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李旭东《张大千与敦煌》出版
李旭东，1965年生，甘肃敦煌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特聘教授、敦煌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担任敦煌学院本科班《中国古代史》《敦煌文学与写作》《敦煌历史文化》《敦煌学教程》等课程。主要从事高校历史学教学和敦煌学、丝绸之路、张大千与敦煌等相关课题研究，出版有敦煌学专著2部，合著7部，在国内外纸质媒体、期刊发表敦煌学研究论文90余篇，发表文学作品180余篇。
1、在艺术的苦闷与彷徨时遇到了敦煌2、“学艺术的人，应该到敦煌去看看”3、观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受到的心灵启迪4、冲破一切阻力离蜀入陇5、兰州是进入敦煌的前哨6、武威要过马步青这一关7、西出嘉峪关满眼都是荒蛮8、探访榆林窟9、终于来到敦煌佛国圣地第二章 初识莫高窟1、畅游月牙泉2、初识莫高窟3、清理积沙、编号4、于右任、张大千二髯莫高窟前过中秋5、卧薪尝胆的艰苦的生活6、赴青海塔尔寺求援第三章 面壁敦煌1、大规模临摹壁画2、感受敦煌四月八3、敦煌部队换防入驻莫高窟4、为蒙冤的敦煌友人奔走呼号5、与敦煌佛教会结缘6、侥幸躲过土匪抢掠第四章 永远的伤痛1、一纸无情的逐客令2、迎接常书鸿到任3、永别莫高窟4、别有洞天的榆林窟5、罗寄梅追随张大千而来6、毅然踏上归途第五章 影响敦煌1、兰州刮起敦煌艺术风2、张大千从敦煌逐步走向世界3、临摹遗作展仍然风靡世界4、纷至沓来的朝圣者第六章 张大千与敦煌学1、张大千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2、对敦煌石窟群洞窟编号和考古研究3、创立敦煌壁画临摹理论4、与敦煌相关的诗词创作第七章 张大千：“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1、无可奈何恨别离2、剪不断的乡愁3、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4、张大千与谢稚柳世纪情第八章 敦煌故旧的张大千情节1、刘鼎臣收藏的张大千画作惊现新疆哈密2、敦煌富户张维秀宴请张大千3、张雨亭之子张启元追念张大千4、张大千帮助张志、张雨亭脱离牢狱之灾5、张大千与窦景椿先生的半生因缘6、敦煌黄埔生为窦景椿、张大千鸿雁传书7、张大千与敦煌地方文人雅士的交往8、张大千做客敦煌山西会馆9、张文江为追索张大千为父赠画不惜对簿公堂10、敦煌民众教育馆里举办的《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11、敦煌各界派代表给马步芳送礼12、李复一生难忘张大千的关怀13、敦煌等地时而问世的张大千画作14、青海喇嘛画师及后辈追怀张大千第九章 持续发酵70余年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公案1、70余年前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公案的发端2、官方出面正式向张大千亮剑发难3、“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罪人”的恶名不胫而走4、130窟壁画闪现的幽冥灵光5、众里寻他千百度，人们觅真相犹如雾里看花6、莫高窟曾是一个倍受欺凌的弃儿7、大白于天下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公案谜团8、也说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摹”为张大千的另一宗罪9、张大千在莫高窟、榆林窟题记一瞥10、张大千的悲剧色彩11、互联网时代“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公案的舆论怪圈12、是非功过任由历史评说第十章 张大千敦煌风格画作收藏拍卖行情一览1、收藏界对张大千作品的认知2、张大千敦煌特色系列画作的市场走势
序
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之后，外国列强纷至沓来，敦煌遗书散佚世界各地；外国探险家肆意拍摄敦煌壁画甚至切割壁画、盗走彩塑。国人中有识之士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王仁俊、 董康、李翊灼、陈垣、刘复、邵元冲、高良佐、向达、王重民、张荫麟、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许国霖、金祖同、郑振铎、 孙楷第、贺昌群、潘重规等，或在国内搜集整理敦煌遗书或相继远涉重洋远赴巴黎、伦敦，转录、拍摄或介绍流失海外 的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品，感动并唤醒了中国文化艺术界， 也给当时学界打了一剂强心剂。画家李丁陇、吴作人、关山月、 黎雄才、王子云、张大千等到敦煌临摹壁画，梁思成、于右任、高一涵、向达、夏鼐、阎文儒先生等赴敦煌进行敦煌石窟、敦煌考古及敦煌地理、历史考察，常书鸿、董希文、潘絜兹、苏莹辉、史岩等来莫高窟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其中，张大千先生自筹资金、组团赴敦煌莫高窟考察、临摹，且一住两 年有余，临摹了将近 300幅壁画；分别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品展览；并向于右任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动议，种种非常之事、非凡之举，都已载诸口碑、流芳于世！