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鸽舞的史话：评雷立柏教授的新书《一龙二鸽》

几年前，当雷立柏教授在一次分享交流中提到说，他打算就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的教会历史做些对比研究时，我就对这一计划充满了期待，并渴望早日从中获得相关的知识和启发。在已经完成中日基督徒的对比研究后【1】，他的最新著作《一龙二鸽：中国和越南公教历史对比研究》的英文版（One Dragon, Two Dove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nd in Vietnam）刚刚由英国的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而我有幸成为他大作最早的读者之一，并在通读后以此文写此书评（*初稿为英文），希望和更多读者分享读后感。

一、别具一格的书名

正如他在自序中所阐释的那样，“龙”和“鸽”取自何光沪教授在研究基督信仰时，对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国权主义”的分析【2】。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越南的“龙”和“鸽”。显然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龙”在压制和操控“鸽”方面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但后者却总是能以其和平、温柔的方式，在改变“龙”的外观和思维模式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力。作为首批中国读者，我因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书名而受到触动的同时，也难免有些难过地想：什么时候“龙”和“鸽”之间的张力能转变为动力呢？

虽然此书名源自何光沪教授的思想，但对熟悉圣经的人来说，自然会联想到圣经的比喻。

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中，龙和鸽子都是常见的动物形象，有时“龙”也被“蛇”所代替。给我印象最深的依然是《默示录》第十二章中关于那条火红的龙和即将分娩的女人之间的争战。最终，试图吞噬新生儿的龙被弥格尔天使打败，但母子却安然无恙。在作者圣史若望的心中，新生的婴儿代表了早期的基督宗教，而龙却代表者试图要消灭她的罗马帝国。毋庸置疑，这一圣经叙事所象征的，与雷立柏教授在其新作中要传递的理念如出一辙：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中，中国和越南的“龙”与他们相对应的“鸽子”之间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

与此同时，创世纪（8：8）和肋未记（5：7）中的鸽子要么象征着和平，要么被用作对雅威的谦卑的祭品。在玛窦福音中，它代表了纯真的美德（10：16）。有了这样的背景知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欣赏雷教授书中每一对“对比人物”，以及他们独特的历史经历、挑战、机会、贡献，甚至失败和错误。换句话说，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在陌生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与环境中，尽己所能地见证福音的教导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必须承认，“龙”的形象不能仅仅用来表示“民族主义”和“国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诚实地审视基督宗教的历史就会意识到，有时是基督宗教本身，无论是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和使用，或是自主选择的，也在压制和统治他人方面扮演了“龙”的角色。雷立柏教授的新书也给出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不幸的历史现象，特别是当西方传教士处于他们有影响力和强大的阶段，要么得到他们的政治“赞助人”的支持，要么得到他们的教会修会和差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标题也可以作为对基督宗教的善意提醒，特别是在那些基督教占多数的宗教的国家和地区。

另一方面，对中国和越南之间所做的比较表明，西方对这两个国家发挥主导影响的时间都是相当短的，因为它只是从十九世纪末到1920年代的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间的一段时间，尽管本地神职人员的增加和更大影响力需要一个更长的时期。雷教授在其新作中反复引用的权威著作是查尔斯·基思的《越南天主教：从帝国走向民族的教会》【3】，其中就详述了争取本地化教会的努力过程。

二、独特的内容和结构

雷教授新作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则是基督宗教对亚洲人民和国家不可否认的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现代越南语的罗马化文字——也就是越南语所说的Quốc ngữ——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Quốc ngữ的发展、演变和成熟是耶稣会传教士，如皮纳（Francisco de Pina, 1585-1625）、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3-1660）和早期越南基督徒们紧密合作的结果。这让我想起圣基里尔和美多弟（Sts. Cyril and Methodius）兄弟俩在第九世纪为斯拉夫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当然，基督宗教传教士对越南人民和社会的贡献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因为也延伸到了科学、艺术、地理和医学领域——中国的教会历史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比较熟悉和欣赏的西方传教士，如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汤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圣言会会士福若瑟（Joseph Freinademetz, 1852-1808）、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和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 1845-1919）等，在科学、地理、医学和教育领域为中国人民和社会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如果没有当地基督徒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合作和无私牺牲，这些贡献也很难实现。中国的天主教徒如徐光启（1562-1633）、李问渔（SJ，1840-1911）、马相伯（1840-1939）和新教徒如梁发（1789-1855）、石美玉（873-1954）、宋尚节（1901-1944）等，越南的阮长祚（Nguyễn Trường Tộ, 1830-1871）、张永记（Trương Vĩnh Ký, 1837-1898）、陈六（Trần Lục, 1825-1899）等，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在雷立柏教授的新作中，就详细介绍了许多这样的本地基督徒学者和传教士。 

