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公益日观察｜金锦萍：公共性平台发展的最高目标是“无我”

撰文| 张一力

随着9月的开启，公益人和公众正式迎来了第8个“99公益日”。

2022年“99公益日”将延续“十天模式”，从9月1日持续到9月10日。根据腾讯公益此前披露，今年“99公益日”期间将有2500个慈善组织的10000个公益项目参与活动，腾讯公益平台除提供3亿元配捐资金和1亿元特别激励资金外，还创新推出了“一花一梦想”公益共创新玩法，支持用户在不同生活场景下领取小红花，并用小红花为自己支持的公益梦想call，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自己感兴趣的公益领域……

这些新设计、新玩法和新规则，会给公益行业、公益组织和公众分别带来哪些影响与改变？对社会问题的发现与创新解决带来哪些可能性？对公益生态的建设可以发挥怎样的力量？

带着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采访了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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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试教育”

升级为“素质教育”

《社会创新家》：今年“99公益日”规则做了调整，你怎么解读它的规则之变？

金锦萍：第一，“99公益日”的时间拉长，让原本的攻坚战变成了持久战，拼的是组织的可持续能力，而能力不是凭几天打鸡血就能爆发。

第二，在配捐和参与形式上做好分流。比如继去年设立主题日后，今年开设了乡村振兴等专场，包括发起多个区域场。通过这样的设置，相当于给多元化的公益机构、公益项目分了跑道，让不同体量和能量的机构都能在99中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自我的机会，也让更多的项目能有望得到更足量的曝光，获得更有力的支持。

第三，从规则变化可以看到对良善的慈善组织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99公益日”的价值观包括了科学合理配置慈善资源，让其往更需要的地方去。今年在规则里面更强化、倡导这些，良善的慈善组织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

《社会创新家》：腾讯公益在推动“99公益日”常态化，今年新规则里拿出1亿元特别激励资金设立了项目全年表现激励，会根据项目的全年的数据表现来支持部分公益项目持续发展，腾讯的这一举措对于多元、健康可持续的互联网公益生态建设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金锦萍：要求所有的资金基本都用在项目款上的这个规则，不光是出现在先前的“99公益日”筹款里，也体现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基金会资助服务机构时，对人力支出、机构管理费用支出方面都不是很认可，这显然不利于慈善行业和慈善组织的长期持续发展。这次规则对非限定性捐赠的调整，是对慈善组织专业性和组织性的尊重与支持，毕竟你不能既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腾讯“99公益日”原来也有1亿元的配额，只是原来还是主要根据“99公益日”的募捐表现来分配。这次的1亿元配捐，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更加支持到真正意义上治理结构良好、执行能力强的慈善组织和机构。所以这1亿元发放的考量因素中，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不仅仅是看“99公益日”这几天的表现来决定，它所参考的维度会更丰富。

《社会创新家》：在经济下行、疫情持续冲击之下，很多公益组织把“99公益日”当作是筹款的救命稻草，过度依赖“99公益日”，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应该把“99公益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相对合适？

金锦萍：我觉得“99公益日”越来越不像一根救命稻草。以前有不少机构苦战“99公益日”以获得一年的预算，所以成了很多机构的救命稻草。但现在配捐的力度在弱化，配捐的概率、比例不仅仅取决于所募得的资金数额，它会根据多种因素考量，通过突击作战赢个好战绩变得很难，反而要求慈善组织都得努力成长为一个优秀机构，不断地去拓展支持者，如果支持者本身还需是在有迹可循的记录里的优秀支持者，这样的配捐额度才会高。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这是从应试教育变成了素质教育，原来“99公益日”是应试赶考，现在更如同倡导素质教育，至于成效如何，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

《社会创新家》：因此可能会有一些机构不适应。那么，随着“99公益日”的不断变化，机构如何去参与？

金锦萍：募捐的难度的确增大了，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也有不少机构面临着资金困难的境地。尽管“99公益日”中，配捐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配捐占比越来越低，但这个平台仍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集体亮相的难得机会。“99公益日”集中流量去推送公益慈善领域的故事、人物、组织，是中国公益慈善界难得的盛会，所以不能放弃在这个舞台上呈现自己的机会。

当然机构也可以选择不参与，我看也有些慈善组织逐渐在淡出，当然他们已经找到了其他替代方法，比如说通过月捐来构筑稳定的支持群体，或者拓展自己的小平台做流量。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资源的话，相关机构还是可以来参与“99公益日”，因为参与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当配捐不再重要时，一个组织资源越多元，抗风险能力就越强。