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据北京，此时张大千先生住在北京。1938年初夏，大千先生为摆脱日寇统治，在友人帮助下逃离北京，绕道上海、香港、广西、贵州，辗转来到成都。一位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的忘年交严敬斋先生来看望张大千，多次向大千先生介绍敦煌艺术，大千先生为之神往。1941年初，画家李丁陇带来一批从敦煌莫高窟临摹的壁画到成都展览。张大千见到摹品连声赞叹：“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艺术家特有的那份狂喜，终于下定决心自费到敦煌去。1941年张大千克服重重困难，经过 4个月的准备，携门人、子侄踏上了去敦煌的路。
远赴敦煌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 到兰州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全靠货运卡车颠簸长途跋涉，沙漠地带只能骑马乘驼风餐露宿了。沿 途治安颇不平静，常有土匪强盗或狼豹出没。河西走廊一带属马家军马步青部管辖，不经他们许可，休想踏入敦煌。张大千求托他的同乡、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疏通关系，得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和兰州市市长蔡孟坚的帮助，得以穿越马家军防区，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心驰神往的敦煌。到了敦煌，困难和问题远比预想的大得多。要与官方及民间各色人等打交道，取得他们的支持，解决衣食住行等具体困难、招揽助手、开始为莫高窟洞窟编号、临摹壁画，事无巨细，费力费神，近 3年劳苦，一头乌发几乎变得花白，有人说张大千相貌一下子老了一二十岁。在当时条件下，张大千西出嘉峪关，蛰居莫高窟，专心临摹壁画，独自探寻人物画渊源，确实需要非凡的抱负和坚强的意志。可以说，没有玄奘的诚挚、班超的奋勇，则大千先生的敦煌之行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张大千先生投身绘画事业，声名显赫，绝非浪得虚名。他一生的苦学、深研、探索、勤奋、积累、聪明、智慧、用功、实干，乃至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精力、心血和汗水，甚至经历多次的生命危殆，才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从敦煌艺术中吸收了中国美术精华，遍学历代画技，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绘画，并由此画风一变，成就了复笔重彩、兼工带写、古雅华丽的画风，从而名声大噪。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吹来了一股新风，不仅在中国现代水墨画发展史上写出光灿的一页，也在世界艺术发展历程中，刻上一标鲜明的东方绘画的印记。从严格意义上讲，张大千并不是敦煌学家，但从敦煌学发展史来看，绝对不能不谈及张大千。正因为这个传奇人物的“敦煌行”，对研究传播敦煌艺术起了很好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言：“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北朝唐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吾侪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在张大千临摹壁画期间，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一说已经传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48年甘肃一议员提案进行控告， 经甘肃省参议会立案调查，结论是未有此事，但因国民党撤离大陆等原因未以公布。后来非议大千先生的流言蜚语仍有所闻。近年对他“打掉壁画”旧事重提，甚至措辞激烈。是耶非耶，任凭世人评说。但从当今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包括张大千在内的许多人都有需要检讨反省的地方。常书鸿先生说：莫高窟“第 220窟，唐代贞观十六年开凿的初唐的代表作品，是 1944年我们和老工人窦占彪一道从宋代重绘的壁面上剥露出来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这是前人，包括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之流以及张大千所从未见识过的。”（见常书鸿：《莫高窟檐角的铁马响叮当》第十三节）看来，也应有所反省。
