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新开50家，诊所正在从医疗行业底部快速崛起

      诊所发展和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变化息息相关，然而一些落地细节尤其是医保支付还存在诸多瓶颈。

“一个本来处于医疗行业鄙视链底部的业态，却在突然间开始被资本追捧，是出乎意料，也是情理之中。”

在丁香诊所负责人杨泽方看来，医疗变革已是风起云涌，诊所行业的崛起则是因为原本的行业基础太差，行业门槛低，资产不重。

△图片来源：pexels.com

萤火燎原。近年来，开诊所一度成为创业者群体中的流行事件，诊所也成为了投资人追捧的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共有诊所（含门诊部）24.8万家，较之2017年新增1.8万家新开业，相当于每天平均新开的诊所数量超过49家。

在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体规模萎缩的同时，非公诊所的数量却在持续增长。《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从2010年的440,782家减少至2017年的427,777家，下降幅度约为3%。而这八年间，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诊所数量，则从173,434家逐年增加至211,572家，增幅约为22%。门诊部数量从8,291家逐年增加至17,649家，增加了约113%。诊所和门诊部在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量中的比重由41%上升至54%。

数量的增长只是诊所故事的一部分。在杨泽方看来，即便得到资本垂青，诊所的商业模式、团队组建等依旧欠缺章法，行业付出了很多的学习成本。他告诉八点健闻，“诊所的这些新兵普遍能力不足，过度自信，干起来以后又觉得心惊肉跳，运营压力超出预期。”

从“根本不同意”到“基本上认可”

2004年底，生活在四川的内科医生吕奉平萌生了自己开一家诊所的念头。“我就是想当一个纯粹的医生，能够看好病人就可以了。”一个不愿意做科研，但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女医生就这样辞去了大医院稳定的工作，开始奔波在开诊所的路上。

她知道，“诊所肯定不能开在华西旁边的。”彼时，成都市规定三环路以内的老城区不允许申办医疗机构。想要开家诊所，比登天还难。

2000年以来，政府逐渐出台具体政策改善社会办医环境，促进社会办医进入快速发展期。但纸上的条文难落地，没有细则的支持在基层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心就要开家诊所的吕奉平打了个擦边球，将诊所开在了“缺医少药”的高新区。

高新区是成都市的开发新区，那时候整个高新区甚至“连一家公立医院都没有”。老百姓看病太难了，很多到医院看病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家门口又没有诊所，被逼无奈只能到远在老城区的大医院看病。

彼时，开诊所最难的点在于拿到一张牌照。

“只要你让我开，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就可以。”为了一张诊所牌照，吕奉平来来回回跑了几个月的政府大楼，游说领导到口干舌燥。吕奉平记得很清楚，从2005年3月31号提出申请，到8月16日拿到，这张牌照她等了138天。

拿到牌照的那天下午，吕奉平就开始购进诊所需要的常备药物，准备两天后的开张。

8月18日，吕医生连锁诊所在成都高新区的第一家诊所正式开业了。“下午三点钟才来了第一个病人。”那一天，只有吕奉平一个医生的诊所共接待了三位患者，收入100多块钱。

诊所行业在2009年终于迎来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国家陆续出台多篇针对社会办医导向明确、内容具体的政策，对社会办医产生巨大影响。

2010年11月，《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明确“鼓励有资质人员依法开办个体诊所”，鼓励政府购买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这是第一篇明确针对社会办医的政策，放宽了社会办医的准入标准。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要求“落实对非公立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

这一年6月，“急诊女超人”于莺从协和医院离职后，“打造一家有温度的诊所”成了她的理想，也成了她的一个标签。但由于“环境条件还不允许”，于莺的理想只能暂时放到一边。

随后的几年，政策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2015年6月，《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国办发〔2015〕45号）提出坚持开门办医，对社会资本实行“非禁即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承接当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政府下达的相关任务，并逐步扩大购买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

从“根本不同意”到“基本上认可”，并辅之以明确的准入态度，吕奉平最大的感受就是审批没有那么难了。2016年，吕奉平拿到了全中国第一张全科连锁诊所牌照。

2017年9月1日，从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离开后，于莺宣布要做自己的扎根社区的连锁诊所了，诊所的名字很诗意：水岸祐邻。

