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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的新场景？残奥会冠军高芳霞：让残障人士从家里走出来
撰文｜张琢
健身房，除了运动健身的场景，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2022年初，1500平方米的We+健身中心建成营业，它一跃成为北京双井地区最大的综合健身基地。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健身行业步履维艰。We+健身中心的创始人高芳霞，以及背后的支持者、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郝悦，她们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开始了一场社会创新实验，并寻求将We+健身中心打造成具有社区感的残障融合场景。
从健身消费场景到社会创新场景，之前她们在国内并没有见过。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一位右腿缺失的残障母亲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和在外求学因疫情两年未见的女儿紧紧相拥。这位母亲，就是由We+健身中心创始人高芳霞扮演的。
（残奥会冠军、We+健身中心创始人高芳霞）
18岁中专毕业后，她一直在山西大同的煤矿场里从事文员工作，每天在场里的微机室打字录入文件，朝九晚五，工作稳定。在家人眼里，这对于肢体残障的高芳霞已经是很好的“归宿”了。
2004年，25岁的高芳霞，无意间看到电视台转播的雅典残奥会，在女子射箭70米的决赛现场，中国运动员王燕红对战泰国选手，提箭、拉弦、蓄力、射中靶心，“每一个动作都太帅了”。最终，王燕红以绝对优势战胜泰国选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时，拄着拐杖的高芳霞落泪了。
在此之前，高芳霞并不知道残障人士可以参加体育甚至奥运会，更不知道什么是射箭项目。
从小喜欢自己做决定，不顾家人反对，她辞掉大同煤矿场的文员工作，独自前往北京。“正因为我腿不好，才要出去看看，一辈子就待在老家，感觉自己白活了。” 高芳霞向《社会创新家》回忆。
25岁开始体能训练，这意味要比常人付出更多。人生第一次戴假肢，高芳霞光练习平衡就花了半个月。这之后，每天更需要射出500多支箭，又要穿着假肢来回拔箭，每天走七八公里的路，训练到右腿“血肉模糊”是常态。她说，“射箭是一项综合全身力量的运动，对于腿部有残障的人来说，并不容易。站久了，残肢会疼得受不了。”
凭借着天资聪慧与每日的刻苦训练，2006年，高芳霞进入北京残疾人射箭队；2007年，入选国家队；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个人银牌、团体金牌；2010年，在广州亚残运会上，打破世界记录。她一次又一次拥有属于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不过，退役后，她却陷入了职业彷徨。
高芳霞遇到了大多数运动员都会面临的困境，除了射箭，还能做什么？美甲师？当时北京残联为残障运动员开展过职业技能培训，看到过一些残障人士从事美甲师，但高芳霞对此兴趣不大。当教练？高芳霞也不考虑，管理好自己容易，但约束别人很难。开箭馆？与高芳霞的专业对口，但一直找不到合伙人，她最终放弃了。
2017年，高芳霞遇到了两个人，他们让高芳霞下定决心，创业办健身房。
一次体育活动，她结识了一样热爱运动、阳光活泼的健身教练卢东升和企业家曹书凯。当时，在卢东升的指导下，体重近200斤、平日里气喘吁吁的曹书凯正在努力减肥。有好几次，曹书凯都想放弃。直到遇到高芳霞，她的残奥会冠军的训练经历，令曹书凯备受鼓舞。
在卢东升的专业指导以及高芳霞的精神鼓励下，曹书凯成功减肥40斤。三个人因健身相识，高芳霞和卢东升有技术经验，曹书凯可以提供资金资源，他们决定创业，在北京双井的写字楼办起了潘多拉健身工作室。
起初，他们想将希望的盒子传递给身边的人，感动更多人参与到健身之中。
随着工作室的规模不断扩大，身有残障的高芳霞，想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多年来接受专业的体能训练，高芳霞清楚，运动对身心健康的提升有很大帮助，尤其是体能处在相对弱势的残障人士，更需要强大的体魄支撑各项身体指标。之后，他们将健身活动搬到社区，为11家社区里的残障人士开展体质检测服务与健身指导。
2018年，潘多拉工作室成立一年，乐观爱笑的高芳霞，很少表达他们的辛酸苦涩，但创业的困境确实存在。成立一年多，工作室只有80多个会员，辛苦一个月，也只能盈利两三万元。三个人一直闷头自己干，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有限，想帮助更多残障人士健身，就需要凝聚更多力量。