张大千性情豪爽，和社会上三教九流都能打交道，赴敦煌时沿途以画会友，给不少官员作画，取得了各方面的关照，一路畅通。见到甘肃官员鲁大昌、蔡孟坚、高一涵时更是非同一般。张大千在会见马步芳、马步青的时候，当场作画，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经过武威、酒泉、安西时也给一些官员作画，到敦煌后与党、政、军、学、绅、商各界交往应酬比较多。特别是与敦煌刘鼎臣、张恩（张雨亭）、张维秀、任子宜、窦景桂、窦景椿、宋云、张志、王用全、刘子和、吉应龙、赵作栋等均有交往。不少人在迎来送往中与张大千发生密切关系，大都得到了他的画作，有些还不止一幅。其中刘鼎臣、张维秀所得最多，各有五六十幅。张大千来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度过了其绘画生涯中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近 3年时光；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事，不时成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些亲身见过张大千的人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见闻。旭东同志知道敦煌还有不少关于张大千的逸闻轶事亟待挖掘整理和研究。后来在酒泉开会时窦侠父先生对他说这个工作要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做就好了，现在敦煌不少当事人如常书鸿、史苇湘、窦占彪、李复、张志、张雨亭、任子宜等已经故去，健在的人非常少了，要做就赶快抢救，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他还建议作者到银川走一趟，拜访一下张大千之子张心智非常有必要。在师友的敦促下旭东利用工作之余查阅大量资料，开始自费走访当年见过张大千的段文杰、史苇湘、宋云、姜家诚、王溶、秦生凤、赵玉珍、田淑珍、窦侠父、范华、任佐成、张启元等人，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已八九十岁了，他们从不同角度谈了一些具体情况，非常珍贵。同时也有幸从张履泰之子张文江、张志之子张启明、任子宜之子任佐成等处获得一些新资料。这些当事人都希望他把这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能够整理成书，告慰先辈。
本书作者李旭东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和接待部工作过近两年，工作之余，经常向史苇湘先生和我本人等请教有关学术问题，史先生看到年轻人好学非常高兴，多予指点迷津，使旭东同志获益匪浅。有时史先生上洞窟查证资料也特意带他去熟悉洞窟，那时候他才知道伯希和编号、张大千编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编号，了解到张大千曾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史先生多次提到张大千先生对他影响很大。受到史先生的影响，旭东有幸接触到资料室里一些关于张大千的档案材料。我也是那时与他相识的。1987年、1994年、1997年他 3次列席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起作为正式代表在敦煌莫高窟、兰州、北京、西安、成都、银川、内蒙古、济南、洛阳、酒泉、瓜州、金塔、玉门等地参加了“纪念藏经洞发现 100周年暨 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与敦煌学相关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 40多次，每次都向会议提交了有独特见解的学术论文。在“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和武汉大学教授朱雷发言时提到张大千相关问题；2004年“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60周年、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 100周年暨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翘、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宁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胡素馨 3位学者分别作了《常书鸿与张大千——兼论常书鸿先生对敦煌艺术的贡献》《常书鸿与张大千——两位敦煌艺术家之比较研究》6《张大千和青海画家在敦煌地区的美术考古》对他启发很大，同时他还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等在会上穿插的相关内容。会后他利用在莫高窟、阳关、玉门关实地考察的机会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尤其是美国年轻的胡素馨女士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回答了他提出的好几个问题，有时还要借助翻译人员才能解释清楚，实在是勉为其难。旭东同志身为国家公务员，后又从敦煌辗转到瓜州、酒泉从事文物保护研究、文化工作，公余不辞辛苦，自费调查，跨时20多年，足迹广涉敦煌、瓜州、酒泉、兰州、新疆、北京、上海、成都、银川等地，笔记做了厚厚的几大本。夜深人静之时静心检索资料，感到口述资料比较零散、单薄；重复的还比较多，一一挤干后又觉得比较干瘪。当年张大千给朋友们的赠画实物基本难以见到，有些说法还有出入，需加以辨识，有所取舍。在他搜集整理资料期间，又有一些老人故去，还有一些人过问书稿的进度，他感到很内疚。另一方面，纵知自讨苦吃，仍在自我加压，乐此不疲。
