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的三十年 | 新闻学03

Diego&宵夜整理胡师姐新传考研 2022-12-15

团哥

3分钟前：

新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速度提高，但是获取信息的质量有所下降，信息冗余、碎片等问题出现，深度报道的魅力在此环境之下更加显现出来，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在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是否还有新闻理想的坚持，来我们一起走过深度报道30年～

深度报道 /In-depth report

深度报道是某些通过展示宏观背景，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包括因果分析）、解释或预测并达到相当深度的报道的总称。在我国新闻报道中，深度报道不仅以解释性新闻、新闻分析、新闻综述等单件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更多的是以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组合报道等形式表现出来。

深度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新闻报道追求深刻性的一种理念，思想方法和立体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深刻和全面为传播旨趣的新闻报道，是一种系统全面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它强调的是全面把握和解释新闻事件的过程和联系，深刻揭示新闻事件的意义，以提高受众对新闻事实的认知程度。

中国的深度报道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已经走过约30年的发展历程。梳理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变化轨迹，则可以概括为：“启蒙”是80年代的关键，“监督”90年代的热点，而新世纪初期，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趋于分化与多元。新媒体时期，深度报道面临危机与改革并存的局面。

一、80年代：启蒙之热

80年代中期，深度报道兴起，在1987年左右形成高潮，呼应和满足了社会对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的信息需求。一批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共同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业的繁荣景观，如《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关广梅现象》、“三色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等，其中“三色系列”报道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思灾难背后的深层原因，突破了“丧事当成喜事报”的框架，至今仍然堪称灾难报道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也造就了一些名记者，如《中国青年报》的张建伟，以其代表作《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开创了“张建伟模式”。无论文体、思维和功能，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新闻从业者“自发的、冲动的、无意识的”新闻实践。

1986年，“深度报道”正式收入中国新闻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1987年因大量深度报道作品的“井喷式”发表被誉为“深度报道年”。

这个时期的深度报道，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征：

（1）实践主体，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中央级报纸为主；

（2）文本特征，报道风格为叙论结合，凸显主题高度与宏观视角，内容充满哲学思辨、理性思维；

（3）报道主题，关注经济改革方向、新旧体制碰撞等；

（4）报道思维上对非黑即白、政治审视的旧模式有所突破，报道方式上拓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

本时期深度报道的社会功能可概括为“社会启蒙”。80年代的深度报道都多少带有一些启蒙的特征，尤其是80年代中期的深度报道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深度报道的启蒙意义在于改变观念、启迪民心，解答公众的困惑、廓清改革的方向，引领新闻界的先知先觉者向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挺进，深刻契合了社会变革对新思维、新思想的需求。

报告文学也在80 年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与深度报道最具相似和相通之处的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类报告文学兴起于1986 年左右，主要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映、审视，对丑陋落后现象进行无情批评。由于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贴近，作家创作前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的采访，不少记者也积极参与其中。这些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体现出作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姿态，亦融合了社会批评与社会启蒙的双重功能。钱钢认为，80年代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归入深度报道的范畴。

二、90年代：监督之责

199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再度兴起，媒体在对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行使监督之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同时，管理部门也为媒体“松绑”、“授权”，促使其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典型电视舆论监督实践，推动了中国电视新闻业态的转型。报纸深度报道重新焕发活力，整体呈现出“南北热、中间冷”的格局，《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南方周末》《财经》等报纸成为报纸深度报道新发展的先锋。

总体上看，90年代中后期的深度报道呈现出“北央视、南周末”的典型格局，体现出中国特色舆论监督的两种模式：

“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威型监督，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

《南方周末》所代表的舆论监督模式，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草根型监督，重点关注社会民生、官员腐败等负面题材，集中体现了20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

三、新世纪初期：多元之变

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热烈，电视舆论监督为先锋，杂志、广播舆论监督亦值得肯定。新世纪，深度报道的具体特征有：

从实践主体方面看，呈现“多元”态势——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具体为

（1）电视方面，央视继续坚守舆论监督和电视调查的传统，省级卫视主要从事新闻访谈、社会故事等题材相对较软的深度报道。

（2）报纸方面，主流都市报设立主流报道部或报道小组，逐步摸索出日报深度报道的操作模式；部分中央级报纸凭借行政权威、监督社会问题，形成比较成熟的批评报道模式；专业财经类报纸，针对经济领域建立了专业性深度报道的良好口碑和强大影响。

