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 我的心灵史（10）：学海逆游记
按：这是我于200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亚当斯密的伦理学》的跋文。
该论文经修改后于2006年1月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后受到不少积极的评价，德高望重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专门给我写来长信予以鼓励，张曙光教授更是撰写了两万余字的书评，王元化、李泽厚等老一辈著名思想家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拙作的关注。著名伦理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万俊人先生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学术界的新锐陈春良、李华芳等也撰写书评或者访谈录予以传布。三年后，2009年。拙作获得了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哲学类）。
虽然早已年过半百，盘点一下，学术成果却乏善可陈，并没有一部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代表作。但若非要我举出一项略为像样一点的作品，那么此书勉强可以凑个数。
20年前，我的治学兴趣渐渐从作为显学的经济学转向当时不怎么景气的哲学，这样的选择似乎与大多数人的做法相反。是故，本序言略作修改后名为“学海逆游记”刊于公号。
对于哲学，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当年决定念哲学学位时，不少人包括一些好友很是不解。大概在他们看来，从经济学这样的一门显学转入不太景气的哲学，不仅吃力，而且很是危险，有可能就此折戟沉沙。每当他们就此数落我时，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来说明理由，常常只好一笑了之。但是，总应该要做一个表白的。所以，趁着这篇论文完成之机，对我的选择做一个说明既有必要，也很经济。
我在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读的是经济学，但是内心更加喜爱哲学和文学。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在哲学上作一些深造；这个爱好只是推动自己去关注哲学问题的一个动力；而更大的原因来自于我自己关于这个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的观察、认识和理解。
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不是别的，正是道德危机。在这个转型时期，道德冲突和心理焦虑大概是最大的社会性疾病了。
进入市场社会以来，不仅敏感的有识之士，即使是一般的社会百姓也被卷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焦虑漩涡之中。一方面，我们不能与自己已经被激活的欲望过不去，我们要建设、遵循和利用那个基于交换正义的市场规则；也正是这个规则使得我们解放了的欲望有一个满足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另一种本性，一种难以言表的秉性，常常让我们对这个市场规则的道德性产生怀疑，我们将信将疑地面对着这个物质主义的市场社会，无奈、悲伤、愤怒、快乐……。每种感觉都是真实的和强烈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被这样的不同原理和心理感觉的矛盾所困扰，身心俱疲。人们要求做出解释以便释放紧张焦虑、缓和内心矛盾。我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学生因苦于找不到一种让自己平静下来的“说法”而陷入精神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而自己又无法找到使人信服的理论来解决这个困境，为此也是苦恼不堪。
对待转型社会的精神问题，我所了解的两种理论体系都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种是乐观主义和消极主义的体系，这种体系总是在用“存在即合理”这个被严重曲解了的黑格尔主义命题来促使那些不幸者理解一些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事实；所谓的“与黑暗和解”的说教，就是这一类消极主义的典型。要求人们从自己方面而不是从社会寻找不幸的原因；经济学领域中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正是这个体系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对交换性正义的强烈信心，使得对一切个人的、实际的不幸都置若罔闻，将其归诸于完全的人力资本存量问题；这种理论通过逻辑来证明只要诉诸于交换正义的合理秩序，一切人类的问题都是可以内生性地逐渐解决的；这种个人的痛苦即使存在，即使不可避免，人们也总是能够自主地寻求一种出路。所以，如果有谁试图通过社会变革来解决市场规则导致的痛苦，则简直是完全缺乏理性精神的举动；这种体系要求个人完全承担自己命运的一切责任；
另一种体系，我称之为浪漫主义和积极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理论半是想象、半是推理；既像是怀旧又像是预言，它以某种设想的理想社会蓝图为基准，激烈否定市场社会的道德性，基本上拒斥市场社会的规则；要求通过任何个人都难以做到的激烈的社会变革来实现那个理想的社会。这个体系的内部有许多分支，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制度性的不道德应该对个人的堕落和痛苦负责，解决个人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社会体制问题。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方凭借高傲冷漠的、非人的逻辑力量，另一方诉诸激情的情感力量，各自都在学院外争取到了一些信徒。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体系多多少少是有问题的，前者以严密科学的代言人自居，以所谓理性的强制逻辑推演事物的进展，以某种决定性排挤活生生的个人“情感逻辑”，显得与日常社会的情理相悖；而后者则又以社会大众情感的代言人自诩，不加辨析地全般认可大众的认识水平；它的那种依靠煽情而非说理来张扬自己的惯用做法更像是布道而不像是做科学上的探索，常常是在批评一些错误观念的同时又加剧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谬见。
我在知识上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式的理性主义影响很深，而据旁人的观察，个人气质又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情感主义的特色。这种状况使得我能够同时理解以上两种体系的合理方面，也能够认识到各自的问题。我一直关心如何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加以协调，以便求得一种具有最大张力的统一理论。
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就是一种让我看到某种希望的理论。在我看来，斯密在他生活的时代也一定遇到了极为严重的道德焦虑，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理性利己主义的理论和沙夫兹伯里、哈奇逊的情感的仁爱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十分类似于我们以上所述的两种体系之间的矛盾，斯密是如何对待这样两种理论体系，如何建构起了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呢？他的探索中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遗产值得我们继承？我相信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有助于我们回答当下遇到的问题的。因此我选择了斯密的伦理学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