2013年10月12—13日，我和旭东同志在兰州大学参加“敦煌文化与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告知《张大千与敦煌》一书的写作进度，我突然想到自己手头还有一条资料不应遗漏，即不久前《甘肃文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述张大千于 1941年到兰州后，曾得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资助现大洋四千元，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旭东同志想立即看到此文。于是我们在短短的午休时间马上驱车到广武门我家中查看。据悉，徐悲鸿大师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来过兰州，鲁大昌即请徐悲鸿大师到其别墅寄宿，并就近请教画技。这条资料虽然非常简短，却是当事人的回忆。回过头来看，旭东同志的很多资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去年，旭东同志给我发来书稿的电子版，新资料很多，写的很细，很详实，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我和其他专家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乐意吸收，使书稿期臻完善。值此书即将付梓，旭东同志邀余为序，我已年逾 80，淡退学林，只能谈点感想，用充为序。
李正宇
2017年12月30日于兰州雁滩鸿运润园敝寓
（李正宇，1934年生，河南省正阳县人，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敦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该院文献研究所前所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季羡林先生许为“俯不怍于后，仰不愧于前”的敦煌学专家之一。发表敦煌历史、地理、佛教、文学、语言、文字、书法、教育、考古、乐舞、文献等方面的论文、札记、评论等 270多篇，不少篇章成为敦煌学名篇。著有《敦煌学导论》《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史地新论》《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遗书硬笔书法研究》《敦煌古代硬笔书法》等多部作品。曾兼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基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连续5年次应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本科生及博、硕士生开设敦煌文献专题讲座；应邀赴台湾大学历史系、所，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所），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正大学历史系（所），中文系（所），逢甲大学中文系（所）及俄罗斯等地讲学、研究。）
后 记
敦煌是我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70多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壮行天下，不远万里来到敦煌“取经”，苦苦面壁，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成就了崇高的艺术梦想。其时八年抗战正在进行，国家政局混乱，战乱频仍，政府无暇顾及边陲，敦煌还没有从饱经患难、藏经洞文物流散、莫高窟壁画惨遭浩劫的各种阴影里走出来。张大千穿一袭大衫，或乘车飞驰在河西辽阔的戈壁上，或坐老牛车在莫高窟与敦煌城之间踟蹰而行，或在莫高窟冰冷的石窟里秉烛作画，或在敦煌街市上飘然而过，或在某一户富人家的餐桌上疲于应酬，这些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边塞的寂静、荒凉与喧闹，聆听了风声雨声诵经声，目睹了绿色的田野上的袅袅炊烟，也举目仰望随地势高低变化呈曲线起伏舞动树木上空的一片片彩云，还有一座座残垣断壁的土墙，以及一个个风烛残年的烽燧，一切的一切，都曾定格在他的记忆之中。
人生在世，免不了与人打交道，与有些人还会终其一生打一辈子交道。有人说，张大千一辈子打交道最多的，除父母亲人之外，就是官员、艺术家、文人、资本家、地主之类的有钱人了。赴敦煌前后和其间也大抵如此，这不只是张大千偏好与此类人打交道，而是因为此类人与他临摹之举息息相关，得有求于他们，无法绕远。官员们掌管地方的一切，俗语有“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不言而喻。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又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到兰州这一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货运卡车、坐畜力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来行走漫漫长路，路过沙漠地带就只能骑马或骆驼风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险，常有土匪强盗拦路抢劫和豺狼出没。