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征战记

       “颠覆医疗”的口号不再提。将互联网医疗引入中国医改的深水区，既是政府的迫切意愿，也是“野蛮人们”最大的机遇。

2019年春节前的最后两个工作日，“好大夫在线”CEO王航接受了八点健闻的电话采访。主题是互联网医疗，王航在谈话中最高频的一个词是“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互联网医疗走得这么慢；移动医疗起得这么快；资本寒冬来得这么早；政策的变化这么大……

同期，“丁香园”CEO李天天也接受了同样主题的电话采访。他的关键词是“发电机”——

谁都认为互联网是“连接器”，但这个连接器一进入医疗领域就百般不灵。这是因为医疗这个行业太特殊，医生这个群体太特别。既然连接不动，索性就避开医疗，转入健康消费升级领域，在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和知识变现领域做“发电机”，把互联网的最大优势发挥出来。

这两位中国互联网医疗业的领军人物，分别在2000年、2006年创办了丁香园和好大夫在线。十余年个人及企业的跌打滚爬，伴随着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整体的跌宕起伏，令他们对行业的感受早已不是纸上谈兵。内心况味，无一不深植于接连不断的市场实战，深沉而广阔，细微而多变。

他们和无数互联网医疗的创业者一样，被视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野蛮人”。本世纪以来的近20年，“野蛮人”在各个领域攻打传统产业厚重而坚固的城墙，包括通讯、零售、金融、能源、医疗等等。有些大获全胜，不少铩羽而归。在这些“野蛮人”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中，互联网医疗的战争显然是最波折的一役。

这场攻城战在本世纪的头十年相继动员布局，在2014年开始集结起巨大的攻势，在2015-2016年狂飙突进、攻城略地，又在2017-2018年间陷入“至暗时刻”。

这中间，有太多路线与模式的纷争，有太多政策与产业的博弈，也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2014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医疗的元年。如今，五年过去了。在无数个“万万没想到”之中，资本、政策、产业都发生了哪些变化？站在2019年的春天，这个行业正在如何重塑自己，又将向何处去？

2014，“互联网医疗元年”的资本大爆发

2014年，有7亿美元投向了中国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这是资本在互联网医疗产业爆发的第一年。

之前十余年，互联网医疗的创业者们获得的融资不过是以千万美元计。2011年，张锐获得蓝驰创投300万美元A轮融资，创立春雨医生；好大夫拿到了挚信资本领投的1000万美元B轮融资。2012年，挂号网获得了晨兴资本1000万美元B轮融资，丁香园获得顺为资本领投1000万美元B轮融资。

投资人纷纷进场，但在当年，这些消息几乎没有媒体关注。

2014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是移动互联网勃兴的一年。APP一头连接着医生，一头连接用户，最热的两个细分领域正是在线问诊与挂号预约。早前杀入的春雨医生的轻问诊业务，和挂号网的挂号业务，为行业创造了最好的样板。但凡创业公司有好看的用户量、日活数据，就有投资人愿意给钱。

这也是2C路线最红火的一年。互联网的“野蛮人”们气势正盛，豪情万丈地喊出“颠覆医疗”的口号，丝毫没有料到自己闯进了最难搞掂的地盘。

这一年，丁香园的医疗媒体属性越来越强，建立了62个微信公号，积累了上千万的C端用户。当年9月，丁香园获得腾讯7000万C轮融资。

同一年，刚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毕业的27岁的王仕锐创办“医联”，对外宣称平台上已累积53万医生，一年后就获得了腾讯、阿里旗下云锋基金等总计4000万美元的融资。医联联合腾讯一起创办的企鹅医生，上线了免费问医生服务，此后升级为提供收费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

张锐对外表示不想拿BAT的钱，这一年春雨获得了中金公司、如山创投等数家5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

这阻挡不了BAT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锣鼓喧天。百度高调宣布成立医疗事业部，入股“趣医网”、“健康之路”。腾讯继丁香园与医联之后，与复星昆仲、晨兴资本等斥资1.07亿美元，入股“挂号网”，随即改名“微医”。

阿里健康选择了撸起袖子自己干。2015年阿里巴巴与云锋基金斥资1.7亿美元创立阿里健康，并通过蚂蚁金服连结各级医院支付端，布局未来医院。

市场硝烟四起，抢医生、抢用户的“补贴大战”由此拉开序幕。不计其数的互联网医疗平台纷纷上线，在“得医生者得天下”的信条下，不少医生“被注册”，不少平台之间的医生高度重合，一时间“平台太多，医生都不够用了”。

