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受宽《关乎天下治乱的古代甘肃》
内容摘要：现今甘肃的疆域是周秦汉王朝为了自身安全而逐渐奠定的，此后甘肃就成为中央王朝确定和巩固其西部版图以及与西部各族和外国友好来往的桥梁和基地，还是汉唐都畿和国家安全的屏障，关乎着天下的治乱。而甘肃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其发挥作用的保证。本文可为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的自我定位提供参考。
关键词：古代；甘肃；地位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世纪之交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实施这个战略决策，对于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促进全国经济更大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长远发展的宏伟目标，保证政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西部各省市制定本地大开发计划时，必须首先自我定位，认清本省市在西部乃至全国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本文谨从历史方面，论证甘肃在过去两三千年中在西部及全国的地位，以作为科学地认识甘肃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地位的借鉴。
现今甘肃省的区位和疆界，是随着周秦汉王朝为了其西部安全而到汉武帝时最后定型的。它形如一根倒置的胫骨，位于黄土高原西端，北接蒙古高原，南连青藏高原，西通天山塔里木盆地，东南与四川盆地相连，东与长期作为古代政治中心和中原文化表率的关中相接。甘肃地区自汉武帝以后主要为汉族居民，而其北部、西部和南部却历来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汉魏六朝是匈奴、羌戎和西域诸民族，隋唐是突厥、吐谷浑、吐蕃和回纥，宋金是党项、吐蕃、回鹘，明清是蒙古、乌斯藏、回回和新疆诸民族。这一特殊的人文和区位状况，使甘肃在国家安全和西部安定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一、甘肃疆域的逐渐开辟是周秦汉王朝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
甘肃泾渭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考古发现的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和传说为人文始祖的伏羲氏事迹相印证，说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甘肃的远古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进入三代，甘肃之大部为羌戎所居，而东部天水及其周围地区却有着比较先进的文明。周人先祖不窋至公刘三代，在夏、商之际就活动于今甘肃东部的“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与周围的羌戎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而后来虞（今陕西陇县境）、芮（今甘肃华亭境）两国发生田土之争时，就跑去找周文王评判。而当周武王出兵灭殷时，甘肃的羌人自然成为其八大参战同盟军之一。西周时，周穆王西行与西王母会见的故事，更是周与西部民族友好关系的见证。据有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玁狁（匈奴的前身）却屡屡对周王朝造成威胁，有时甚至打到泾水北岸。周宣王派伊尹率兵反击，一直将玁狁赶到太原（今甘肃陇东一带）以西。不久，周宣王就“料民于太原”（《史记•周本纪》），正式确立了周对陇东地区的统治。
秦人据说出于东方的夷人系统，但到夏末，就有西迁的族人。商时，秦人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当应指在今甘肃东界居住，而为商守卫其西部疆域。秦人凭借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与周围各民族的友好关系，而逐渐发展，并以良马和御马之术得到几代周天子的信用。到西周末期，秦人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公元前771年发生“犬戎之乱”，周幽王被杀，秦襄公带兵救周，与卫武公一起立平王为天子，并保护其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秦襄公以功被封为诸侯，赐以岐以西地，而正式建国，秦的势力向关中发展。公元前623年前后的秦穆公霸西戎，是秦人经营西部的最得意之作，到秦献公（前384-前362）时秦人已控制了陇西、北地、渭首诸地，据有了今甘肃黄河以南、西倾山以东、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秦人着力于这一带的经济发展，不仅巩固了其后方的安全，也为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提供了物资支持。秦始皇派遣蒙恬率兵将威胁其北部和西部安全的匈奴贵族势力赶出河套地区，并修筑长城和向西直达北地和临洮的驰道，也是从国家安全着眼的。