且漫长的河西走廊属马家军管辖，未经许可，谁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张大千求托他的同乡、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疏通关系，得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和兰州市市长蔡孟坚的帮助，得以穿越马步芳、马步青防区。张大千一行一路上忍饥挨饿，坐羊毛车和畜力车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梦寐以求的敦煌。到了敦煌，各种困难和问题接踵而来，远比想象中的要大的多，多的多。要与官方及民间各色人等打交道，获得他们的支持必不可少。甘肃省省长谷正伦、马步芳、马步青、酒泉专员、敦煌县章县长、陈县长等实权人物皆属此类。在成立“敦煌艺术学院”机构提议筹备时，与于右任、高一涵、郑通和、张维、王子云、常书鸿等多有探讨和磋商。在文化素养普遍低下的当时，与范振绪、水梓、杨巨川及敦煌地方文士任子宜、窦景桂、窦景椿、宋云、张志、王用全、刘子和、吉应龙、赵作栋等等交往，对行万里路、读万里书了解地方文化裨益颇多，有时还有书画诗文唱和之雅兴，增添了诸多生活情趣；还有一点，某些敦煌文士手里有收藏的敦煌写经，可一睹风采。与商人刘鼎臣、富户张维秀、商会会长张雨亭等打交道得到他们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与其他类型的人打过交道应该说是不期而遇的邂逅。故说与党、政、军、学、绅、商各界交往必不可少，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张大千也面临过与普通人同样的现实问题，也曾扎着绑腿，住土坯房屋，睡土炕，与戴瓜皮帽、穿着长袍大褂的富人及戴毡帽、穿着对襟大褂和大腰裤子、足登二道眉直底不分左右底的鞋、以麻绳皮条束腰的穷人等各色人等打交道，吃着用石碾、石磨加工出来的纯天然的五谷杂粮，点燃麦桔杆、梭梭、红柳根烧火做饭取暖，甚至使用过风箱让灶火烧旺一些；喝着千万年祁连山冰雪融化的党河水和宕泉流水，吃着敦煌的大白菜、芹菜、韭菜、茄子、辣椒面子，还有牛羊肉、胡麻油、大西瓜、李广杏、脂胭桃、香水梨等。呼吸着敦煌洁净的空气，也经受过漠风的长驱直入和沙尘暴的洗礼，羡慕过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和在广阔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闲适，他在博大的千年石窟艺术海洋里徜徉，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莫高窟有了张大千提着马灯参观、秉持画笔作画的身影，上寺奏起了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以及女人的说笑声，还有与天籁齐鸣的鼾声；莫高窟至敦煌城黄沙漫漫、崎岖泥泞、坑坑洼洼的黄土路面上有了他们的脚印。张大千在敦煌期间有无与伦比的快乐，也有愁肠百结、横眉立目的愤怒，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喜怒哀乐犹如电影中的慢镜头，在流淌的近三年时间里一个一个地展现。离开敦煌后，在他的画里、诗文里、谈话里从来没有中断过对敦煌的记忆。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证明他并不是一出道就惊天动地、光芒万丈、星射斗牛，而是依靠他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勤奋努力，依靠他日夜手不释卷、脚不停步、笔耕不辍的大量实践，经刻苦钻研与千锤百炼，才使他得以克服一个个的坎坷、困难、甚至磨难，闯过一道道的激流、暗礁乃至险滩，终于攀登上了一座风光无限的艺术峰巅。张大千的成功之路，符合古今中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的艺术也是经过了从低级到高级，从摹仿到创作，从简单到复杂，从浅显到深入，从生疏到成熟，从精炼到升华，从写景到主情，经历了一个由初出茅庐到炉火纯青的漫长岁月，锲而不舍、不懈奋斗，以海纳百川般广阔的胸怀，不断吸纳不同地域文化为自己提供艺术营养，成为他不断的执着追求。其曾多次讲：“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为其誓言的最好历史见证，印证着这个“为画而生”，亦“为画而死”画家的整个一生。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我入小学、中学、大学读书，一直到研究生班毕业，从敦煌到兰州再到北京，持续了17年美好而艰难的时光，在读书和工作期间常常听到不少关于张大千的逸闻轶事。早在孩提时代，就听母亲赵玉珍讲她11岁时在敦煌女子学校上学时跟随外公外婆见到张大千的情景；上世纪80年代我在敦煌中学读书时，当时的校长兼历史课老师窦侠父先生在课堂上曾多次讲到张大千与敦煌的一些人和事，留下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记忆。后来又有不少人讲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与张大千打过交道，言辞恳切，不像一般人随意造作可杜撰出来的。