒂主教那里学习一些关于中国的经验。两年后，经过和教廷及在山东传教多年的方济各会的协商，杨生得到了圣言会在山东南部的第一个传教区，拉开了今后不但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扩大和深入的福传大幕。
杨生和福若瑟的画像
五、走向世界
有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杨生便忙于招募和培养更多的传教士的工作，而且培育中心也不再局限于史泰尔一个地方，而是逐步在欧洲其它一些条件比较适合的地方，如奥地利、德国、罗马等，建立起会院和学校。
1889年4月，在维也纳附近不远的圣加卑厄尔会院（St. Gabriel）得以祝圣，成了另外一所会士培养中心。为了这项工程，杨生还取得了奥地利国籍。这里开始时有49名学生，由4位神父担任教授。十多年后，这里的学生人数和会士增加到了400人。这个在奥地利连奥皇本人都来访问过的会院，不但让杨生把工作范围扩展到了南部，而且在他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培育环境。他曾这样写道：“我们那些来自西部的会士们，总少不了有些普鲁士特征的干劲，但在这里可以学习奥地利人热情、友善和随和的特质。这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以后他们不得不和传教区的人们打交道。”
继中国之后，杨生派会士们到拉丁美洲和非洲。早在1889年时就已经在阿根廷开始了福传工作；于1892年在多哥建立了传教区；1893年和1894年，也分别在厄瓜多尔和巴西开始了工作；1895年，杨生派第一批会士去了美国。除中国和非洲外，到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圣言会会士们起初几乎都是为从欧洲各国移民到那里的天主教教友们服务，这样不但帮助移民教友们保持了基督信仰，而且从中获得了不少的圣召，为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前对教书工作一丝不苟的杨生，现在对管理和发展修会同样兢兢业业。每当需要接管一个地区时，他首先总要收集资料，通过仔细地阅读旅行报告来了解当地的形式、位置、气候和卫生条件。
尽管有整个参议会在辅助他的工作，但最后的责任还是在他的肩上。他曾这样写道：“我有优秀的同工和弟兄们，但他们并不是那种对难题进行长时间慎重考虑的人……所以，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我身上……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了解和学习。”
1895年，有人愿意给总会长杨生神父提供新几内亚的一个地方作为传教区。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杨生和他的参议会便同意要接受了。当时，德意志帝国已经把新几内亚纳入了保教区的范围，并在后来宣布为德国殖民地。1896年时，第一批圣言会传教士们便来到了靠近玛当（Madang）的北部海岸。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这里是提供可可的主要产地，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一艘定期的货轮把货物运回德国，同时也能给传教士们带来他们需要的物资。
为了建立传教区，第一批传教士们甚至把供他们住宿的房舍也运来了。杨生在史泰尔让人给他们做了适合热带地方的房子，并把做好的配件运送给他们。这样，传教士们带去的就不光是基督信仰，而且也是技术方面的成就和大量的知识。杨生特别为新几内亚在慕尼黑大学培养了一名地理学家，并且把在中国同福若瑟一起传教多年的陵博约（Limbrock）神父派去做领导。
传教士们不断向这个国家的内地挺进。疟疾和炎热的气候却让他们遭受重创。尽管他可能会很严厉且要求过高，但会士们的利益仍然是他最大的关切，对会士们的关心始终让他放心不下。为此，杨生特别叮嘱陵神父要照顾好会士们的健康。他这样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注意的话，他们就会危及整个的福传事业。”在给另一个福传区的负责人的信中，他这样说：“一定小心不要过度劳累。我宁愿看到你们现在只做你们必需要做的一半，这样免得你们累坏自己而不得不提前回来。”
这样的信件的内容总是清楚又明白，但那些在传教区负责的人却不是常常能理解他们的总会长的苦衷和难处的。新几内亚的陵神父在一份信中抱怨说杨生给新几内亚派去的是很不适合的会士。杨生回复说：“在你5月29日的来信中，你好像在说我给你派去的是不适合传教的废物。但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说法。天主可以为我作证，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来为你派去最好的人选。”
作为一家之长，杨生也非常注意福传区的自养能力和长足发展。一些非常实际的想法，如能否在那里购买一块土地，也在决定是否要接受一个新的传教区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这样说：“鉴于在非洲的老本笃会和熙笃会的经验和方法，我觉得能拥有一块土地就会为将来的文化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他的这种“可持续性”的发展眼光，在138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让圣言会在世界各地受益无穷的基础。
六、创立修女会
随着修会团体的扩张，杨生开始认真考虑妇女们是否可以参加进来的问题。在起初，就像当时普遍的做法那样，杨生只让那些最早对修会感兴趣的妇女们，如史海伦（Helena Stollenwerk）和若瑟法（ Hendrina Stenmanns），在会院中做些做饭、洗衣服、料理会士们的用品等后勤服务的工作。但，要为她们正式成立修会团体的事却经历了很长的等待过程。如果这些渴望修道生活的妇女们的耐心和信心不是那么坚定的话，她们可能早已经离开了，但她们的耐心和信心最终还是获得了丰厚报答：1889年12月，杨生终于给包括史海伦和若瑟法在内的10位女子安排了单独的生活区，并让她们开始了望会期。到1892年1月，她们穿上了蓝色的会衣，开始了初学期，作为初学生的史海伦既是初学导师，也负责全团体的事务。杨生给这个新成立的女修会取名为“圣神婢女传教修女会”（简称圣神会）。
1894年3月，最初的12位修女宣发了初愿。通过不记名投票，史海伦修女被选举为第一任会长。杨生对修女的培训也非常重视，曾经是一位老师的他又开始重操旧业：他开始教7位修女学西班牙语。后来他却坦白说：“一开始我也不懂西班牙语，但没有其他懂的人，我只好先从书本上学，再来教修女们”。