很快，线上资源太挤，战火蔓延至线下。

丁香园、春雨医生开始推行线下诊所，自建、合营、挂牌都有所尝试，核心都是希望获得线下流量入口，以驱动线上生意。商业健康险公司也开始挤入互联网医疗领域，以抱团取暖、互相变现。

然而，一旦从线上走到线下，互联网医疗的投入就会翻倍。2015年前三季度，互联网医疗的融资额已达11亿美元元，却仍然远远不够用。

2015年，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热的一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市场的资金会有问题。所有人的想法，都是拿到更多的融资，募集更多的部队，制造更多的弹药，全力以赴，在传统医疗机构的城墙之下，从不同的角度，换着不同的打法，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2015年，诊疗核心地带的突破与抵抗

这一年，宏观政策看似明晰。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

没有谁比互联网医疗的“野蛮人”更热衷于关注政策和学习政策。《指导意见》中有关“互联网+医疗”的表述相对抽象，但创业者们仍将其与自身的业务方向作了一一对照：首先是为医疗机构建设信息数据网络；其次是围绕最关键的诊疗行为，为传统医疗机构提供边缘服务——预约、候诊、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等；再者，配合医疗机构发展疾病预防、健康服务。

事后看来，2015年的《指导意见》虽名为“互联网+”，但在医疗领域，却更像是“医疗+互联网”。医疗为主，互联网为辅，一目了然。政策导向，是将互联网的“野蛮人”引向医疗的外围服务，角色是“配合”。

重金投入下的互联网医疗，当然不甘于配角的地位。它们从在线的“轻问诊”，不知不觉中跨过了红线，进入了医院诊疗的核心领地。

王航的好大夫在线一直坚守政策底线。在拿到互联网医院牌照之前，好大夫的在线服务定位于咨询，而非诊疗。“诊疗是由医生给予患者明确的诊断，并开具处方。这已经是医院的业务领域，而我们并没有医院的执业资质”。王航说，“我们的模式，是强调医生为患者的在线咨询，医生只是向患者提供诊疗和用药‘建议’”。

王航记得，2015年前后，广东一家医院率先提出了“网络医院”的概念。他意识到，“红线”已经被突破了——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层面，当时并无“互联网医院”的提法。

与此同时，面临“野蛮人”的层层进逼，传统医院的反击也日益明显。体制内的“超级医院”们迅速形成并壮大，某些三甲医院的年收入规模已超百亿元。

2015年11月，在一场论坛上，张锐与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互相打断多达18次的公开对话，终于在全行业的狂热之中，揭示了互联网医疗即将面临的重重困境。

王杉在现场反问，“为什么要有医院？原因并不是要把大家限制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质量控制。”他不认为互联网模式下的医生个人能保证医疗质量与病人安全。

与王杉一样，张群华原先是体制内的医院领导，任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2014年底加入微医任首席医疗官。深谙体制的他，性格里有着江浙人的机敏与闯劲，力图让这种体制内外的强烈分歧转为基本的共识。经过一年的筹备，微医与浙江桐乡携手创办的乌镇互联网医院落地。

“当时浙江省卫计委说得很清楚，你是早产儿，随时可能夭折。所以我就很小心，”张群华回忆说，“我怎么会让它夭折呢？我只会像母亲一样呵护它，不可能让它冻死，也不会让它着凉。”

2015年12月，张群华为乌镇互联网医院的顺利开张筹谋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当年，中央宣布“互联网+”国家战略，乌镇是国家互联网先行先试的示范区。乌镇所在的桐乡市政府，大力支持当地实体医院参与微医的互联网构想。原本在杭州召开的中华医学会创刊一百周年论坛，在张群华的努力下，转落乌镇召开，这才有机会邀请了多位院士与学界泰斗出席乌镇互联网医院落地仪式，促成了这一突破性的新事物得到了体制内外的认可。

张群华为乌镇互联网医院探索了四个要素，此后一一被国家政策采纳：与实体医院结合；只做复诊，不做首诊；电子处方；跨省多点执业。

其后，微医在全国兴办了19家互联网医院分院，在一个强悍的医务中心管理下，三年多来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

