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兰:“自拍”,一种纠结的自我技术 | 论文带读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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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文
《“自拍”,一种纠结的自我技术》
作者 彭兰
发表期刊 《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 总第151期
推荐理由 自拍是社交媒体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自拍这样一种新媒体时代的行为,是如何折射着人们的自我?自拍这样一种看似可以自由控制的技术,是否真的能实现自我的自主建构? 彭兰老师的这篇文章将一一为我们解答~
内容摘要 自拍是新媒体时代的一种进行自我表达与自我创造的“自我技术”,但自拍行为也会折射各种社会环境与社交互动的压力与影响。对于个体来说,自拍可以通过彰显“在场感”来进行自我呈现与表达,但沉浸于自拍又可能使得在场成为缺席,另一方面,“在场”方式也往往是从他人的角度构建的。自拍作为一种典型的自我建构方式,体现着“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这三重自我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建构与解构、个性与去个性的矛盾也会体现在自拍的自我建构中。以上三个方面的矛盾表明,尽管自拍是一种不同于“权力技术”的“自我技术”,但在社交互动变得广泛而频繁的今天,它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规训力量,通过自拍进行自我表现、从他者角度进行自我审查—自我调整的过程将变得越来越常态。
关键词 自拍;自我技术;自我建构;自我认同
自拍,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自我技术”的一种新应用方式。福柯指出,“自我技术”,是存在于一切文明中的对个体进行建议或规定的一系列措施, 为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新媒体技术作为新的“自我技术”,给了人们新的自我关注与自我创造可能,也在重新定义与自我的关系。
作为今天最直接的自我表达手段之一,自拍可以彰显个体的在场感,也可以用看似自主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实现自我认同,但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个体意识的提升?个体是否由此可 以真正实现“自我构成”,而非“被构成的”?新媒体时代的自我技术不仅推动了个体的“自我关注”意识,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自我关注 置于前所未有的互动环境中,人们每一种自我呈现与表达,都可能被其互动环境所监视、评价, 这些反馈随时会反弹回个体。
(一)在场或缺席?
在场?
在一定意义上,自拍的确是个体自我意识增强的体现,人们开始试图挣脱外在的摆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同时,以昭示在某种现实空间中自己的身体“在场”,来彰显其存在感。新媒体不仅给予每个人麦克风,也给了每个人独自表演的舞台,每个人成为主角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任何的空间和活动都可能成为表演的舞台或背景,而自拍是最简单直接的表演方式,也没有任何门槛。自拍无需借助外力,因而可以随时随地实现。人们可以根据需要不断调整角度和表情,以求获得更好的表现效果。各种社交平台的“自媒体”,让他们的这种存在有了“告知”的渠道。
缺席?
为证明身体在场,却造就了某种意义上的“缺席”。这是移动时代的一种空间悖论。在社交圈发自拍照,也是强调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在场”。即使自拍照不完美,甚至某些时候是扭曲的,但作为一种自主的自我展现方式,也可能会引发他人的关注。对某些人来说,这甚至变成了一种仪式,有些人会每天都履行这一仪式但是当人们对这种仪式熟视无睹时,这种仪式也就退化为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行为艺术,甚至可能引发他人的负面情绪,被人“拉黑”。强调自己在社交圈的“在场”,最终在他人眼里成为一种可以自动无视、屏蔽的背景,在场却消失,这是另一种悖论。
(二)作为政治手段的在场
个体的在场,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政治手段。
上图所展示的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选民背对希拉里进行自拍的这一情景,不仅被当作移动时代用户自我存在感觉醒的一个象征,也有另一种解读,即选民们通过背对(turn theirbacks on)希拉里合影自拍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希拉里的“支持”(back)。对普通个体来说,自拍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个人态度与“姿态”的显现,可以成为表达甚至抗争的手段,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行动中。通过公共行动中的自拍照及其分享,个体可以更充分地呈现自己在公共空间的在场及其态度。
对政治人物来说,自拍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个人形象塑造策略。奥巴马、希拉里等,都喜欢以自拍来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或亲民形象。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喜欢自拍的政界要人。他们的自拍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外交手段。政治家们自拍的一个常见的策略是,通过与平民的自拍,来显示自己在平民社会的“在场”,以拉近与平民的心理距离。