大赛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等主办，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承办，鼓励残障青年创业，推动残障人士就业，为参赛人提供创业讲座与资金奖励。虽然认为自己的创业想法普通，还不够成熟，但他们打算报名试一试。
“未来，我们计划开设5家潘多拉健身工作室和60个社区健身服务站，为社区里的残障人士提供专业的健身服务。同时，健身工作室还可以安置退役的残障运动员就业，让社会公众感受到残障人群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大赛上，他们尽情描绘创业蓝图。凭借“健身中心+社区残障人士”的创意理念，他们获得诸多肯定，并荣获一等奖。
比赛拿了一等奖，高芳霞看起来并不轻松。她对《社会创新家》说：“就像奥运会拿了金牌一样，兴奋过后是略微失落，未来的路还很长。”想靠三人团队完成助残梦想，几乎不可能。
赛后，大赛的主办方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郝悦主动联系他们，支持他们扩大原来工作室的规模，为更多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健身设施和社区服务，安置更多退役残障运动员就业。“其实你要想做一些事情的话，离不开很多人的共同努力，辞职来到北京之后，一路上都感觉很幸运”，高芳霞经常说自己幸运，爱笑的人总能看到更多希望。
几个人一拍即合，他们周周开会。想扩大规模，首先要解决场地问题。但更大的场地和资源支持上哪儿找？
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郝悦对这件事特别重视。郝悦为此到处奔波，考察场地、动员社会爱心企业和基金会支持赞助，他们考察了很多写字楼，最终找到We+现在的健身场地——位于北京双井地区优士阁大厦负一层的1500平方米场地。这么大面积，租金是个大问题。郝悦帮忙联系华润商量租金问题，又动员北京市华贸公益基金会、长江商学院北京校友会资助了150万元，爱心企业又捐资扩建，提供一些基础器械和装修材料。
2022年2月，We+健身中心开始营业。一个毛坯房变成1500平方米的健身中心。高芳霞三个人的潘多拉梦想，在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实现了共创。
这既是高芳霞团队的创业，也是郝悦的一次“参与式创业”。双方合作，理念和方法既有一致的，也有冲突和矛盾的。
“在合作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是三个创始人的那股韧劲，在困难的时刻，也带给我很多力量。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基金会给了他们前期的支持，后续都是他们自己来运营维持的。最感动的地方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让步。是什么让步呢？没有出去发传单。”郝悦对《社会创新家》说。
一边是对残障健身事业怀揣抱负，但需要自己维持场地和运营成本的创业团队；一边是以服务残障人士为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如何平衡商业与公益的比例？合作初期，他们在碰撞与妥协中向前。
营业前在周围社区地推发传单，是传统健身房的商业推广模式。由于面积大、设备全，健身房是一个前期投入很大的行业，如果在正式营业前预售掉大部分成本，整个的资金压力就小了。所以，前期积累的会员数量，对健身房的资金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如果不发传单，We+后期的经营压力会很大，高芳霞和她的合作伙伴也很难。尽管预想到不发传单可能造成的各种损失，郝悦依然赞成创始人团队这样去做。
We+希望服务周边社区、服务残障人士。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树立残疾人创业的品牌影响力。郝悦希望能够得到政府和属地的一些支持，支持的前提是，双方都要认同推动残障人士就业创业的模式，打造一个有品牌影响力的助残事业。在街上发传单，很可能引起路人的反感，有损品牌形象。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讨厌发传单，可能看都不看就给扔了，也就吸引不到会员。”和郝悦沟通了几次，高芳霞考虑明白了。
有问题，他们共同面对。无法发传单吸引会员，还有其他方式。We+设有会籍部门，他们拿着We+的卡片，联系周围的写字楼和商家，重点宣传We+推动残障人士运动、帮助残障人士创业就业的理念模式。企业间，也会互推彼此的产品。例如，We+和附近的好利来合作，顾客购买它们的蛋糕，会得到一张健身体验卡。
营业两个月，因为持续的疫情，没有前期积累的会员，健身房的经营变得更加困难。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郝悦始终给予了陪伴式的支持。郝悦找到业主，帮他们申请了疫情期间的免租金。.