从协和离职时的“环境条件不允许”，到再次离职时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甚至支持在职医生举办私人诊所，大环境改善了，于莺认为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了。

在医生们纷纷下海开诊所的同时，互联网医疗企业作为医疗领域的后起之秀，奋起直追。2016年1月，丁香园旗下丁香诊所杭州滨江店正式营业。

杨泽方告诉八点健闻，在医疗大健康的赛道上，不进入医疗核心，不组建自己的医疗队伍，肯定成不了业内的领跑者。而为什么会选择做诊所，他表示，如果做大型医疗机构，资产太重，在非基础医疗上会和公立医院产生正面竞争，胜算不大。但基础医疗目前还很薄弱，相对更容易进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品牌。

将扶持政策落实到细则

将宏观扶持政策落实到细则，实现真正可在各地执行，这是诊所界从业者的共同心声。

“从政策形势上来看，国家是鼓励民营诊所发展的，但是在具体落地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细节方面的障碍。”强森医疗集团董事长何海洋告诉八点健闻。

他以医保审批为例，每个城市的速度不一样，西安目前是一年审批一次，如果当年错过了审批时间买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申请。而在成都，每三个月就会审批一次，相对来说效率更高。

2018年7月，上海市重磅出台“健康服务业50条”政策，给非公医疗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健康服务业50条”在非公诊所设置方面的细则规定，尤其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医生是社会办医中最重要的医疗资源，“健康服务业50条”放松了医生从业限制，支持注册全科医生自主执业，开办全科医生诊所，并实行备案制等松绑措施，释放了医生这一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环。同时，支持和鼓励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创新、在职或离岗创新创业，对经同意离岗的，可在3年内保留原有人事关系，给医生走出体制、开办诊所解开现实枷锁。

此外，“健康服务业50条”明确提出“先行放开100张床位及以上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全科诊所和中医诊所的规划限制”。

2019年1月17日，上海市卫健委对“健康服务业50条”进行细化，下发了《关于优化本市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管理的意见》，其中明确表示，从3月1日起，对于100张床位及以上社会办医疗机构，以及个体诊所、中医诊所、全科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不做数量、等级、选址距离等限制。

这意味着，上海100张床位以上的民营医院及诊所之间的选址距离限制将很快被取消。长期以来，医疗机构之间的选址距离限制，一直是阻碍社会办医准入的巨大障碍，从中央到地方取消医疗机构审批的距离限制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基层诊所方面，惠州、深圳早在2014年就取消了门诊部、诊所的距离限制，全国层面“个人诊所申办不受区域卫生规划限制”的政策也写入了国家文件，但全国多地并未出台落实细节，以至于多层级的政策之间“打架”。

相比于上海等一线城市，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二、三线城市在政策上更加开放。于莺此前曾提到，以医保为例，在北京、上海开家诊所申请医保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杭州、成都，只要符合条件，甚至可以直接刷医保金余额。

医保支付是最大的难题

对于诊所来说，患者自付、医保支付、商保支付是三种主要的支付方式。合理的支付方式组合可以使诊所的利润最大化。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诊所都是以患者自付为主，部分接入了商保支付，仅有少数诊所能够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吕医生连锁诊所已经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但是慢病管理以及特殊门诊开药的医保支付并没有接通。

“即便医疗机构的准入已经放开了，但与之配套的医保支付系统还没有完全打通，这对诊所的业务发展造成很大阻碍。”吕奉平告诉八点健闻，很多慢病患者在诊所开药很便利，但是政策却并不支持诊所的相关医保支付，这样一来患者还是要到二甲及以上的医院就医。

丁香诊所负责人杨泽方也表示“期待政府可以向民营医疗机构采购基础医疗服务，让体制内外的基础医疗机构能同场竞技。”

卓正医疗总裁周方则对八点健闻表示，希望医保支付政策能够向上海等城市学习，“允许患者在医保标准支付的基础上再自付或商保，而不是二者只能选其一，这样既可以减轻患者负担，又能够支持私立优质医疗服务机构的发展，起到分级诊疗的作用。

（文中有关诊所、社会办医的政策背景和数据资料，由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整理提供。）

郑琪|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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