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互动#你眼中最难的新传考研题目是什么#开奖啦！这次不仅仅有大家期待的奖品，还有对最难考研题目的最专业解答，希望再给大家提供答案的同时能启发大家一些答题思路，快来看看吧！
非
哥
本期解题老师
北大本硕，胡师姐团队首席讲师，逻辑课、读书课、答题班主讲，历年带出多位状元。
截止到10月1日
有不少小伙伴都参与到了活动当中
大家非常认真地写下了自己认为解答困难的新传考研真题
透过题目，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对答案与解题思路的渴望
9月2日
我们特邀非哥
亲笔解答了获奖同学眼中比较难的新传考研真题，
并为这三位幸运儿附送了参考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获奖名单与参考答案喽~
（本排名不分先后）
请简述投射实验法
这道题难就难在了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这个理论也已经进入了新媒体研究的视野，多被用于访谈等场合。
投射实验是定性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又称投影技法。投射实验来源于临床心理学，常与深度访谈法相结合，旨在通过一种无结构、非直接的询问方式，鼓励受访者针对研究所关心的议题，反映出隐含的动机、信念、态度和感觉。最著名的投射法是罗夏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主要分为联想法、完成法、建构法和表达法。投射实验是指主试者在一个相对模糊的场景中给被试者提供一种模棱两可的多义刺激物，然后要求被试者在极短的时间内立即作出反应。由于刺激与反应之间相隔的时间极短，被试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而周到的思考，所以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常常把自己的真实情绪、情感、态度、需要、动机、观点、信念和个性特点等心理活动，投射在个人的反应之中，主试者通过专业性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被试者的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特征。理论上来说，被访者将他的情感“投影”在无规定的刺激上，被访者并不直接谈论自己，因而绕过了心理防御机制，在被访问者谈论其他事情或者其他人的同时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情感。投射实验能使被试者的个性特点得到自由表现，克服了以问卷形式测量个性的局限性。多数的投影测试是很容易的,它的问题像其他无规定答案的问题一样被列成表格。投影测试收集的资料比一般提问方法收集的更丰富,真实性强,比较客观，而且更具有揭示性。投影技法经常与印象调查问卷、观念测试法以及广告测试法共同使用。投射实验的主要优点是弹性大,被试者不会感受到限制，可以任意作出反应。另外，投射实验主要依赖对话和图片,因此可以对没有阅读能力的被试者进行施测。但投射实验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其分析比较困难,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访谈员来管理、执行和诠释。同时在分析过程中缺乏客观的评分标准，测验的结果有时难以解释。而且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精力。投射实验主要用于对人格、动机等方面的测量。测试所用的刺激多为意义不明确的各种图形、墨迹或数字,让受测者在不受限制的情境下，自然做出反应，由对反应结果的分析来推断受测者的人格。因此,投射实验的使用范围只适用于对个人或群体的性格、价值观念和人格等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大范围的社会运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更多还是通过问卷调查来研究。所以，在社会研究中，投射实验的方法往往可以作为一种定性方法与其他的包括定量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结合，才能更充分的对研究对象作出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的解释，仅仅的投射实验法是远远不够的。二、2019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硕）636论述题@🐋
为什么说一种文化是社会符号表意活动的总集合？请从新闻传播相关史论及实例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本题是典型的川大真题。川大有着浓厚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以赵毅衡老师为代表），经常从符号学的角度出题。胡师姐19年逻辑课就曾练过另一道真题——“不用符号能说明任何意义吗？请举例说明”。
不过，这道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符号学，也与另外两个备考重点——诠释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相关。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符号（象征）互动论，还是文化研究中编码解码、符号民主理论，都是围绕符号进行的。而题目中对于文化的界定，就源自对传播仪式观、文化研究等有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文化定义。因此，这种将文化理解为符号表意活动总集合的观点，虽然大家不一定在教材中直接见过，但类似的观点早就渗透在了不少熟悉的理论中，关键在于能不能联想到。文化（culture），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所知通过社会传播的习俗、知识、有形物质以及行为模式的总称，其内涵包括一群人的思想，价值观，习俗和人工制品（如DVD，漫画书等）。不过，不同于文明，文化这个概念更强调精神性、意义方面。社会符号表意活动，简单来说就是人类通过符号所进行的意义的传递或共享。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 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该观点源自格尔茨的文化观。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这种观点很好地反映了文化的本质，以及人类生存的实际情况。在诠释主义看来，人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客观的世界中。