为了解释和展示这些历史趋势和事实，雷立柏教授采取了一种独特但明智的方法来组织、谱写其新作。他着墨更多的是当地信徒的传记，而不是聚焦西方传教士的突出贡献，而且他有意强调说明中外基督徒的合作过程。

他的新书更像是一幅马赛克艺术作品，而不是一幅结构良好的绘画或雕塑。通过“比较研究”二十二对有相似性的人物，包括紧随新航道的开辟而来的首批传教士（如前面提到的利玛窦和罗历山）、最早的本地殉道者、杰出的基督徒女性、传道员、本地主教、知识分子、艺术家、或支持或反对基督宗教的政府高官等，作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的观点和视角，让我们可以由此按时间顺序，对中国和越南教会的历史有一个较好理解和比较。

除了二十二对历史人物的对比研究外，作者还在其新作的第一部分，对天主教会在近代中国和越南的历史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介绍，并在书后提供了如下宝贵的双语辅助性资料：1)“人名索引”，2)“地名和专业术语索引”，3）“中国、越南、日本书籍索引”，4)“中、越、日、韩教会简史对照表”。这些信息的补充宛如“粘合剂”，将上述二十二对历史人物的对比研究“板块”有机地连接起来。至于大量的中国、越南和西方的参考书目，要么在正文中被引用的，要么在参考文献部分罗列出的，不仅可以帮助有志深入研究的读者“寻根求源”，也说明了作者对亚洲教会历史的广泛研究和深刻理解——虽然他的越南语言是相当有限的，主要依靠中文、英文和德文的文献资料。

三、新书带给我们的启发

在阅读雷教授新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问：中国教会能从这本“对比性的教会历史”书中，从相邻的几个国家的教会中学到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发呢？

除了在面对“龙”的压制和操控，甚至试图“吞食”时，既小又弱的“鸽子们”所共有的韧性和忠诚外，在我看来，以下方面可以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有很大的帮助：

1、教会术语的翻译

显然，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翻译过程，在越南语和汉语中常用的教会术语是非常不同的。从雷教授新作中提供的相关索引和他的正文内容中，我们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越南语中的神学术语都和中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它们是用罗马字母化了的Quốc ngữ格式写的。然而，在我看来，一些越南语的术语比相应的中文术语要好得多。例如，对本地神职人员的称呼是linh mục（*中文为“灵牧”，意思是“灵魂的牧者”），而中国教会通常使用“神父”，或更正式的司铎（*来自拉丁语的sacerdos）来称呼神职人员。越南语中把中文的“主教”（主管教会者）翻译为giám mục（*中文翻译是“监牧”，更接近圣经中希腊语episkopos的意思）。这些术语的中文翻译不仅对非天主教徒来说很陌生，而且当他们看到年长者称年轻的神职人员为“父”时，也会感到不安。中国的政府文件总是使用“甫”来代替“父”也就不难理解了。

2、文化习俗和传统与教会生活与礼仪的整合

我在美国接受陶成和学习的十年时间里，有很多来自越南的同学，也有数位来自越南的教授和导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难民的背景。每年，我们都会一起庆祝农历新年。对于我的越南同学、教授和导师来说，在祭台或祖先的纪念碑前供奉檀香、水果和其他的食物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但对我们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就会感到很不自然，因为我们脑海中会不自觉地将这类仪式视为“迷信”。不过，我也留意到，对于来自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天主教信友们来说，接受甚至实践这些礼仪却没有太多困难。