之所以要教她们学习外语，是因为许多海外的传教区在等待着修女们的到来：1895年第一批去了阿根廷，两年后又去了多哥，然后是新几内亚和中国。
在选择传教区域方面，杨生从他个人的经验出发，建议修女们不要贸然行事：“我们不能草率行事或者拔苗助长。我们必须多祈祷，也请其他人祈祷。等我们获得了必要的信息后，再仔细辨别……”
从一个听起来有点可笑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杨生在这方面的谨慎和认真态度：1888年，当一处位于印度和东南亚之间名为达卡（Dakka）的地方请他去接管时，他拒绝了，原因是那些地方的男男女女几乎都不穿衣服。“我不想把年轻人派到这样的部落中去，而我又没有年纪大的人！”他这样解释说。
建立圣神修女会时，她们的任务被规定为“通过开展更适合女性特征的工作来支持福传！”尽管今天男女之间的分工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但当年如果没有修女们的话，和人群的接触可能就不会这么成功。和修士和神父们一道，她们建立了医院、学校、大学和培训中心，帮助她们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迈入现代化的行列。
很显然地，此时的杨生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福传机制，但他仍觉得有些未了的心愿——传教不光要靠外在的工作，更要靠内在的祈祷和与主同在的力量。当他还是个老师的时候，杨生就已经通过推广祈祷善工而表明了他是多么地相信祈祷的力量。现在他的会士和修女们走向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祈祷带给他们的支持就变得更加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于1896年底，他建立了第三个修会：“圣神永祷修女会”（简称永祷会）——一批自愿把她们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用祈祷的力量来支持福传事业的妇女们。自创会至今，这些身着粉红色会服的修女们每天五次聚在一起祈祷，而且每天都要轮班在圣体柜前不间断地祈祷。这不但是让她们成圣的主要途径，更是对杨生大家庭福传工作的一种贡献。
为了永祷会的发展，先前已经是圣神会会长修女的史海伦主动加入了新成立的永祷会，成了一位初学修女，由若瑟法修女接替她任圣神会会长。但不幸的是仅仅4年后，史海伦便因病去世，又3年后，若瑟法也同样因病去世。这两位年龄、生活背景和阅历都一样的修女，不但是杨生当年创会时的得力助手和忠心不二的合作者，而且也分别于1995年和2008年被教会册封为真福圣人。
七、死而不已
1908年，杨生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即使身体有病，他仍然在不断地工作：主持会议、做报告、查看修建计划、准备在日本、菲律宾和巴拉圭开始传教的工作。他还批准了在美国建立一个会院的计划。精疲力竭的杨生这样写道：“愿天主收去我的灵魂吧；或者，如果他愿意，就给我更多的时间来为修会的事务而工作吧！”
1908年10月30日，他手中的笔掉到了地上。他坐在椅子上接见了一些修士们，心中充满的是满意，弥漫在他们周围的却是一种告别的氛围。次年年初，不断加剧的中风使他卧床不起。1月15日，星期五，杨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71岁。
在杨生去世的那天，虽然遥远的距离让大多数人天各一方，只有一小部分男女会士团聚在他的身边，但他却已经看到了他多年的努力所结出的丰硕果实。他不但已经获得了430名神父、600多名修士和450名修女，而且让他们在同一个目标下团结在了一起：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即使在今天，不算已经和杨生、福若瑟等先辈们在天乡团聚的5000多男女会士们，仍有分布在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位圣言会会士、3400多位圣神会修女和约350位永祷会修女，和他们的“父亲、领导和会祖”——就像在他现在位于史泰尔教堂地下室的石棺盖子上所写的那样——紧密地连结一起。
2003年10月5日，和他的老搭档福若瑟神父一道，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杨生册封为圣人，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很成功地建立了三个全球性的修会团体，而是因为他让自己做了圣神的工具。正如他自己所相信的那样，所有的努力能否成功主要靠的并不是人的能力，而是天主的恩宠。最后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坦率来讲，杨生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物，也不是相貌堂堂的俊杰，可是他却能够和国王、皇帝、教宗、政府官员等人交往，而且让他们感受到了他谦虚、认真、执着的态度。他给予同会会士和修女们的则是发自内心的鼓励、信任以及慈父般的关怀，促使他们走向世界，勇敢地服务人群社会，传播福音。在数十年的岁月中，他那不为环境优劣所动摇，更不被他人怀疑的目光所左右，积极顺应天主的召唤，谦虚谨慎但却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地为传播福音而努力、为降生成人的圣言而生活的行为态度，当成为我们今日教会的良好楷模并带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迪！
坐落在马斯河边的三个修会平面图
秉承杨生的精神，在史泰尔建有具有世界水平的自然博物馆
杨生从未离开过欧洲，但他却改变了世界。即使在今天，他仍然通过每个在他的精神鼓舞下，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走出去的会士、修女们继续着同样的使命。而且，杨生曾热爱的以“天主圣三的共融精神”为显著特征的祈祷文，如今也在凡是有圣言会、圣神会和永祷会的世界各地在不停地诵念着：
天主，永远的真理——我们信服你！
天主，我们的力量和救援——我们渴望你！
天主，无限的美善——我们全心爱慕你！
你派遣了圣言当作世界的救主——使我们在祂内合而为一！
赐给我们你圣子的圣神——为使我们能光荣你的圣名！
愿圣言的光辉及圣神的恩宠,驱散罪恶的黑暗及无神的错谬——愿耶稣圣心生活在我们和众人的心中! 阿门！
赞美耶稣基督——永远赞美耶稣基督！
如今在天上的圣杨生、圣福若瑟、真福史海伦、真福若瑟法，请为我们祈祷，特别为我们中国教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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