楚汉战争之际，匈奴人重回河套地区。到西汉初年，强盛的匈奴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的广袤地区，拥有强大的骑兵。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匈奴曾将汉高祖刘邦所率30万大军包围，刘邦不得不向单于之妻行贿方得脱身，并且实行和亲与大量赠礼的办法，以图缓和双方的对立关系。但匈奴仍不断南下骚扰，甚至进至汉朝都城长安附近的甘泉宫。汉武帝时，“财阜有余，士马强盛”，于是决定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军事反击。汉武帝的方针是，在西方，一面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一面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有关国家联合夹击匈奴，并帮助西域国家摆脱匈奴的控制，以“断匈奴之右臂”；在东方，切断匈奴与秽貉、朝鲜的联系；在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洮）、代郡（治广昌，今河北涞源北）一带集结大军作为主力，给匈奴以正面打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汉军曾9次出击匈奴，其中由今甘肃境内出兵的有3次。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李息率军出云中，至陇西，击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夺取了河南地，筑朔方郡城，汉军控扼了黄河天险，从此匈奴人再也难以动辄威胁关中了。另一次是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境），深入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给其以沉重打击。第三次是同年夏，霍去病、公孙敖、张骞三将军分路出兵，霍去病由北地（今甘肃庆阳境）出发，深入二千余里，过居延泽，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西南），杀敌3万余。不久，匈奴浑邪王投降，西汉控制了具有极重要战略地位的河西走廊。汉设武威、酒泉等郡，不仅为汉与西域诸国交通开辟了安全通道，为斩断匈奴右臂创造了条件，而且“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匈奴列传》）解除了匈、羌联合对汉王朝的威胁。元狩四年（前119），汉军深入匈奴腹地与其主力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上》）汉武帝的战略目标终于实现。汉王朝以今甘肃为主，包括今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设凉州刺史部，甘肃省今天的疆域至此初步定型。西汉末扬雄作《凉州箴》，歌颂道：“黑水西河，横属昆仑，服指阊阖，画为雍垠。每在季王，常失厥绪。上帝不宁，命汉作凉。陇山以徂，列为西荒。南排劲越，北启强胡，并连属国，一护彼都。”（《初学记》卷八）甘肃疆域在以后虽有变化，但主要是名称的变更和属地的盈缩，而其主要疆域则至今大体如此。
二、中央王朝确定和巩固其西部版图以及与西部各族和外国友好来往的桥梁和基地
历史上，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活动于蒙古高原的民族对古代国家的安定和安全曾一再形成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只要认真经营和发展甘肃的经济，就能安定西部的国土、团结西部民族，从而对北部的敌对力量作有效的斗争。
西汉初，匈奴之所以强盛，与其控制了河西走廊、西域各国以及与青海等地的羌人联合有很大关系。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夺得河西走廊以后，汉王朝以甘肃地区为后方，通过这条通道和纽带，依靠甘肃人力、物力的支持，派出大批使节和人员到西域进行活动，帮助西域各族人民摆脱了匈奴的控制，且联合西域国家共同反击匈奴，斩断了匈奴的右臂。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校尉，对敦煌以西，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以东，喀喇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今新疆及其附近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后来，每当西域地区出现无法控制的局势或灾荒时，总是从敦煌河西等地发兵、调粮加以支援，保证了国家西部边疆的安全。
汉占领河西走廊，就在今甘肃永登西设令居塞，作为进军今青海地区的桥头堡。不久汉军进入湟水流域，羌人西迁，汉在今青海西宁及其西设县管理。公元前111年，汉军讨平反叛的羌人，设护羌校尉。至此，汉王朝领有了今青海东部地区，并有效地控制了游牧于西海（今青海湖）以西以南的羌人。明代中期以后，蒙古俺答汗徙居青海，胁迫屡犯西宁各地，被称为“海寇”。1590年，明朝兵部尚书郑洛严令甘肃镇不许北边的蒙人再向南迁移，然后派兵大力招抚西宁青海番族，战胜蒙古火落赤等部，蒙古王公不得不远遁。
中央王朝也是通过甘肃正式实现对西藏管辖的。西藏地区自古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唐太宗时已经以藩国的身份与唐交往。蒙古驻凉州的窝阔台次子阔端于1239年派兵进驻吐蕃，喇嘛教高僧萨班于1247年以66岁高龄应邀到凉州会谈，并代表西藏地方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1253年忽必烈在六盘山会见萨班的侄子法王八思巴，双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以八思巴为国师担任管理藏族地区的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长官，西藏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明清王朝都在藏区设官治理，对藏传佛教首领礼遇，同时在甘肃和四川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与藏人贸易，保证了藏区的安定和经济发展。
