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被西方踢出历史教材说起

疑邻盗斧是病，得治！

历史教材删除屈原

过端午节，想起了屈原。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据报道，屈原已经从新版（2017年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中消失了，原因竟然是，“屈原是否真实存在”尚无学术定论。

哦！原来是疑古。

可是，自从顾颉刚疑古以来，疑古派已经被考古出土的新文献屡屡打脸了，怎么还是不吸取教训呢？连美国汉学家夏含夷都说“证据好像确实是在李学勤和他的'信古派'一边”（详见疑古可以休矣！）。

我们怎么还怀疑屈原的真实存在？怎么能够以“屈原是否真实存在”没有定论就删掉？我质问，历史上有几件事是有定论的？要删掉屈原这么一个在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不能以“没有定论”为理由，而是必须要有充分十足的证据。

难道历史对于我们的价值只有真假而没有其他如民族精神的价值吗？何况“屈原是否真实存在”只是学术争议，并非定论，岂可删除了事？

如果按照疑古屈原的逻辑，如司马迁不会知道“孝昭”谥号就否定屈原真实存在（为什么只有单一思路？不能有其他解释吗？），那么，是不是以《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假，可以推定整部《史记》不可信呢？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乱弹琴！

何况在司马迁之前还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怎么可以用提供史料有限来否定呢？贾谊的《吊屈原赋》只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怎么可以如此“疑邻盗斧”呢？不可思议！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初中历史教材：删除卫青、霍去病、屈原，增加“四等人制”。

“屈原是否真实存在”没有定论，“四等人制”有定论吗？为什么玩弄“双重标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人利用疑古史观来实现内亚史观和自虐史观，搞“西来说”，实现“去中国化”。

自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入侵，国土沦陷，尤其是甲午战败，中国人民族自信心严重受挫，失魂落魄，开始否定中华文化，打倒中华文化，即使建国之后，还是如此，延至80年代，竟然“河觞”泛滥。尽管如此，我们还屡屡被“贼喊捉贼”地恶意贴上民族主义、爱国贼的标签。

我质问，近代以来，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逆向民族主义？抑或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错误的？只有接受西方殖民才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洞察，任何价值观都是人的价值观，必然反映某一族群的理念。自由主义，曾经响彻云霄，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殊不知，自由世界是强者最佳的驰骋疆场。西方人作为强者，自然需要自由的世界。当孙悟空不在的时候，圆圈内才是唐僧的自由世界。今天，特朗普发现自由主义对美国不利，断然否定自由价值，唱起了“公平主义”的调子。可见，自由价值的背后是利益和政治。

同样，疑古史观并不只是学术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政治问题。我们可以探究一下疑古思潮的历史渊源。

疑邻盗斧和疑古思潮

一、历朝历代疑古辨伪

南宋吴棫第一个在《书裨传》中指出梅本《尚书》中与伏生《今文尚书》相同的33篇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比《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则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因此他对这25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朱熹也“疑孔安国《书》是假书”。

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作了统计，“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

清末张之洞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二、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

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是西方殖民时代的产物：军事殖民、政治殖民、经济殖民、文化殖民。

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在地理、人种、文化等各方面都优于其他人类，欧洲文明是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同时，污蔑和诋毁东方世界为野蛮、落后、停滞、专制、黑暗、放荡、腐败、没有希望……

正是在这种欧洲中心论论调下，中国人被洗脑而自卑、自辱、自虐、自毁，全面否定中华历史文化，唾弃中华历史文化。

三、日本的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很多名词和思想都是先从欧洲传到日本，之后由日本翻译后再传入中国。

服务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需要，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内藤湖南提出“加上”理论。这些日本学说通过某种渠道（钱玄同、胡适）传入中国，影响着顾颉刚。只是限于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顾颉刚为了推广自己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为了功成名就和私欲，憋着就是不说，这似乎成了一桩悬案。而最擅长疑古辨伪的疑古派却连这点都考证不出来，又有何德何能去考证中国古史呢？