（3）杂志方面，财经类杂志专注于政经、商业报道，新闻杂志从事着题材多元、类型多样的深度报道实践。

（4）网站方面，各大商业网站、BBS论坛、博客平台等，对消息源的提供、舆论制造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控制方面看，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道面临考验和挑战，行政控制依然是深度报道最大的阻碍。商业利益对深度报道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利益诉求强化了媒体的功利性，迫使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影响深度报道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促使很多报纸为避免产品同质而做深度报道，强大的资本实力和市场影响力也成为少数主流报纸敢于同行政权力“协商”的重要条件。

从专业意识方面看，深度报道从业者们的角色认知、专业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点。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与传统党报坚守的“宣传”范式形成冲突、告别和对抗，未形成类似于西方新闻界的“专业主义”共识，传统士大夫济世救国的“启蒙情怀”正在逐渐式微。

在多种力量、多元格局的变化背后，也存在着积极因素的推动。网络媒体的兴起——普通公众拥有了提供信源的开放管道，传统媒体借此极大提升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网络媒体针对社会焦点事件发挥的广泛传播、汇聚舆论功能直接强化了深度报道监督功能的实现。同时，境外媒体、非政府组织、知识精英、新闻学界等部门或平台，都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专业意识提升、报道空间扩大发挥着积极作用。

四、新媒体时代：危机与变革

崛起的新媒体一方面对传统媒体产生了极大冲击，改变着传媒的格局与生态；另一方面也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着极大影响，创造着新的社会生活景观。近几年社会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盛行，给新闻业造成不小影响，媒介形态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待新闻的方式，深度报道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影响。

受市场利益驱使，深度报道的价值和存在空间被媒体集团不断压缩，同时以下原因也加速了深度报道的“分崩离析”：碎片化、浅阅读的生活习惯；新闻线索的匮乏，真正有价值的而且能够做成用户需要的深度报道的信息难以搜寻；内容、传播形式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优秀深度记者大量流失，人才待遇低、升值空间少，出现断层；社会舆论对记者的误解加深；进行调查的人力、物力成本较高，且缺乏明确的盈利模式等。在这种大环境下，许多媒体撤销掉深度报道部，一些老牌的深度报道栏目也在衰落。

虽然碎片化阅读、轻内容已成为主流，但是，深阅读的强需求性却已逐渐显露。在媒体资源同源化和新闻报道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受众越来越依赖于移动端获取信息，而且更加需要的是有深度、有内容、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深度报道必将成为媒体增强自身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好的深度报道很容易让受众产生品牌信赖。

从国内信息需求来看，深度报道仍有很大市场。

门户网站加强了原创，腾讯的“棱镜”和“探针”、网易的“路标”、新浪的“新知”、搜狐的“新闻当事人”等，在深度报道上都有惊艳的表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新京报》和财新网、财经网、澎湃新闻等一些媒体，在原有的深度报道团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特点进行调整和改革，在其网站、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都有推出自己的深度报道栏目，做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提高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有一组关于《南方周末》和澎湃新闻阅读量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在时下热门的微信公众号中，《南方周末》每天的公众号头条，均非网络最热门题材，却基本上每两期中都会有一期都可以获得10万+以上的阅读量。例如澎湃新闻做的关于“温州模式三十年”的系列长篇深度报道就获得了大量转发，单是一篇稿件就在朋友圈拥有30多万的点击阅读量。

《局面》是一档由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的人物专访栏目，聚焦当下热点话题，与核心当事人进行面对面访谈，拥有独家的精彩观点与节目内容，旨在“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如在“刘鑫江歌案”“杭州保姆纵火案”“鸿茅药酒案”中，主持人王志安亲自采访核心当事人，独家披露相关事件的细节以及背景情况，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对于事件的解决以及后续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典型案例足以说明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再一次用优质的内容让人们感受到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

经过对深度报道30年实践轨迹的回望和反思，我们发现，“启蒙”之热在80年代汹涌澎湃之后已经退潮，“监督”之责在90年代形成后始终延续，而新世纪迄今的这个时期，深度报道在“多元”之变后，逐步呈现力与痛、进与退交相辉映的图景。在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危机与机遇并存，改革与转型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张志安 30年深度报道轨迹的回望与反思

张志安深度报道的轨迹回望与问题反思——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

邓涛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个三十年

丁柏铨深度报道：概念辨析及深度探源

纪静移动媒体深度报道的现状、困境与趋势研究

周怡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的现状与生存转型思考

邹学麟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深度报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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