互联网医疗开始越过城墙，直接供给医疗服务，直击医疗行业的核心。

2016-2017，资本寒冬与“银川模式”刹车

然而，大多数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都是外部的“野蛮人”，深谙体制内游戏规则又擅突破的人是少数。仅仅过了两年，互联网医疗公司疯长催化的行业泡沫被戳破，2016年的资本寒冬到来。

最先倒下的是在边缘地带突破的一批“野蛮人”。这一年，1小时送药O2O平台“药给力”，就医陪诊的“美鹤陪诊”等相继“死去”，“百糖大战”偃旗息鼓。

当年6月，春雨医生线上问诊分拆备战上市前，对外透露称2015年营收1.3亿元，利润3000万元。然而，仅仅四个月后，10月5日，创始人张锐离世，让春雨的未来变得风雨飘摇，痛惜与迷茫波及整个互联网医疗。

即便是以互联网医院名义突进核心诊疗领地的重量级选手，也备感时世艰难——微医宣称2016年营收12亿元，但成本飙升，离盈利还很远。

同年，百度宣布裁撤医疗事业部。

这一年，王航深感融资压力。当别人在2015年竞相引资的时候，好大夫花了整整一年潜心夯实、优化医生端后台，刚想融资却发现资本寒冬迫近。

一个“万万没想到”接着一个“万万没想到”。

2016年，全国两会前，好大夫迎来了几位陌生的客人。他们是来自银川市政府的官员，邀请好大夫把互联网医疗带到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王航提出：“你们得给我一张牌照”。对方回应：“没问题”。

2016年4月，好大夫拿到了银川互联网医院牌照。这是继前一年的乌镇互联网医院之后，又一个地方性的突破。

2016年12月，好大夫银川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开业。当月底，全国的互联网医院数量已达36家。

2017年3月，银川市政府启动互联网医疗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在好大夫与微医两家之后，又引进15家互联网医院进驻银川。3月29日，好大夫获得腾讯领投的2亿美元的D轮融资。“正是靠这张牌照才落定了这笔融资，”一位接近当时谈判细节的知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

然而，好景一瞬而过。紧接着的2017年5月，一份国家层面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迅速在坊间流传，尽管这份文件始终没有正式对外发布。“其中一条就是禁止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叫网上医院，这一条是最要命的，”上述人士说，“当时大家都花了很大代价做，又说不能干了。”

《征求意见稿》的背景不难理解，广东、浙江等地小规模试水的互联网医院也就罢了，而银川的大规模试点则令监管者担忧倍增。

“这是我从事互联网医疗以来，感受到的最大一次压力。”李天天告诉八点健闻。 “整个资本市场、整个行业都觉得问题很大。银川模式的起点是好大夫，我们几乎成了全行业的众矢之的。”王航说。

2017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赴银川调研，鼓励好大夫说，你们在西部地区做的事很有价值，应该去尝试。 7月，时任宁夏卫计委主任马秀珍邀请苦闷的王航去基层看一看。“我们到了宁夏最南端固原市，马主任问我能不能把基层的问题解决掉？”此后整个夏天，好大夫团队在固原下辖的贫困县彭阳了解医疗民情，回来后完成了一套基层的家庭医生系统。

然而，国家层面对互联网医院的政策并无明示。决策者举棋不定，市场如履薄冰。张群华再次为互联网医院四处奔走。他联合自己的老单位华山医院与云南、广西、甘肃、海南等地建立了跨省的医联体，并刻意避开了互联网医院，名为“空中医院”。

整个2017年下半年都在惴惴不安的观望中度过，行业开始肃清。“死的公司是活的10倍，堆积如山，”珍立拍创始人Dr.2说。

2018，野蛮人的“身份证明”

时至2018年，互联网医疗全行业跌至谷底。李天天记得，从当年开始，投资人对互联网医疗倍感失望，转而强调互联网医疗必须与线下医疗机构合作，与医疗服务对接。更有甚者，直接转向了投资医院。

但执着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仍在努力。2018年3月初，好大夫在宁夏基层的家庭医生签约实践被写进了一份政协提案，并获得李克强总理的批示。此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人士与国家卫健委官员再度调研银川、乌镇。4月，孙春兰副总理赴宁夏调研；6月，李克强总理前往宁夏调研。

7月，国家卫健委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三份互联网医疗领域的重磅文件。三份文件首次明确，无论是互联网诊疗行为，还是成立互联网医院，都必须依托于线下的实体医疗机构，国家对其均实施准入管理——“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只允许复诊，不允许首诊。