由于国内斯密研究的落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直到1994年，我获得了一个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机会，使我有条件首次接触到国外学术界斯密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我参观了东京大学的“斯密文库”，阅读了一批日本学者高水平的斯密研究成果；感受到了日本学术界斯密研究的严谨态度和国际视野。这对我深入思考和研究斯密的思想有重大的助益。我也深深感到我国斯密研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重大差距，心中油然生出了一种责任感，愿意为亚当·斯密研究水平的提高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然而，回国以后，我就陷入了琐碎的学校行政事务和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中，基本没有大块的时间来做集中思考，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我能做的也只是留心一些文献，做点读书笔记，最多也只是就经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写过一些不长的文章。
1997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首次由我的老师蒋自强教授领衔译成中文，这为我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斯密的思想提供了必要条件。
格拉斯哥版的斯密全集出版以后掀起的新的斯密复兴运动所产生的一些最重要的成果陆续传到我的手上。这些文献为斯密研究的深化打开了极为宽广的通道。但是，对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及其他专业性的研究文献的阅读、深度理解存在很大困难。
坦率地说，第一次阅读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我的感觉糟透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斯密的叙述方式会是如此地繁琐，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如此地不证自明。所有的语句在理解上都没有任何困难，但是我并不知道斯密到底想要说什么。越是思考，我越意识到斯密研究的突破口并不在于经济学领域内部，而是在哲学领域。我发现由于没有受过相应的哲学训练，对于斯密道德哲学的基本的观念背景完全没有认识，对斯密的问题意识根本谈不上了解。这样，斯密的著作中除了一些类似于格言警句的表述还令我有一些印象，但整个体系的面貌则让我完全没有能力把握。
所以，一方面是需要一些哲学的知识背景，非此我找不到接近斯密的突破口；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某种半强制式、半自主性的学习来防止行政琐务对学术工作的影响，我决定攻读一个哲学学位。这就是我选择的原因。当然，我对哲学的爱好是这个选择的“默认配置”。
正式选择哲学领域的问题迄今四个多年头了，即使有师友们的指点和帮助，我的哲学底子仍然很薄。而集中于哲学著作的阅读的一个必然代价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冷落了自己的本行经济学。也许这注定是一个尴尬的选择。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懊悔。因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很多东西。至少，对斯密的道德哲学有了一个自认为较好的把握。
从1995年我在东京神田的一家不大的学术书店里，体验了发现和购得格拉斯哥新版斯密全集的狂喜，到阅读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等先贤文本时内心的激荡，我的选择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现在，我将这些年阅读、思考的一些成果形成一本学位论文，内心的欣慰更是难以言表。
作为半路出家者，我在专业知识上所完成的训练和取得的些微进步都是得益于很多师友们的关爱和帮助。
我的导师陈村富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古希腊研究专家和宗教学专家，他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的判断，即使我的论文选题大大地超出了他以往的工作领域，他也能够十分清晰地为我的思考指出进路。从一开始的选题到文稿的修改，陈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为了让我解决资料问题，他还专门为我安排了一个短期的赴美访学机会，同时他还嘱咐在国外工作的孩子为我收集资料；他帮助我廓清了斯多亚哲学和自然神学的联系、区别……，没有他的指导，我就不可能认真关注和阅读斯多亚学派的作品，也就难以理解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性质和渊源。
陈村富教授（1937— ）
我大学时的恩师蒋自强教授，多年来一直在谆谆告诫我，希望能够深入研究斯密的道德理论。没有他执著的要求和督促，我这个兴趣面非常广泛的人很难集中精力做深入的探索，蒋老师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经济思想通史》一书部分章节的撰写。
蒋自强等著《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
汪丁丁教授，于我亦师亦友，他卓越的学术敏感性、极富矛盾和张力的思维方式、惊人的阅读面、驾驭重大理论主题的能力，这些与其说带给我知性上的折磨，不如说是一种激发和锻炼。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我都受益于和他的讨论，他曾直率地指出由于本文未能涉及到《道德情操论》第七卷的内容而存在的缺陷，希望我予以弥补。此外丁丁还建议我关注欧洲大陆以叔本华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和苏格兰情感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异同……，对于他的批评和建议我将认真考虑。
叶航教授，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以他的蓬勃激情和旺盛精力感染了一大批学子，他的发问迫使我在一些自己尚未清楚的问题上再三斟酌，不断返回文本；他对于进化论的那种着迷无形之中影响了我，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我就斯密与进化论的关系作的一些评论，不少得益于和他的争论。
罗欢镇博士，也是我的大学同窗，后赴日本一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留日任教。他从日本帮助我搜集了很多日本学者研究斯密的最新重要文献。冯钢教授，他关于韦伯的高水平解读对我研究斯密起到了很好的参照作用。常杰和葛滢，这对志同道合的生物学家夫妻，是我家的密友，每当我感叹大师和前辈已经让我无事可做时，他们常常批评我的慵懒，总是在督促我将所思所想形成文本。中山大学的李非教授从广州惠寄他研究亚当·斯密理论的大作……。有惠于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还有很多，我只能列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张旭昆教授、张仁寿教授、姚先国教授、史晋川教授、包利民教授、杨大春教授、毛丹教授、方小平博士、张文军博士、袁亚春教授、陈志平博士，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帮助。我的学生陈春良、曲东，帮我做了出色的资料处理工作。对于老师、朋友、学生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帮助，我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耀敏教授，对本书的撰写、修改、出版的全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心和重视，没有他的鼓励和关照，本书不会这么顺利地与读者见面；李艳辉博士，是我接触到的编辑中最有责任心和最善于与作者沟通的，她的工作为本书增光添彩。对于他们两位为我做的一切，我将铭记在心。
我的家人和同事为我专心写作本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后顾之忧、旁骛之劳就难以缓解，这个作品也不可能顺利降生。
最后，普天之下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也不必一一细说。我要把这本书献给在天国的双亲。我能想象，如果他们还活在人世，见到散发油墨清香的新书，心里该有多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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