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 | 论文带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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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前：

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真相的获取将面临“信息泛滥”的挑战，信息核查将成为未来新闻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我们或许未曾想过，情感并非真相的对立面，而是获得真相的必要手段，如何来平衡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也将成为未来新闻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命题。这篇论文打破了以往将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僵化思维，转而在情感与理性中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值得我们学习这种思维~

- 本期论文 -

篇名：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

发表期刊：《国际新闻界》2019.01

作者：郭小安

- 相关真题 -

（2019北大）28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利用虚假新闻操控舆论，请从历史，技术和治理角度利用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看完这篇论文，或许会对本题有更好的启发~

❶

基本逻辑框架

• 在西方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情绪、偏见和无知乃是常态，虽然看似荒谬，却在相互博弈中实现了“情感补偿”，形成了“隐形”的权力分散机制，产生了“聚合的奇迹”效果。

• 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表达虽然具备“后真相”的某些外在特征，却与西方国家的逻辑有所不同，它源于理性化不足的“倒逼”效应，情感被视为一种可动员的社会资源。

• 因此，情感并不是事实的对立面，它是认知心理和理性系统的构成要件，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一种资源。我们需要辩证看待情感之“隐藏”功能，以此来洞察人性，把握社会政治生态的“变”与“不变”之规律。

❷

 核心观点论述提要 

（一）西方民主选举中选民的情感、偏见及隐藏功能

随着大众媒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政治选举成为影响舆论最直接和最主要 的手段，改变了原有政治的逻辑。班尼特和恩特曼（Bannett & Entman）曾在2001 年提出“政治中介化”（Mediated Politics）的概念。所谓政治中介化，是指政治已经丧失其自主性，开始依赖大众媒介的中心功能，并持续被大众媒介所形塑的现象，“中介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当今民主中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

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超级网红”，拥有大量“激情粉丝”。他发现影响舆论的最好方式，不是告知信息、阐释纲领和传经授道，而是挑起争议，制造话题。而能激起高度关注的话题，或是没有证据的猜测，或是煽动情感的主张。

情感和偏见会对选民的判断产生影响，因为“对于那些 我们并不关心其真相的事物，我们会选择关闭自己的理性思维。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看，政治决策的主体既非普通大众，也不仅限于政治家们，而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博弈的结果，因为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分散了政治权力，实现了权力制衡。公众的情绪、自私、偏见在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虽然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但却在相互博弈中形成了“隐形”的权力分散机制，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

选民的情绪并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它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不能简单把某一时刻中的情绪迸发现象简单归结为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交媒体的助推或者新闻业的沦陷等，而应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生态系统下去考察，把它视为情感与理性不断矫正与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完全基于事实搜集和数据分析的理性化选举可能导致偏差，另一方面，诉诸情感和价值观立场也不必然导致真相的丧失。

（二）中国公共舆论中情绪表达及社会动员效应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舆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尤其在涉及敏感身份如官员、富人、警察、明星等时，更是如此，被形象概括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

情感能量的聚集与动员一般通过以下三种叙事方式来实现：仇恨叙事、悲情叙事与恶搞叙事。

• 悲情总是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仇恨叙事旨在唤醒大众的公正之心，悲情叙事则要尝试激活大众的怜悯之心，它往往借助老人、父母、妇女、儿童作为弱者的符号，渲染或夸大弱者或受害者的凄苦，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引发公众的关注与同情，公众借助“同情”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获得与国家“协商”的权力。比如在江歌遇害案中，江歌母亲在微博中多次使用悲情基调来进行情感动员。

• 恶搞叙事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进行。戏谑化叙事通过对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形成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如“帝吧远征” 中的表情包刷屏现象；“白眼女记者”表情包等。某种意义上，戏谑是一种隐性的怨恨情感表达方式，但是，它又不是毫无节制的狂欢与释放,而是回应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刘涛，2017），是民众“隐性”的抗争策略。

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虽然具有“后真相”的某些表征，但与西方国家的逻辑有所不同。由于信息公开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够畅通，导致部分公众在无法获取真相前提下，转而使用情感化叙事手段来进行造势动员，产生“舆论倒逼”效应。此时，公众的关注焦点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情感成为了一种道德能量和社会资源，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冲突，又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究社会情绪产生的复杂诱因，揭示其隐藏之功能，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公共舆论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避免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才能找到情绪疏导的正确方向。

（三）对公共舆论中情感功能的再思考

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一种利益驯服激情的机制，“因为利益兼具激情和理性之优点，利益的这种角色在于借助信息经济和奖励机制的正常发挥作用而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

政治选举具有“情感释放”和“情感补偿”之功能，与其说它可以聚合最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如说为公众提供了周期性的“仪式狂欢”和 “情感释放”机会，它能够在理性官僚制之外给民主政治带来情感活力。

在新闻业，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客观真实一直被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情感被认为是影响新闻客观性的“罪魁祸首”，常常和坏的新闻实践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新闻业并不是处于真空环境中，必然要受各种复杂的因素所制约，仅强调专业化无法解释新闻媒体如何与其他社会组织互动和博弈的复杂关系。

某种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偏向（Molotch， 1987），因为无论出于何种情景下，价值都无法被排除在外。虽然在新闻专业主义价值的制约下，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受到比较严苛的限制，但如果没有“引人入胜” 和具有感染力的叙说方式，新闻业就会面临市场萎缩的风险。在市场盈利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作用下，部分新闻从业者已经尝试通过将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 外包给一些不是记者的人，如故事的主人公或其他消息源，这些人被认为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情感表达，记者可以描述他们的情感并避免自己卷入进来（袁光峰， 2017）。

可见，情感并非真相的对立面，而是获得真相的必要手段。记者在采访时 如果能够恰当运用情感，更容易拉近被采访者的距离，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但是，记者的情感投入又需要有所节制，它不能影响事实和真相，如果一味通过编故事、雇演员、人为制造情感冲突等不正当手段来增加收视率，这无疑挑战了新闻伦理和职业底线。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真相的获取将面临“信息泛滥”的挑战，信息核查将成为未来新闻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人工智能技术、VR技术的发展，使得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未来的新闻形态中会融入更多的沉浸式参与和情感体验，如何来平衡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也将继续成为未来新闻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命题。此外，新闻业还将承担搭建公共论坛的使命，情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显著，但无论是情感体验还是情感融入，都必须以获取真相为前提，否则可能会导致无休止的纷争。

❸

 作者观点总结 

事实上，公众的情绪表达并不必然会沦为勒庞所揭示的“乌合之众”，也并不必然导致桑斯坦 （Cass R. Sunstein）所揭示的“群体极化”现象，只要引导得当，公众也可以形成情理交融的公共领域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产生自我净化能力。我们需要避免将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僵化思维，转而在情感与理性中寻找一种动态平衡，进而实现感与理性的共融机制，以此来洞察人性，感受社会政治生态的“变”与“不变”之规律。

参考文献

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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