(总结)无论是普通个体还是政治人物,这些在场能否真正产生意义,仍然需要他人的评判。特别是对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精心设计的某些自拍照,如果其中的作秀成分被人们嗅出,他们在场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
(一)社会性表演与三重“自我建构”
也在通过别人对自拍照的评价,在与他人的关系(包括群体的关系)中,来评估自我及其社会关系。因此, 自拍反映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过程,这种过程并非封闭的,而是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实现。
人们首先通过自拍来塑造“个体自我”,然后在社交平台中,通过晒自拍照来进行“关系自我”或“集体自我”的构建,寻求获得对“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积极回馈。社交平台中亲密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反馈,未必总是对个体塑造的自我的肯定,反而可能是负面的评价,这时个体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调整,例如删除自拍照或调整自拍策略等,来改善“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形象。在这个“展示—获得反馈—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个体在不断地试图调和三重自我的关系。
(二)自我建构的偏差与冲突
自拍进行的自我建构,不一定都会达到如期效果,而是可能会出现各种偏差与冲突。
1.“我所理解的理想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间的偏差
个体的自拍往往是为了塑造理想的自我,但有时“我所理解的理想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会存在偏差。从一些自拍照引发的风波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偏差。
(例子)例如:2014年12月20日,一名微博用户将一组医护人员在手术台前自拍的照片(下图)上传到微博,并配上了评论:“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想说难怪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手术同时你们在做什么?”此事迅速成为网络中的舆论热点,后查明拍摄地点为西安凤城医院,之后西安市卫生局及院方择重处罚,免去了包括一位副院长在内的多名医护人员的职务。但据相关医护人员解释,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一是因为大家连续工作7个多小时,成功完成手术并避免了病人截肢,二是手术室即将搬迁,启用新手术室,为了纪念这台手术和老手术室,拍摄了本组照片,手术的病人对自拍知情,且表示同意。
上面这例自拍照带来的风波,都是由于自拍者与观看者对自拍形象的理解出现了差异,导致自我形象建构的失败。
在现实中,可能导致“我眼中的我”与“他人眼中的我”之间出现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情境抽离导致的理解偏差。上文中“手术室的自拍”等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下,如果了解其情境,通常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但一旦它抽离了原有的情境,其意义的解读就会出现多种可能,且往往与原来意义发生较大偏差。
其二是社会角色期待与自拍形象间的错位。当自拍者在自拍中强调或呈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那么,人们对他呈现的形象,更多会放在社会对这类角色的期待框架下。一旦呈现效果与角色期待有距离,观看者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很多时候会以负面情绪方式体现出来。
其三是情绪的错位。自拍总是与特定的场景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社会对某些场景下的情绪已有了“固定的成见”,一旦自拍挑战这种成见,就容易形成情绪上的错位。例如2017年6月14日英国伦敦“格伦菲塔”(GrenfellTower)发生严重火灾,整栋建筑物被烧毁,79人在大火中丧生或失踪,而巨大的灾难之后,有游客在大楼附近自拍,这引起了公众特别是遇难者家属的愤怒。
2.自我放大后对他人形成的压迫感
自拍的目的常常是试图构建一个自认为理想的个体自我,并以此对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建构形成积极作用。但在实际中,对后两种自我来说,自拍未必一定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
即使不是自恋人格,自拍也容易带来“自我放大”,频繁的晒自拍,可能会在社交圈子中对他人形成一定的压迫感,自我的炫耀容易使他人产生心理上的失衡,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体与他人及集体的关系。如果个体意识不到这种压迫感或自我炫耀成分,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原有的一些亲密关系。当自拍逐渐成为自恋的一种代名词时,它对于人际关系的损伤,对人们在集体中的形象的影响,或许会超出自拍者的预期。
(三)建构或解构?