其实一般意义上的配捐是以别人的信任为引导，是把配套的捐赠资金依附在原捐赠之上，包括意愿、目的、选择的组织等等，但是现在配捐变得越来越理智，而不是盲目地配捐，在某种程度上跟原捐赠之间有了一定的分离。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赢得捐赠，其实在我看来是赢得信任，赢得固有捐赠者的信誉，包括怎么去拓展支持群体。

现在的配捐规则与一个慈善组织如何赢得长期支持者和树立真正影响力的价值观越来越吻合。“99公益日”也是每个慈善组织检验自己实力的机会，检验不是以配捐数额来定或者以募集的数额来定，但是可以看到你在博弈场上获得多少支持，小红花、配捐都是自我检验与复盘的机会，从而实现自我更新和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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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创新背后，

是顺应公众意愿而为

《社会创新家》：“99公益日”今年推出了很多新玩法，其中你最关注什么？

金锦萍：腾讯公益今年推出了“一花一梦想”的活动。“一花一梦想”的创意是，这个“梦想”并不是慈善组织的梦想，而是有可能是一个志愿者、求助者、路人甲的公益梦想，他的梦想会通过平台展现在大家面前，可以把小红花给他，就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等他的支持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梦想付诸行动。

“一花一梦想”体现的是“99公益日”最核心的价值观，即“人人可公益”。以前“人人可公益”的“人人”强调普通人作为捐赠人或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公益，而“一花一梦想”中的“人人”不仅仅只是资金或时间的提供者，很可能在逐渐成长为公益慈善事业的从业者或更深度参与的志愿者，他们去发掘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一些社会创新的理念可能在这里面就会萌生出来。“一花一梦想”点亮了很多人的公益梦想，有很强的破圈能力，尤其是公益圈之外的人不受公益的原有制约，具有更创新的理念，这里“人人公益”中“人人”的角色丰富性就更强了。

“99公益日”尽管在不断变换规则，但每一次迭变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回归初心，“99公益日”不仅仅是单方地去激发公众，而是顺公众意愿而为，激发了公众心中本来就有的良善，然后再来搭建平台，构建机制，进行供需对接，这其中就会产生很多社会创新的可能。

《社会创新家》：“一花一梦想”的创新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锦萍：专业性是慈善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当发现一个社会问题时，慈善组织的长处，在于能够研发出一套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机制，通过资源转换解决问题。所以解决社会问题或做慈善，并不仅仅只是爱心的表达或资源的对接，更重要的是研发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机制。

“一花一梦想”的问题在于梦想的提出者可能并非长期致力于某个领域的社会组织或者慈善组织，导致他提出的问题或解决方法在专业的慈善人士看来有可能比较基础甚至有点流于浅薄，但即便有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应该去尝试。

因为，原先我们非常关注捐赠人的体验，项目筹款也是如此，很多情况下对受益人群体的关注度不如对捐赠人群体的关注度高。在尊重双方意愿的时候，对捐赠意愿的尊重度非常高，法律也规定要尊重捐赠的意愿，捐赠人意愿会充分体现在捐赠协议里面。

“一花一梦想”实际上给了受益人一个机会，以强化需求端的声音，让需求端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从自身角度来提出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也让慈善组织重新去考虑用户体验的提升。这里的用户还包含了受益人、志愿者、慈善组织从业者、理事和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即利益相关者，所以要提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体验，尊重这些人的意愿。这些人的意愿之间肯定有张力和博弈，但是正是这种博弈和张力让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被正视并有望得以解决。

“一花一梦想”需要试错，刚开始缺乏专业性是弱项，但是无妨，“一花一梦想”里面包含着很强的社会创新理念，在政府公共服务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或是在市场还没有意识到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商业前景时，“一花一梦想”包含着对尝试的包容，甚至还要有试错的勇气。

《社会创新家》：作为法学研究者，你认为“一花一梦想”这个创新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点？

金锦萍：“一花一梦想”涉及公开募捐，从合法性上讲“一花一梦想”必须得打造成一个公益项目，由一个或者若干个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来实施，慈善组织的加入不仅仅是给募捐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得募捐正当，更重要的是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当慈善组织去认领梦想时，在对梦想进行甄选的过程中，专业性就在发挥作用，所以实际上也不用过度担心。现在，我反而有些担忧：如果专业组织加入进来，那些过于创新的项目是不是会没有机会被甄选，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在常规与创新之间、主流和边缘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