22岁时我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的资料中心主任史苇湘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之余，我曾多次登门向他请教有关学术问题，史先生非常热心，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多次提到张大千，说他就见过张大千，约有一个月时间就跟着张大千办展览，是看了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后才下决心到敦煌艰苦环境来工作的；他说张大千很了不起，那种境界是常人用整个一生或者把许多人的一生加起来也难于企及的。史先生有时上洞窟查证资料也带我去熟悉洞窟，给我讲伯希和的编号、张大千的编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编号，也谈到被指控而受到非议的有关情况。受史先生的影响，笔者才注意到了张大千与敦煌的相关问题，有幸接触到资料室里一些关于张大千的档案材料。受诸多因素启发，我感到敦煌还有不少关于张大千的逸闻轶事还需要挖掘，我当时有了把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史料调查整理出来的想法。二十多年中，我的足步曾到过敦煌、瓜州、酒泉、兰州、新疆、北京、上海、成都、银川等地，自费走访了当年见过张大千的段文杰、史苇湘、宋云、姜家诚、窦侠父、秦生凤、赵玉珍、田淑珍、任佐成、张启元等人，这些人的年龄当时都在七八十岁甚至八九十岁了。他们从不同经历、不同角度谈了一些具体情况，非常珍贵。同时也有幸从窦占彪的好友范华、张履泰之子张文江、张志之子张启明、任子宜之子任佐成、李复之子李晓玉等当事人的后代和亲友及美国西北大学年轻的女教授胡素馨等一些敦煌学专家、学者那里获得了一些新资料，笔记做了厚厚的几大本。夜深人静之时静心检索资料，感到很有价值，更有幸的是我在采访家父几位黄埔校友时，意外地知晓1943几位敦煌籍黄埔军校生在西安受窦景椿先生之托，给身在莫高窟的张大千先生鸿雁传书，家父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皆以第三人称述之。凡此种种，本书涉及的内容，与张大千在敦煌丰富的活动相比，也许只是九牛一毛。余生也晚，因历史条件等因素限制，很多因当事人、见证人基本都已故去，诸多史料被他们无情地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今天能得到的也只剩这点“可怜”的素材了，如若再无人青睐，很可能连这一点也将永远隐没不闻了。
由于身在公门，诸事繁杂，耗去我多年宝贵时光和充沛精力，导致此事常常半途而废而搁浅。在此期间，又有一些老人故去，不少在生前还过问书稿的进度，使我感到内疚和汗颜。2017年春节前个人工作变动后，才有了一定的闲暇专注书稿。本书以客观分析特殊时代的诸历史问题为基准，秉承“不溢美”，也不“为尊者讳”的责任感，剔除了一些热心人士提供的有出入、有漏洞、有瑕疵的“资料”和“素材”，还望能够海涵。本书初稿完成后，在2017年、2018年有幸数次赴成都参观张大千画展，感受70多年前张大千举办展览的盛况，并赴张大千创作、生活过的的一些地方实地考察，亲自登门拜访已15年中断联系的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先生，其不吝赐教，使我获益匪浅。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杨森先生、夏生平先生，四川省社科院李永翘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刘再聪教授等师友及众位亲朋曾赠送、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历史资料，有不少专家教授、学者还与我讨论相关问题，开拓了我的视野，一些与我有文字之交的文坛好友与我一同“咬文嚼字”，为本书查缺补漏增色不少。王英先生在文字录入方面提供了不少技术支持；李正宇先生满腔热情，不但审阅了全部书稿，还挥毫为本书作序。浙江大学教授冯培红先生、西北师范大学年轻的敦煌学专业博士张永萍女士、兰州大学硕士朱振海、胞弟李旭政、女儿李雅颂、侄女李雅涵及大学生李国良等以“旁观者清”之慧眼敏锐地发现了一些问题，修正了我“自以为是”的诸多错误，谨表谢忱。
初稿完成后又曾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前副会长柴剑虹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王双怀教授、沙武田教授，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副院长）研究员、马德研究员、杨富学研究员、王志鹏研究员、吕爱副研究员；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研究员；西华师范大学伏俊琏（国学院院长）教授、王胜明（文学院院长）教授、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教授、兰州大学杨玲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刘再聪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请教相关问题，得到不少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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