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 我的心灵史（6）：为何要研究亚当斯密？
按：我原本是学经济学的，但从1994年开始，集中关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这个问题，由此接近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下决心再读一个哲学学位，跟随我国著名的希腊罗马哲学专家陈村富教授学习西方哲学，并在陈先生指导下撰写关于斯密伦理学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通过答辩后，经修改扩充以《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为书名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文是该书的序言，道出了我走向亚当斯密研究的心路历程。
一
这是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这是一个物欲膨胀的时代；这是一个道德感情濒临崩溃的时代，是一个心理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很不幸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时代。
是的，当市场规则以它磅礴的气势、铁一般的逻辑侵入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人们内心的欲念与经济社会的分工不断相互加强，将个人卷入了一个不能自主的历史漩涡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莫名的恐惧。我们难以抵御市场社会对道德情感的侵蚀，正如我们不能抗拒它对我们的诱惑。我们如何驾御这个既陌生又亲切、既吸引人又拒斥人、既热情似火又冷若冰霜的世界？
当我们暂时离开喧嚣的外部世界，走入内心，或者在静谧的月夜，仰望苍穹，作哪怕是片刻的沉思，发问自己：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幸福吗？你的内心感到充盈吗？你认为你情感、动机和行为都值得嘉许，令人放心了吗？你已经在心灵上摆脱了焦虑了吗？......对此你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而全部的问题本质只有一个，你的道德情感和你的欲望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吗？
这个问题，看来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会感受到的。欧洲人，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在近500年之前开始将历史的车轮导向现代社会"康庄大道"的引桥。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尤其是当近代商业社会已成气候，道德情感沦丧的危机迫近的产业革命时代到来之后，他们一直面临着商业精神与道德情感之间的紧张冲突所带来的恐惧、焦虑，一直在寻求平衡两种力量的办法。休谟、康德等思想史上的巨人，都曾倾心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而在这个名单中，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位最不应该遗忘的人物，一位比康德早诞生一年的苏格兰思想家，他不仅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切近到这对矛盾的本质层面。这个人就是亚当·斯密。当我们不满足于边沁、穆勒等人开创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浅薄，也难以对空灵卓绝的康德责任伦理和绝对命令产生内心的深刻认同之时，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亚当·斯密的这个道德哲学体系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
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大概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而作为哲学家的斯密则仅仅为少数专门研究者所认识。这对于斯密本人来说不知道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幸运还是不幸。斯密那种立足于生活经验的道德哲学，他从日常的观察和人人都具备的内省能力中寻求人类在商业社会中所面临的根本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究方式，使得他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专业哲学家们的认可。大卫·休谟，这位斯密最亲密的朋友，在《道德情操论》初版发行以后，就公众的热烈反应致信斯密，善意调侃，提醒他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看来，至少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休谟的提醒生效了。也有人说，人们忘记了斯密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乃是因为斯密的经济学成就实在太大，以至于在哲学家过于漠视他的哲学作品的同时，经济学家又过于推崇他的经济学著作。两种力量不约而同的合作，在塑造了斯密的"经济学之父"的形象的同时遮蔽了他对道德哲学的巨大贡献。
所幸，并不是所有人都遗忘了斯密的哲学贡献。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商业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随着当下时代的问题意识带给知识界的焦虑逐渐加强，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了那些古典时代被遗忘的思想家，试图从对人们熟知的大师作品的重新解读中获得回应现代问题的启示；另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在所向披靡的帝国主义式的第一阶段扩张结束之后，日益遭遇到了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抵抗，最大的质疑不外乎是哲学、心理学对其基本假设"合法性"的质疑。一向只顾拓疆殖民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克制高傲的态度，正视来自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质疑，他们必须从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创始人那里寻求某种为自己学科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思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斯密的道德哲学思想开始重新受到关注。
集中体现斯密道德哲学的著作，无疑是他那倾注了毕生精力，先后修订五次，生前出了六版的《道德情操论》。所以，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的三十年以来，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于《道德情操论》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学者们，尤其是英国本土和日本的学者不仅广为搜罗考订斯密的佚文，新发掘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献；而且，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斯密生前审核定稿的成熟文本。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斯密道德哲学研究成果。作为这一国际性学术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密的道德哲学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初步关注，尤其在最近的十年中，我们翻译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两个中文版，也有一批从纵向比较来看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文献。