但毕竟走出了这一步，这个梦想已经开启了，我也很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背景的人通过这个项目让我们看到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比如拥有自然科学技术背景、互联网背景、营销背景或者金融背景的人，基于其专业背景提出新方法，方法之间可能会有很强的碰撞，产生破圈，整个慈善领域也会发生很强的鲶鱼效应，产生新的贡献。这让我很是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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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我”到“无我”

《社会创新家》：据你观察，“99公益日”最近几年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金锦萍：“99公益日”的服务性更强。服务性是指助人从善，同时也在完善自我，完善这个平台。腾讯不光提供资金，后台员工同时还在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技能。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受益人和慈善组织，事实上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服务。

另外，这两三年“99公益日”的变化是评价指标在改变，原先用各种排行榜来量化评价慈善组织，有点类似于复制营利领域的指标体系，但是这两年在弱化这一倾向。那么怎么甄别好的组织？首先要看这个组织是否一贯如此？这个组织这些年执行公益项目的情况怎么样？这些组织的线下活动开展怎么样？社会动员能力如何？所以实际上对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平台也提出更高要求，从单一维度的评价指标变成了多元复杂的评价指标，甚至这种评价指标的很多权利在公众手里，并非在平台手里。

公益慈善领域判断一个更好的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不可能照搬营利领域的指标，如果大家都去追求募捐的能力与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异化，但现在当我们不再依赖这些指标时，其实也正在凸显另一种评价体系，也在更加强调一个慈善组织和公益项目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社会创新家》：据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届“99公益日”，参与人数是200多万，2021年的参与人数达到了6800万，你怎么看这个数据的增长？你认为它对公众的公益参与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据你研究，互联网捐赠者的黏度怎样？

金锦萍：人数的增加是期待的一个结果，对于“人人可公益”来说，6000多万人数在中国人口里还是少的，但对于某一特定活动而言，这一体量蔚然可观。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的破圈过程。让原来没有参与过公益的人、对公益慈善不甚了解的人、甚至是对于公益慈善抱有成见的人也能通过这个活动得以进入，这个是“99公益日”很重要的价值，即激发每人心里本来固有的善心，并给以渠道和平台去呈现。

也有人会认为不管人愿不愿意，先将其卷进来再说，但我还是认为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意愿，希望卷进公益的每一个人都是基于内心的自愿，因为捐赠本身就是自愿的结果，不能被行政手段、道德或者其他力量来索捐。慈善组织不要投机取巧，而要知行合一，即手段需与目的吻合。让公益慈善变成每一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也是“99公益日”的一个重要目标。

《社会创新家》：未来5年内，希望能看到“99公益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变革？

金锦萍：今年是“99公益日”的第八年，腾讯“99公益日”从一个有点自娱自乐的活动演变成了一个平台。而我希望，这将是一个更具有公共性的平台。

所谓公共性平台，就是平台开放、价值中立、富有服务精神。腾讯公益打造平台的时候，为公开募捐承担责任的主体本不应该是平台，应该是那些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所以我去年的观察中提到，既然是一个公共性平台，就需要公共性参与，其间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承担起责任。

到了今年，我在想平台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或者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发现不少平台最终会成为一种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本身就会变得价值中立。而网络平台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个程度，尤其像“99公益日”这个平台本身就蕴含着很强的价值观——人人可公益，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慈善组织的良善治理和慈善行业的健康发展。

从我看来“99公益日”不会变成一个寡淡无味，似乎毫无感知、感性的一种类似于电网、电信服务的基础设施，它不会也不该成为这样的平台。

公共性平台最高的发展目标是“无我”，即大家感觉不到你的存在，实际上却处处有你，只是你已经不再需要凸显自我了。一个优秀的平台就是：在某个领域里面大家离不开你，但是大家都无需再提及你，而你所倡导和坚守的价值观已经凝聚成为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公益平台发展的最高境界。

我期待，腾讯的“99公益平台”最后会达到“无我”状态：发展成公益慈善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却又无需刻意凸显自我的平台，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在接受服务的同时互相服务并服务社会，共同践行着我们从刚一开始就秉承的价值：人人可公益，时时可公益，处处可公益。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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