张骞开辟的汉朝往西域的通道，史称丝绸之路。丝调之路的主干线是由长安出发，经由甘肃地区，到帕米尔高原，进而连接中亚、南亚和东欧，总长7000余公里，其中在今甘肃就约有2000公里。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是一条和平往来的友谊之路。中原王朝沿着丝路对外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西北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使者经由丝路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促进了东西方的了解和友谊。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丝、丝织品、瓷器、炼钢术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到新疆以及亚欧各国，而西域的良马、狮子、犀牛、孔雀、骆驼等动物，苜蓿、胡椒、蚕豆、石榴、芝麻、无花果、菠菜、黄瓜等植物食品，西域的幻术、杂技、乐曲、舞蹈、雕刻等各种艺术传入内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华夏人民的精神和物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历代甘肃军民为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作出了牺牲。首先，甘肃军民保证了丝路甘肃段的安全和畅通，保卫了商旅、使者和行人的安全。其次，为了供给了往来人员的食宿、运输，加重了甘肃老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第三，相当部分的商旅都是进关后就在河西进行贸易，这当然促进了甘肃本身的经济发展，但有时也加重了甘肃百姓的负担。
三、汉唐都畿和国家安全的屏障
古代的诸王朝，凡对甘肃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西部就安定，国家就安宁。西汉的昭宣之治、东汉的建武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前期的开天之治，元的至元之治，清的康乾盛世，都与甘肃的繁荣和国家对甘肃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有关。反之，则王畿不保，中原危殆，王朝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肃镇志·建置》言：甘肃镇“关乎全陕之动静，系夫云晋之安危，而云晋之安危关乎天下之治乱。”可说是对甘肃在国家安全中作用的最中肯的评价。
周王室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是为了避犬戎的锋芒。东汉中期入住凉州的羌人反叛，不仅关中屡受其害，甚至南入益州，东至河东、河内，迫近都城洛阳，吓得“百姓相惊，多南奔渡河”。（《资治通鉴》卷四十九，东汉永初五年）东汉王朝花了12年时间，耗费240多亿的军费，才将羌人的反叛平定。由此，王朝原气大伤，终至黄巾起义爆发，江山被曹魏所夺。
唐朝前期着力经营甘肃，安定了西部诸民族，有力地制止了反叛的吐蕃和突厥的东犯。陈子昂分析道：“比者，国家所以制其（吐蕃、突厥）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土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载《全唐文》卷二百十一）安史之乱后，吐蕃奴隶主乘虚于763年攻占陇右诸州军，并连年进逼长安，给唐王朝极大威胁。以后又转而夺取河西，至791年占有整个西域，是唐王朝衰败的催化剂。北宋时，党项羌人建西夏国于今甘肃、宁夏一带，宋王朝在对付北方辽金的同时，不得不投入很大的力量与西夏争夺，国力耗损，终于二帝被掳，宋室南迁。而西夏人则凭借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立国190年，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转移，海上丝路开辟，但甘肃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并未削弱。蒙古军队为了割断夏、金同盟，免除西征肇掣，自1205年开始，就一再对西夏用兵。1209年，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然后于1211年向金用兵，金人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再于1218年向西方大举进兵，5年之间，横扫欧亚两洲，前锋直达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建立四大汗国。接着就回过头来于1227年灭夏，再以此为基地，灭金、灭宋，建立统一的疆域“无外之大”的元帝国。
明朝建立后，残存于大漠的蒙古贵族势力始终是王朝安全的最大祸患。为了加强防卫，明王朝在河西走廊等甘肃军事要区设了21个卫所，并一再加固边墙，驻扎大军，形成了严密防御体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有力地牵制了蒙古军队的活动。中期以后，由于国家的衰败，甘肃地区经济恶化，边防削弱，从而一再遭到蒙古军队的侵扰焚掠，日渐残破。1449年，土木堡之战，明英宗竟然被蒙古瓦剌部所俘，北京危在旦夕。究其原因，都城北京与蒙古之间缺乏一块厚重的屏障或大的缓冲地有很大关系。
清王朝更注重对甘肃的经营，所选历任总督都是当朝名臣，并且由甘肃出发，先后平定了反叛的准部、回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咸同间又消灭了入侵的阿古柏势力，挫败了英俄侵吞我国西部疆土的阴谋。
四、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其发挥作用的保证