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之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中国大地，所谓“民国大师们”鼓吹全面否定中华文化，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借着“打倒旧世界”之风，顾颉刚的著名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旋即名满天下。

必须说明的是，历史上的疑古辨伪的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修枝叶、松土壤以养根本即尊经卫道，尊正统，黜异端。而近代以来的疑古思潮则在欧洲中心论和日本满鲜史观之下要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和古史观。疑古学说与其说是因为学术水平问题，不如说是满足了各方的政治需要（欧美的、日本的、中国的），从今天看，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弊远远大于利，切不可对疑古思想作过多肯定。尤其是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时候，必须要有自信，不能自卑了。

以自信的心态，还是以自卑的心态进行思考和行动，其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东施效颦，贻笑大方。如果丧失自我意识，失去立场和逻辑，则失魂落魄、神经兮兮、六神无主，必似行尸走肉、孤魂野鬼，结果疑邻盗斧、画虎类犬。

我们真的有必要如此自卑而魂不守舍吗？

疑邻盗斧是病，得治！

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弗兰克通过研究历史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指出，180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指出，西方近代文明是吸取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技术、思想、制度而发展起来的。

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在其策划的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们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发现异国并不是他乡，也是故乡。”李军教授又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艺术的恩惠，正如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一样。”为什么意大利既是他乡、也是故乡呢？因为“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孟席斯语），因为“中学西渐”。这说明，13-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蒙古西征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后"中学西渐"的结果。

实际上，17、18世纪欧洲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欧洲刮起猛烈的"中国风”。也就是说，直到18世纪末，欧洲依然处于“中学西渐”的状态。根据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和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欧洲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及哲学思想都是源自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

有人说，利玛窦不是给中国带来先进文明吗？

实际上，利玛窦是来偷师的，不是来传艺的。

试想一下，如果利玛窦时期欧洲就那么先进，欧洲会在17和18世纪刮起这么长的“中国风”吗？

有人会说，徐光启的《几何原本》的“提要”中不是说的很明白呢？“臣等谨按几何原本六卷，西洋欧几里得撰，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授也。”（如下图）

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所有古书都是经过清朝《四库全书》的编撰（1772 - 1778年），而洋人也参与编撰。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

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毕竟，从利玛窦死亡到《四库全书》开始编撰的1772年，已经过了162年，西方在这段时间发展突飞猛进。于是，在编撰的过程中，满清和洋人合谋贬低明朝，把明代文明成就有意无意伪托于洋人，洋人也乐得接受。

因此，《几何原本》被说成了系欧几里得所撰，由利玛窦所译。而实际上，《几何原本》就是徐光启所撰，被反说，被篡改了。

我这么说，当然还另有证据。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书籍逃过《四库全书》的编撰。

王文素的《算学宝鉴》就是这样一本书，因此保留着本真面目，而该书水平之高超乎想象，可谓惊为天人，远超中国历代数学水平和同期世界水平。

据考证，《算学宝鉴》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是晋商数学家王文素的数学著作，完成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书分12本42卷，近50万字。其自成书后“四百年间未见各收藏家及公私书目著录，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正是这一偶然发现，才得以将明代数学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明示天下。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牛顿、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不仅如此，李兆良考证发现，明代中国在郑和下西洋年间就已经绘制了酷似今天的世界地图（如下图）。李兆良比较了14 - 19世纪间六百多份地图，综合世界史原始资料，分析地名、语源、地形、按语。数据显示：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信息与利玛窦时代的欧洲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国已有的信息。由此得出难以反驳的、惊人的结论：明代中国人首先到达美洲和澳洲，并绘制地图，是明代中国人开拓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局面。西方15、16世纪的世界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来自郑和时代中国散佚在外的地理资料。