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教会历史后，我意识到中国和越南的天主教徒之所以在这方面有很不一样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礼仪之争”是否对他们造成过重大的影响。尽管教宗比约二世在1939年就解除了早在十八世纪时，教廷针对中国祭祖敬孔的仪式所颁布的禁令，但中国的许多普通天主信友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对传统文化习俗和礼仪不必要的恐惧和厌恶，现在仍然存在。

越南和中国的天主教会之间的另一个明显对比是对有政府背景的教会组织，即所谓“爱国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在中国，这是造成天主教会内部痛苦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越南却并非如此。

3、是时候走上有“同道携行的教会”之路了

基督宗教在远东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第七世纪。然而，在人口最多的亚洲大陆，基督徒的比例却非常低；对天主教徒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只占亚洲人口的2%，尽管菲律宾的天主教人口比例很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整个亚洲的天主教会视为面对着一条大的“龙”的“鸽子”。

正当普世教会按照“三个阶段、两次会议”的计划，从2021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有序推进着“第十六届普通常规世界主教会议”（如上图所示），从2022年10月12日至30日，亚洲天主教主教团协会（FABC）也在泰国曼谷举行大会，纪念其成立五十周年。鉴于第十六届普通常规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为了一个同道携行的教会：共融、参与、使命”，此次亚洲天主教主教团协会大会的主题是“同道携行的亚洲人民”。代表29个亚洲国家的约2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17个亚洲天主教主教团和叙利亚-马拉巴尔和叙利亚-马拉卡拉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当然，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团是没有代表参加的。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通过坦率和公开的陈述、见证、讨论、相互倾听、分辨，确定了亚洲天主教会的优先事项、挑战和机会。近三周的会议期间常常听到的关键词和主题句是：“聆听圣神在向亚洲的教会说的话”，“更深的宗教间对话和相互分享的精神财富”，“一起前行”，“更大的角色和参与”，“尊重每个教会的特殊性”，“一个为年轻人的年轻教会”……【4】

所有这些主题不仅符合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精神，而且反映了教宗方济各在他的第一道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所设想和渴望的教会愿景。

因历史原因而无法参加于1962-1965年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中国教会，即使到现在为止，依然在深受着十六世纪中叶召开的脱利腾大公会议的法令和法规的指导，神学和灵修思想也还停留在法制化、二元论的模式中。虽然连此次亚洲天主教主教团协会的大会也无法派代表参加，但却不能就此自暴自弃，只满足于延续几百年来的教会模式和信仰观念，而应该积极地同兄弟教会一道，迈向一个“同道携行的教会”道路，让教会的牧灵和福传特质更好地发挥作用，惠及教会子民和普通民众。

（越中韩日教会史对比图：原创雷立柏，电脑技术田亚）

最后我要感谢和祝贺雷立柏教授，感谢他在古典语言和教会历史研究领域的奉献精神，也祝贺他在这方面取得的丰富的学术成果。

作为一名欧洲学者，他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近30年。他不仅是教授三种著名的西方古典语言（即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的老师，而且还是基督宗教历史，特别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专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发表了大量高学术质量的著作，包括翻译、创造性研究和中文、英语、德语的编辑作品，为东西方语言、文化和历史财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于这个原因，在阅读了他新书中的所做的二十二对人物比较研究之后，我也想把他与一些自西方到中国的“文化大使”进行比较，如艾儒略（Giulio Aleni, SJ, 1582-1649）、卫匡国、白日昇（Jean Basset, MEP, 662-1707）、马礼逊、李提摩太等。

诚祝他在第二故乡中国度过更多快乐和富有成果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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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名Parallel Lives, Congenial Visions，其中文版名为《我的灵儒：中国和日本教会史对比研究》，希望不久后也能与读者见面。

【2】参见何光沪，“龙与鸽子——中国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刊于《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35期（2011），129-146。

【3】Charles Keith, Catholic Vietnam. A Church from Empire to N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12).

【4】详情参见其网站 https://www.fabc20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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