尽管多数时候人们的自拍都是为了理想的自我形象的建构,但某些时候,自拍也可能成为自我形象的一种解构,例如,自拍丑照。这既可能是表达个性、个人态度的一种方式,也可能蕴含着某些政治或艺术性的目的。在专业摄影领域里自拍的演化,特别是后期的实验性自拍,逐渐将自拍变成对社会文化和权力的原有框架的解构,从而完成对社会现象的诠释、批判与抗争,这种趋向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普通个体的自拍中出现,虽然这不会是自拍的主流。
另一种自我解构,是对自己以往在他人心目中固定印象的解构,例如平日里严肃古板的人在自拍中展现自己活泼、搞笑的一面。从自拍者角度看,这是为了塑造和展现自我的多面性,而非真正的解构,但如果拿捏不当,或许会使自己以往好不容易积累的“人设”在他人眼中崩塌。
(四)个性,还是去个性?
从审美角度看,自拍也会带来个性的抑制或削弱,很多女孩的自拍照最终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人,锥子脸、巨大的眼睛、无比光洁的皮肤,这往往归功于自拍神器、滤镜、美图软件等的修饰。这些修饰性的工具,既是对流行的审美的一种呼应,又反过来加强了审美的趋同。从总体看,自拍越来越变成趋同的面具下的表演。社交和群体归属需要,也会强化自拍的某些趋同性,如果自拍是加入某种群体或流动的共同体的需要,那么,迎合、趋同而非个性,会成为自拍的基调。
自我认同是指在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以及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
自拍提供了新的身体表演方式,也给“身体”带来了新的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即使人们的身体实体不能随时调节,但通过自拍的设计与美化,它们也可以更好地配合或回应外部的情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难以使身体维持一以贯之的稳定状态,在一些现实的社交场合也可能出现身体上的“失态”,这可能使得现实社交中的“保护壳”暂时性破裂,但人们在虚拟社交平台发布的自拍照中可以掩饰这些失误,也可能借此在更大范围的社交圈中弥补现实社交中的失态带来的损失。
在现代社会,对身体的保养和控制已经成为社会性表演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公众人物以及中产阶层等社会阶层。对于身体的控制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彰显自己的生活优越感、自我意志力和成就感的方式。近年在中国兴起的马拉松运动,更是将这种身体控制发挥到极致。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身体的控制需要很高的成本和自我控制能力。而自拍加上美图,将这样一种身体的控制和表演虚拟化了,控制成本因此变小。当线上社交越来越多地侵占着线下社交的时间和空间时,线上社交对个体形象塑造意义越来越大,因此这种虚拟的身体的控制与呈现,某些时候比实际的身体控制更容易快速起效,但从长期效果来看,对真实身体和虚拟身体的控制的分离,可能带来的是一种“虚假自我”。
福柯的研究中,将“权力技术”视作“自我技术”的对立面,权力技术的目标是对个体进行规训,而自我技术则试图使个体能够“自我构成”,而不仅是“被构成”。但今天,包括自拍技术在内的各种自我技术,却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间界限的模糊。
今天的自拍者的自拍,的确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我技术,它也能在身体、行为、存在方式层面实现如福柯所说的能达成自我转变的一系列操控,但这种操控更多地不依赖人们的伦理原则、意志和控制力,它也往往不会达及灵魂与思想层面,也难以使人们成为欲望与快感的主人,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通过这些简单、无需意志力的个人技术,使人们进一步被物化的世界和他人的评价所“构成”。看上去自由的“自我构成”与“自我的转变”,更多时候还是为了迎合物质化世界和外部力量的规训。自我的技术,在变成另一种自我的“支配的技术”,也带来了多重的自我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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