我们所感知理解的世界，实际上是由象征符号构成的，或者说只有被我们把握为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才能产生具体的经验和认识。比如，看到玫瑰，就联想到爱情，进而买下来送给爱人。而某种文化，就是一系列特定的能指-所指（比如将玫瑰与符号等同）所构成的意义系统，可以让特定文化下的个体，做出特定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一种悬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生物，而文化就是这个网，符号就是这个网的材料。2、不仅如此，文化的创造、维系和传承过程，也是借助符号表意活动进行的。文化——无论是艺术家、哲学家们通过个体思考所创造出的，还是通过群体互动所发生的，都离不开符号。3、最后，文化本身还是通过符号体现的。符号不仅形成了人类的种种文化景观，更成为人类的独有标志。所以，想要了解一种文化，一种方式就是去分析其所使用的符号-意义体系。4、在种种符号中，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是象征。象征（symbol）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指向一种复杂意义或精神品质的符号。象征能获得这样的能力, 主要靠在一个文化中的反复使用,累积了“语用理据性”。例如荣格说的“原型”,就是在部族的历史上长期使用,从而指向了某种特殊的精神内容。玫瑰-爱情，就是这一种象征化的结果。因此，一种文化，可以说是对应社会中社会符号表意活动的总集合。也因此，研究文化，也就是在研究某种符号现实、符号表意活动，而非物质现实、物质活动。1、文化的符号性，或者说符号体系在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观察文化冲突或障碍得到发现。正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意义集合，这个意义集合的构造方式，尤其是解释方式即元语言，属于这个社群，而不属于其他社群。由此，同样的符号形式，在一个社群中是某种意义，在另一个社群中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意义。由此造成冲突或隔阂。例如照相术普及推广并不难，实际上任何民族很难永远抵制技术上的任何进步; 而摄影的特殊题材(例如，婚纱照) 的传播，就会出现民族文化阻隔，不会跟着摄影术立即走向全世界。再例如手机短信作为媒介技术，迅速普及全球，很难有一个民族长久抵挡手持终端技术文明，但微博微信作为一种表意方式，其推广必须克服民族文化障碍，就有可能慢得多。三、2019北京师范大学（学硕）938论述题第二题@Chemist-K
用因果关系的方法论来分析议程设置的建立与发展
这道题将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考察，非常有想法，也很考验考生的真实学术水平。因为大多数同学理论和方法，是两张皮：对于传播学理论，主要背最后的结论，而不太关注结论通过什么方法一步一步得出来，或者通过何种方法验证、修正的。对于方法，孤立地背各种要点，很少主动结合现实中的传播研究去领会。这样一来，两边实际上都只掌握了表面。北师大的这道题，也在提醒我们，只有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学透。因果性问题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对实证研究而言，找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发现因果模式，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可以预测和改变社会，因而倍受重视。然而，因果性是很难通过经验直接揭示的。康德认为，原因的背后还会有原因，导致无限推演，因而无法确定哪个因素是真正的终极原因。因此，社会科学放弃了传统决定论的因果性，转向概率因果模式。如具备某个特征的人，做出某种选择的概率比其它人更好，而不是简单将这种特征作为决定性的原因。不过，即便如此，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发现的变量关系往往只具有相关性。如看电视时长和儿童暴力之间存在相关性时，并不能简单认为时看电视时长导致了儿童暴力。也可能是具有暴力倾向的儿童更喜欢长时间看电视。为此，研究者需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进一步厘清谁是因谁是果。比如，确定两个变量出现的时间，通常出现在前的是因，在后的是果。议程设置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体现了这一点。议程设置理论是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1972年《舆论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注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然而，早期的议程设置研究（教堂山研究），只是发现大众传媒报道量越大的问题，也越容易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并不能直接得出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也可以相反，或者二者同时受到第三个变量影响。为此，麦库姆斯等人又进行了夏洛特研究。他们选定了两个不同的时间点（6月和7月），分别测量两个时间点的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并将其前后交叉相关比较。研究发现，先出现的6月的报纸议程，与后出现的10月选民议程相关性更大，证明不是公众议程设置了媒体议程，而是媒体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不过，上述纵贯研究依然存在争议，因为在这4个月间，选民议程之间的相关度本来就很高，且远高于同期报纸议程间的相关度——也就是说，选民议程本身就没有太大变化，变化的主要是报纸议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报纸影响了选民，还需要更具说服力的证据。1973年，冯克豪瑟对10年间美国主要新闻周刊的越战议程与公众对越战关注程度的变迁情况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证明。研究发现，1966年，新闻媒体关于越战的报道达到顶峰，但此时实际派往越南的人数尚未达到最高峰。这说明媒体没有如实反映战争的惨烈程度。但同一时期，1966年公众议程却达到顶峰，由此，用经验性证据说明了议程设置的存在。这也是传播学史上第一次对真实而长期的议程变化过程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