但是，必须承认，由于中国学者在很长时间里脱离了国际学术界斯密研究的主流，苦于资料匮乏、队伍失散及意向阙如，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尚未对国际学术界的潮流作出应有的反应，尚未表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学者在该领域应该具有的国际性学术眼光和必不可少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甚至，与中国学者近来在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进步相比，斯密研究，即便是其经济学思想的研究也都大大滞后了，更遑论其哲学思想。笔者深深感到应该尽快改变这个局面。
三
本论文从选题和内容组织上都体现了上述的背景。
首先，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困境，这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是促使我寻求思想史资源的根本动力。受制于有限的阅读经验和平庸的智力水平，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在休谟和康德那里有着对该问题解决的明确启示，我于是逐渐接近了斯密。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接受和批判的双重态度十分吸引我，他不像休谟，以那样昂扬而乐观的情绪展望人类商业社会的道德面貌；也不像康德那样以如此严峻和决绝的方式作出了自己那几乎无法实现的道德宣判。斯密站在了这两个人的中间，他对即将到来的商业文明是接受的、欢迎的，但是其态度也是谨慎的和有顾虑的。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尚未完全展开的新时代的根本问题，并且试图做出解答。他用以说明观点的材料鲜活、富有生机，他具有对人性的天才洞察力，他的结论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反复的内省基础之上，虽然未必符合迄今为止纯粹哲学的要求，但是在我看来是更加亲切而且合乎哲学的本旨。所以，说我对斯密的思想着了迷，也许并不过分。作为一个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已经定了型的中年人，这种着迷也许并不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情，但是我既不讳言这一点，也不想拒绝它。
其次，斯密全然超越学科界限，自始至终以面向问题的叙述方法，正是我一直赞同并且在摸索的方法。说斯密其实在发展一种现象学的社会科学，大概有些人是不会相信的，可是我倾向于肯定这一点。他讨论的是完全消解了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的本真社会生活，一种似乎已经再也不能还原的社会生活的原生态。我感到斯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意思的学术态度和叙事手法。有助于我们推进近来为学界所关注的对社会理论做"现象学还原"的学术行动。我这样评论并不意味着我在本论文中要对这一点进行专门研究，而只是谈论斯密思想对我而言所具有的魅力，表明我选择他的《道德情操论》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个意向最初形成的一种推动力。
第三，我长期从事的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要彻底地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去讨论一个纯粹哲学领域的工作，坦率地说即使不是完全做不到，那也是扬短避长的选择。但是，经济学的哲学根基和经济学命题的伦理学根据，这个关系到今后经济学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所不能不考虑的。很显然，在斯密那里，他几乎没有对经济学作脱离于道德科学的专门化处理，这正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做法。斯密从来把经济理论作为其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与法学一样，只是哲学、伦理学的应用性领域。他为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所创设的伦理学基础，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西谚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已经成功去除了很多伦理学和社会学领域长期存在的谬见，但是，必须承认经济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全超脱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自足假设，在核心的内容上，它还必须直面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经济学基本命题时，都必须得考虑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贡献。这个局面在斯密以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本质上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人们有时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有时候又忽视了这一点。眼下似乎又到了经济学要认真对待哲学家们工作的时期。斯密思想从哲学和文学理论出发向经济学的延伸，有着值得今天的学者们重视的信息。我在多年的经济学教研经历之后，按照与斯密当年相反的方向，走向哲学，也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研究亚当·斯密，并不是就斯密的伦理学而讲伦理学，而是要从中发掘出某种有利于经济学重建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这篇论文是我研习斯密道德哲学的文本以便探索经济学重建之路的一个准备。
我选择斯密的伦理学作为论题的基本考虑就是以上这三个方面。
四
本文的内容和结构是这样来安排的。首先，对国际学术界在最近三十余年来在亚当·斯密伦理学思想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个概要介绍。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述并不完全针对《道德情操论》，而是覆盖到了斯密伦理学思想的有关载体，包括《国富论》。然后，按照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自身内容的次序来逐一介绍和研究斯密的伦理学思想，其顺序分别是作为其伦理学勿庸置疑的出发点甚至基础的同情理论、作为斯密主要关心问题的正义和社会秩序论、作为斯密日益重视的良心论和义务论、作为斯密需要作出理论回应的效用论和习俗论，以及斯密晚年最为倾心的德性论。在对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文本进行介绍和分析之后，作者重点讨论斯密伦理学思想随着问题意识的变化而发生的重大转型；并对斯密伦理学中斯多亚哲学和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影响做了初步考证。为了帮助大家对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文本的版本和基本内容变化作进一步的了解，我把格拉斯哥版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编者撰写的长篇导言译为中文附在文后。