郝悦对《社会创新家》说，这是她担任北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后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项目。
在经营的过程中，郝悦、高芳霞她们发现，仅仅提供安置残障人士健身与就业的场所还不够，这背后还有很多问题。
高芳霞回忆，2008年遇到了江福英，一个残障游泳运动员，她的故事令高芳霞感触很深，回想起来心里不是滋味。
身有残障的江福英，是个孤儿，在福利院长大。从小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她们俩经常在一块儿玩。有一天，好朋友的妈妈不同意她和江福英一起玩了，“她连手都没有，你跟她玩儿能有什么出息”，这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时的江福英暗暗发誓，我一定不会比别人差。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她勇夺女子50米蝶泳冠军。
高芳霞说，“有些家长带着孩子一看见残疾人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就赶快把孩子拉到一边儿去。其实这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伤害性挺大。好像残疾人是什么不能接触的物体。”
根据中国残联统计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这意味着每16个人就有一个残疾人。如何让6%的群体融入集体生活？
高芳霞阅读国外健身房的资料，学习国外的残健融合健身模式。她想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仅仅靠提供场地还是不够的，需要让他们走出来，到健身场地，和教练以及一起健身的健全伙伴广泛交友，他们乐于融入健全人的社区，不会受到异样的目光。
We+的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和残障会员，We+也会为残障人士提供每天四个小时的免费开放。
目前，We+对心智障碍孩子的体能训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十几个心智障碍儿童会固定到We+锻炼，健身教练对他们有专门的体能登记，也会制定相应的健身课表。
自幼缺失左侧手臂力量的脑瘫孩子小奇（化名）和她的妈妈每周会到We+锻炼四次，教练专门为她设置了锻炼小臂的课程，半年的训练，屈臂弯曲从一组可以做到五组，慢速跑步五分钟到快速二十分钟。随着锻炼的增加，她的走路姿势更加协调平衡。半年的时间，她们能感受到发生身体上的变化，以及运动释放的多巴胺，带给她们情绪上的舒缓。
在这过程中，郝悦发现了个问题，想打造包容的残健融合健身空间，“我们不怕客源不足，怕自己的员工流失率大。”目前健身中心有两类员工，一是健全人的教练，二是退役的残障运动员。残障人士和健全人在同一个空间下工作、运动，郝悦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健全的员工怎么看待残障人士。
“你很难改变别人的想法，别人为什么要去多付出？有些残障人士不能自理，员工在这个环境下面，你试想一下，他会怎么样呢？真的能包容吗？”郝悦说到。
很多心智障碍孩子的行为是难以预期。他们经常会跑到会员面前说，“你真好看！你不胖！”。
在入职前，郝悦会为健全人教练开展心理疏导以及价值认同的培训。有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家长会给教练包饺子，郝悦也经常引导，要感谢教练，而不是基金会，但很多情况都需要教练亲自对残障会员进行引导，跟健全人会员解释。无形中，又增加教练负担。
疫情让健身中心承受巨大压力，但也带给郝悦和创始人团队新的思考。
今年四月开始，We+的健身活动转为线上开展，每天跟着教练一起线上锻炼，课后拍锻炼视频，残障妈妈们很激动。
“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锻炼，我好好的，这样我就能多活两年，我能多陪陪我们家孩子”，这是教练们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他们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会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去健身，这个过程激发了健全员工很大的社会同理心。
开门营业八个月，郝悦想好了。“项目的所有维度，也是社区融合的基础，要教育这些项目的参与者，要教育残障孩子，要教育家长，教育我们的员工，只有这一步的基础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谈下一步更广义上社区的融合。”
不过，郝悦说，现在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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