周秦祖先生活于甘肃东部时，就着力经营，依靠“羌中之利，戎翟之畜”（《史记·货殖列传》），发展自己，终于走上统一全国的道路。汉武帝开河西以后，从巩固边防、防御匈奴入侵和保护西域通道的目的出发，在凉州大批驻军，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屯田积谷，设六牧师苑繁育战马，当地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在原来以牧业为主的地区中开辟出许多农业区，甘肃地区经济因此有了迅速发展。史书中说“河西殷富”、“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后汉书·窦融传》/《汉书·地理志下》）。凉州各地屯田所获满足了边郡军民的需要，省却了从内地长途转运粮食的巨大花费，当内郡遇有灾荒时，还曾调凉州的积谷予以接济。（《居延汉简甲乙编》二一四·三三）而甘肃产的大量马匹供给军用，加强了王朝抗击匈奴的能力。正是凭借着凉州雄厚的经济实力，才保证了汉王朝在西域的一系列胜利，促进了汉与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两汉之际，中原和关中板荡，甘肃地区在割据势力隗嚣、窦融的经营下仍是安定繁荣。史书说“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后汉书·隗嚣传》），光武帝称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后汉书·窦融传》）成为中原和关中土人争相归附的一片乐土。刘秀得到河西窦融支持，东西夹击，始得平定割据天水的隗嚣、割据巴蜀的公孙胜及割据河套的卢芳，实现国家的统一。东汉时，尽管迭经“羌乱”，但在官员和学者眼中，凉州仍是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虞诩说，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后汉书·西羌传》）东晋十六国时期，西秦和五凉君主继续着力经营凉州地区，当地“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文献通考·舆地八·按语》）
隋唐时期，统治者更加注重西部疆土的经营，甘肃地区的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在张掖会见西域三十余国首领，“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隋书·食货志二》）一片升平景象。唐代，经过100多年的安定和经营，河陇地区空前繁华，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到天宝年间这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通典》记载，天宝八年（749）河西和陇右屯田所得为700990石，占天下屯收总数的36.6%。国家在河西和陇右二道收购粮食519854石，占全国和籴粮总数的46%。另外河西和陇右二道的正仓、义仓和常平仓还有347万石储粮。（《通典·食货》二，十二）河陇经济的大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唐朝中央所需，王朝“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开天传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于是唐玄宗下令“罢江淮运，停河北运。”（《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凭借着甘肃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756年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后，太子李享才毅然西到陇右之安定（今甘肃泾川）、彭原（今甘肃宁县）、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一带积聚力量，即位为肃宗，以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军队，夺回长安，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其后，吐蕃乘虚占有陇右、河西，甘肃地区农牧结合的结济结构遭到破坏，从而走向衰败。马端临言：“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矣。”“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伧荒者复数百年。”（《文献通考·舆地八·按语》）
明初向甘肃大量移民，大兴屯田， 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随着官吏的巧取豪夺、国家的苛重赋役以及戍防与屯田的矛盾，屯军不断逃亡，屯地随种随荒，生态环境日益变坏，自然灾害频仍，军民生活极度悲惨，以至陇西“十室九空”，所余之人“披裘裸体，枵腹待毙”，河西屯军典衣卖妻之后，已无可典卖，其“凄惨哀怜，目不忍视；痛哭流涕，耳不忍闻。”（《明臣奏议》卷二十六，高推：《新饷苦累难支疏》）甘肃残破，明王朝无力顾及西域，不得不于1529年封闭嘉峪关，西域畏吾儿等族都被吐鲁番控制。明清之际，甘肃经战乱凋敝之极。清统治者派得力官员大力经营甘肃，招徕流亡，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实行屯垦，取得不小成绩。但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不均，而且甘肃岁多荒歉，征榷徭役负担日重，以至甘肃更为凋敝。到清末已是“瘠苦甲于天下，承平时钱粮征收不及东南一大郡”（《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三，《复陈新疆情形折》）。此时甘肃在全国的重要性已无法与汉唐时相比拟了。
——原刊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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