慢病大数据公司智云集团创始人兼CEO匡明表示，虽然这几份文件限制了企业野蛮生长的可能性，导致如首诊之类的行为不能在互联网医院进行，但同时也明确了互联网医院可以“做什么”，给企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信心。

回顾上一年在蹲点固原数月的经历，王航觉得值了。“当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在最偏远的地方坚持用互联网医疗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做，其实国家都能看见。一旦产生成果，大家也都会认可。”

李天天觉得，当年有另外一件事让他“心情特别愉快”：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26号文），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七个发展方向，其中就有丁香园正在大力推进的医学继续教育、慢病管理、医学科普等等。

政策落地，互联网医疗的“野蛮人”们得以证明合法的身份，但如何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如何得到资本市场的不断支持，却再次成为了最难解的问题。

2019，模式、营收与潜力

自2014年互联网医疗元年迄今，“野蛮人”在C端和B端多个角度，频频发力突破。走C端路线的好大夫在线、春雨和丁香园等，业务包括在线问诊、面向公众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生教育和健康管理等；走B-C端路线的有微医、平安好医生等，业务包括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层医疗”、互联网医院和医药电商等；还有大批创业公司纷纷尝试与医院、药企和保险公司合作，力求以信息化布局构成“三医联动”的产业闭环。

然而至今，业内鲜有互联网医疗企业盈利的消息，甚至鲜有各家公司的收入数据。外界所知的，大多是“收入迅速增长”、“接近盈利”等定性而抽象的表述。

2018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全年融资总额超过19亿美元，但融资已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几家头部公司：平安好医生融资11亿美元后于5月在香港上市，这也是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微医获得Pre-IPO轮次的5亿美元融资，准备上市；医联完成D轮10亿人民币融资。

2019年3月，平安好医生发布了互联网医疗企业的第一份上市年报，显示上年总营收33亿元，亏损逾9亿元。公司前五大客户贡献了全部收入的43.2%，而这五大客户全是平安集团的子公司。在业界看来，率先上市的平安好医生背靠“平安好爸爸”，有着太多的不可复制性。

另一家被媒体披露营收数据的互联网医疗公司是春雨医生。据闻，2018年春雨收入1.1亿元，其中约9000万元收入来自主营的在线问诊业务；新增的互联网营销业务约有2000万元的收入；互联网医院、春雨医药等业务则尚处于孵化阶段。公司整体在2018年末已可实现单月的收入平衡。

还有消息称，好大夫在线的收入在2018年增长了3倍，但仍然亏损。

与此同时，新的“野蛮人”还在继续涌入互联网医疗。

2019年1月，京东互联网医院上线，在其首页打出“问诊专家仅需0.1元”的广告。京东互联网医院宿迁分院成为京东集团进军医疗产业的第一步。

2019年将成为互联网医院爆发时落地的一年。自中国第一家网络医院——广东省二院于2014年10月上线迄今，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里已登记了150余家互联网医院。

业内公认，互联网医院最核心的一块业务将是在线处方。处方外流在政策层面已经明确，加之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强力推动药品带量集中采购，处方药进医院的难度越来越大，处方药外流已成了大批药企的“救命稻草”。

张群华认为，互联网医院势必全面进入在线处方业务。当前的关键是，在对接医保支付上，互联网医院是否能与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获得同样的待遇？

业内估计，到2020年，处方外流的市场份额将达4000亿元，这一巨大的市场不仅对于药企生死攸关，也是未来互联网医疗的布局关键。

此外，新的一年，慢病管理、家庭医生、分级诊疗等，将继续成为中国医改最为紧迫的话题。经过五年的野蛮成长，体制内外在此达成了难得的共识：将互联网医疗引向中国医改的深水区，将是政府的迫切愿望，也是互联网医疗的重大机遇。

以分级诊疗为例，乌镇、宁夏等地的政府，正是以互联网医院的牌照资源，换取民营资本布局政府投入薄弱的基层医疗。对此，“名医主刀”COO陈晓荣认为，无论是市场自下而上推动的互联网医疗，还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医改，在分级诊疗领域是不谋而合的。再加上多点执业的推动，让医生资源自由流动，体制内外的这盘棋才能真正走活。

自然规律中，如果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必将迎来一个纷繁茂盛的春天。“不管任何理由，”Dr.2说，“春雨活下来了，好大夫活下来了，以后没有人可以抑制他们的生长。”

季敏华、卜艳、郑琪|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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