这篇论文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厘清斯密伦理学思想的核心特征及其演变的基本事实，为国内学者和关心斯密思想的其他读者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斯密伦理学思想提供基本的依据。在这篇文章中，将对斯密伦理学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伦理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出初步的考察和评价；要告诉大家斯密伦理学的主旨以及所发生的变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的工作重心是解读文本本身，围绕文本内容展开一定的讨论，为此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版本变化的比较以及文本内容的准确定位这两件事情。我感到，虽然《道德情操论》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但是译文是否完全正确地反映了斯密的问题意识以及理论体系的本来面貌，还值得质疑。我本人的英文水平可能没有译者们高超，不过我自信在文献阅读和反复思考后，就斯密思想的本意所形成的判断能力还是可靠的。加上，我自己的日语水平能够让我较为充分地运用世界上研究斯密最为先进的日本学者的成果。我可以对斯密英文的原著、两个中文译本和2003年最新的日文译本进行对照，通过这样四个文本的彼此参照来对斯密想要表达的观点进行考订，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哥英文版和最新的日文版都集中了《道德情操论》全部六个版本的变化，注释也更加丰富，这对我的研究帮助极大。虽然，我不能断言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斯密思想体系的全部，但是我有把握说自己比目前很多人理解得更加准确和深刻一些。
在数年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中，我越来越深信，斯密的道德哲学思想是一个有待发掘的思想宝库。他的伦理学理论，我认为可以用六个字来加以概括，这就是"情感、秩序、美德"。其中情感虽然似乎并不像很多人断言的是斯密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但是的确是他理论叙述的出发点；他对情感的考察又是面向宗教改革以后思想界普遍关注的离开上帝，"（人的）社会如何可能？"这样一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他要回答的是：人的同情共感心理机制何以能导致稳定的和可以信赖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问题。为此斯密引进并不断发展他的"旁观者理论"。斯密逐渐认识到，即使他解决了社会秩序发生学的问题，即使同情共感生成社会秩序（公序良俗）的机制被他揭示出来了，也并不意味着已经回答了什么是美好社会和幸福人生的问题，所以斯密进而要讨论德性的品质，讨论一个人在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态度。如果说，情感论是斯密理论学的出发点，秩序论是斯密伦理学的核心，那么美德论是斯密伦理学归宿。斯密对这三者的讨论随着他自己问题意识的不同是有侧重点的变化的。在第2版之前，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重点研究情感如何可能形成社会秩序，这个秩序如何具有令人放心的性质；而在第2版到第5版，斯密关于情感的讨论开始逐渐向良心问题转化，逐渐脱离了休谟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走向义务论，为他走向美德论的伦理学准备了条件；到了第6版，斯密在没有完全放弃早年的同情心和公序良俗论的前提下，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极大的关注研究美德论，形成了他的德性伦理学。所以，情感、秩序、德性这三者不仅是斯密理论学静态体系的三要素，也是表征斯密伦理思想演变三个阶段的关键词。用这六个字来概括他的伦理学特征是恰当的。本书之所以定名为"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也是基于作者的上述理解。
坦率地说，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文本解读，谈不上什么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如果一定要对这个工作的意义作几点自我评价，我想大概在以下的三个方面是应该予以初步肯定的。首先，这篇论文是中国学者研究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最新的作品，通过与此前出版论著的比较，可以认定也是采用资料最多，做得最扎实的一篇文章。其次，我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做了一些观点上的评论和引申，我自认为是有意义的。虽然由于没有更加规范和扎实的论证，不少内容只是放在了注脚中，但是还是希望方家予以注意。第三，我总是把斯密的思想放在一个面向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重建的问题意识上来对待，这意味着与其他文献完全不同的视角，我认为这个视角也是有意义的。由于做了比较充分的文本解读工作和版本间的比较，本文的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就是突出了斯密伦理学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这对迄今为止仍然静止地看待斯密思想的主流观点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冲击。本文确证了斯密随着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的日益丰富，其伦理学思想的重点甚至主调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事实；注意到了斯密伦理学思想背后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和斯多亚学派哲学这两种力量的影响，深化了对斯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机理的认识。这些不仅会有助于深化国内学术界对斯密思想的认识，也会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
由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道德修养都不能达到斯密那样的高度，对于他的作品所作的解读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漏。斯密《道德情操论》第七卷也就是他的道德哲学史部分，时空跨度很大，我难以进行有把握的研究，只好暂时放弃；对于斯密在《法学讲义》、《修辞学文学讲义》，特别是《国富论》中的伦理学思想，也暂付阙如。这些内容只能放到以后条件更成熟时再予以研究。
如果本文能够为我国学者开展更高水平的斯密研究提供一个出发点，就算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它所期待自己承担的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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