李兆良先生的考证结果迫使办了20多年的世界地图历史网站关闭。

可见，明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之高超，刷新了世人的认知。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欧洲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我们知道，利玛窦1578年离开欧洲，1583年到达广州，1601年到达北京，也就是，利玛窦是文艺复兴末期离开欧洲的。文艺复兴期间欧洲是什么状况呢？

实际上，号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并不“人文”，文艺复兴只是把基督教从至尊的地位拉下来，基督教还是居于主流地位。文艺复兴期间，欧洲主要的进步是在文艺方面（这也是蒙古西征之后“中学西渐”的结果），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主要是17世纪博学时代取得，而这段时期恰恰就是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之后的。

那到底文艺复兴期间欧洲是什么状况呢？其实，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愚昧的，被奥斯曼帝国打得满地找牙，如惊弓之鸟，对奥斯曼帝国充满恐惧。欧洲人还处于基督教的神的枷锁之下，一切等待神的启示，没有脑子，没有理性精神。

据克利斯特勒在《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思想》第7页中写道：

“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根本算不上一个哲学思潮或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和文学沾边的东西……当时的人文学校虽然包含了一个哲学范畴即道德，却将诸如逻辑学、自然哲学、玄学、甚至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法律学以及神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领域统统拒之门外。”

“在我看来，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千方百计地想要将自己与整个时期的哲学、科学及教育结合在一起；而眼下的确确凿事实，却好像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反面证据。”

娜希亚·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第64页写到：

“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神或哲学思潮上的'人文主义'；它与各种思想观念的撮合，比如说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都是后人世界观及理想主义的发挥，与那个时代精神毫无瓜葛。”

其实，西直到17世纪末期之前，智慧与预卜、哲学与炼金术还是同义词，只有到了18世纪，这两对同义词才彻底分道扬镳。

由此可见，充分的证据表明，文艺复兴期间，欧洲还是非常愚昧，欧洲的进步完全源于明代中国的恩赐。

综上所述，从蒙古西征开始，直到18世纪末，欧洲都在接受着中国的恩泽。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面对海量的汉人，一切以维护统治为目标，实行专制政治，中国在文化、科技、思想、制度等各方面全面退步，而辉煌的明代文明却跋山涉水，在千山万里之外的欧洲生根发芽，催生欧洲工业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皇帝是否真如传世文献所述的那样各个都是“怪胎”？还是由于被类似君主立宪一样的制度所制衡而赌气不上朝？这些还有待于研究。

从本文论述可知，明代中国是极其辉煌的，是被阉割的，有待于我们去重新发现。13 - 18世纪，中西方交流的实质是“中学西渐”，而不是“西学东渐”。欧洲人在“中学西渐”过程中，结合其全球视野，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后，为了掩盖真相，伪托于古希腊（详见西方古代伪史的基本逻辑——变色龙），而实际上，古希腊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西方投射的“海市蜃楼”。

可是，如此辉煌的中华文明如今却失魂落魄，对中国历史文化疑神疑鬼，极尽疑邻盗斧之能事，没有自我意识，丧失立场，毫无思辨精神，自卑自虐，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

呜呼悲哉！

到底是我们祖先不行，还是我们后裔太孬？

最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屈原被踢出历史教材。

这是谁的之下？

据央视网报道，最高领导人数赞屈原。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屈原，赞叹其心忧家国、情牵百姓、勇于探索、清正高洁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精髓，并几度引用屈原诗歌中的名句来阐述思想，寄情言志。

2012年8月21日，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8届大会开幕式上，他阐述了屈原的“求索”精神。他说，早在23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发出了“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著名“天问”。

2014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缓缓念出屈原的传世名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吟诵出屈原悲叹民生不兴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可是，今天教育部教材编写组玩弄“双重标准”把屈原踢出历史教材，这是干什么？

这是在谁的治下把屈原踢出历史教材？这是打谁的脸？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不是学术，这是政治，而且是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