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为关于中国教会的新书“序言”全文
几天前，黎巴嫩籍历史学家，阿德尔·阿菲夫·纳斯尔（Adel Afif Nasr）神父出版了他的新书：《与中国的桥梁——教宗和在北京的宗座代表（1919-1939）》。从书名不难看出，他主要回顾分析了介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教廷和当时中国政府、社会及教会的沟通、互动与合作，特别是自1922年首位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中国所开展的诸多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为该书作序的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圣座国务卿的帕洛林枢机主教。如下是他序言全文——
“首先，我们要向你们表达我们对整个中国人民的热爱。”教宗比约十二世以这样的话开始了他于1952年写给中国人民的《我们切愿声命》Cupimus imprimis 通谕。面对当时的非常困难的局面，当许多主教、司铎和平信徒们的牧灵与福传工作被中止或干扰之际，教宗希望表达对他们的关切和亲近。他写道：“我们的心再次转向你，我们特别希望写这封信，安慰你们并以父亲般的心鼓励你们；我们深知你们的痛苦、焦虑和所处的逆境。”
这种亲密感指的是伯多禄的继任者始终如一的情感，一种非常特殊的真诚感情和尊重的纽带；它也反映在与中国保持越来越有成效及兄弟友爱关系的决定和方法上。我相信这是完全基于基督福音的背景和情感，促使罗马教廷总是寻求与中国有关的新方式，同时，希望创造能够实现该目标的福传平台。
这一情感也在教宗本笃十五世在1919年发表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 通谕中得到了体现。该通谕使福传的方法开始改变，以适应当时的情况，避免让人把天主教会看到外国势力的“铁杆力量”。通过这种象征性的干预，本笃十五世在全球发起了真正的福传“革命”，然而，很明显，他的心尤其指向中国。他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也是这个项目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一上任，就寻求并找到了拥抱中国人民的关键计划。为了能够取得成功，他需要建造一座坚固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他建立了在中国的宗座代表，目的是作为在这块土地上所开展的一切工作的一个链接，同时，也希望明确表明，《夫至大》所说的不是一句空话。
刚恒毅总主教被任命为首任宗座代表，他成了教宗这一愿景最有权威和勇敢的代言人，并为未来在中国的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位未来的枢机主教要在强势的外国政治压力下面对许多的困难。尽管如此，在教宗和圣座各部会的帮助下，他成功地实现了渴望已久的真正的战略目标：首先是召开中国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有所有教区代表参加的教务会议；宗教非殖民化和更大的文化适应；本土神职人员的发展和提升（这确实是最想实现的重要目标，目的是建立真正的中国教会）。不久后，第一批中国主教得到任命，并获得了教宗的大力支持，他亲自于1926年在圣伯多禄大殿祝圣他们。
这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在刚总主教的一次演讲中。1923年1月15日，他这样说：“作为天主的代表，教宗爱所有的国家；他爱中国，你们高贵而伟大的国家；在他心中，中国不比哪个国家差；他爱你们人数众多和吃苦耐劳的人民；他知道你们的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教宗在国家间的做法是一个朋友的做法……教宗是基督徒的精神领袖，但他的爱延伸到所有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宗教。”
宗座代表在中国期间，一直努力传递这样的理念。他甚至试图在各种场合敦促罗马教廷通过一项协议（或通过类似的外交方式）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允许与政府直接建立关系，而不需要外国的中介关系。不幸的是，该国的政治和外交局势不允许实现渴望的结果，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努力了不止一次。另一个努力涉及到所谓的“礼仪之争”的问题，该旷日持久的问题终于在1939年由传信部做出了解决。
所有这些方面，当然只是简单的叙述，都是康科迪亚-波登内（Concordia-Pordenone）教区的纳斯尔神父的著作内容。他也是为刚恒毅枢机的列真福品而搜集证据的推动者。他的著作得到了本笃会会士克里斯蒂安·加布里埃里（Christian Gabrieli）神父的帮助、编辑。作者一定发现，很难综述大量的现有的文件，特别是在罗马教廷的档案中的文献。我对这项工作表示深表感激。目前的情况也使我们面临着相互认识和建设性对话的紧迫性。我希望这项工作能有助于在这些方面向前迈出一步。教宗方济各经常说，放下过去遗留下来的误解和分歧而来的真正的和解精神，在解决影响中国教会生活的许多问题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克服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消除人际关系中的障碍呢？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能够提供一个源自教宗对中国的爱，所体现出来的努力所能提供的崇高答案。
再次感谢纳斯尔和加布里埃里，为我们象征性地建造的罗马教廷和中国之间的“桥梁”。这是我们有把握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一个计划中，不是我们的，而是天主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