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post-truth）这一词汇自从2016年被《牛津英语词典》评为了“年度词汇”之后，就一跃成为了新传考研出题老师的“宠儿”。仅在2018年的名词解释这一考题类型里，“后真相”就出现了很多很多次：
后真相（2018年清华史论862）后真相（2018年四川大学学硕636）后真相（2018年复旦大学专硕440）后真相（2018年湖南大学学硕714）后真相（2018年复旦大学专硕440）后真相（2018年暨南大学专硕440）后真相（2018年湖南大学学硕史论）
直到最新的2020年考研题目里，北师大还在对此进行了考察——也是名词解释的形式，可见这一考点的“生命力”的旺盛。分析题：后真相所体现的新媒体传播的特点，路径，给传播学研究的启示。（2018年武汉大学学硕809）
论述题：后真相的特征和对传播的影响与挑战。（2018年北大学硕专一）
那么，关于“后真相”，仅仅知道它作为“年度词汇”，被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探讨显然是不够的，这一篇文章告诉你考试里需要的“后真相”究竟应该是如何的 。
▲（本文结构）
正如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后真相”一词真正进入大家的视野是2016年的“牛津词典年度词汇”。但是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牛津词典》还给出了“后真相”的定义： 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从这一定义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后真相”，并不是说“真相”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舆论对于“真相”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正如《经济学人》在其发布的“Art of the lie”一文中对后真相进行解读——“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了。”➤ 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后真相及其后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后真相”一词，并赋予其“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的含义，但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阐释了“后真相”的哲学内涵，认为后真相时代是“模糊的陈述，模棱两可将成为未来一种新的真实观。➤ 2012年，英德拉吉·帕玛尔（Inderjeet Parmar）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总统竞选中的谎言、公共舆论与政策讨论相背离的事实。➤ 而《牛津词典》之所以在2016年将“后真相”列为年度词汇，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统计，post-truth在2016年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增长了2000%左右。这同2016年发生的两件政治事件有着紧密的关系：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在英国，尽管众多事实核查证明“英国每年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的说法存在问题，但是它仍旧被印在大巴上，吸引了大量的投票。而在美国，与不同于传统政客的唐纳德·特朗普的“爆冷”当选，并且利用推特同媒体展开“纯情舌战”，使得“后真相政治”被广泛的关注。“后真相”一词正是如此从政治领域中发轫而来。在“后真相政治”，或被称为“后事实政治”中，政治家的辩论与宣传将事实放置在“次要”的位置上，也逐步与政策细节脱离，而是被情感诉求所掌握。传统政治中虽然有着“何为事实”的争论，甚至有着歪曲事实的作为，但是至少都将“真相”摆在极重要的位置上。而在2016年的政治事件中,“真相”无疑走向了贬值。南京大学教授胡翼青解释后真相事件的特征是：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在信息大爆炸的全媒体时代，博取“眼球效应”成为各类媒体平台争夺受众的不二法门，它们愈来愈娴熟地去迎合大众心理吸引点阅、引导舆论、以求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对事实的核对、对客观的追求、对理性的崇尚等传统媒体一直引以为傲的“社会把关人”角色，早已在“注意力经济”的强大作用面前消弭为无形。在当下国内外各种矛盾突出的世代，人们在乎的其实并不是严肃的事实，而是在寻求一种情绪上的爆发、情感的共鸣。对于受众而言，当他们看到这些带有激烈观念或情感的言论时，内心若有共鸣那定是深信不疑，不会理会这些观点或情感实际上是相矛盾的，更不管论证推理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推敲。这些单纯而强烈情感的力量当然比现象背后复杂多维的社会现实更富有传播的魔力。是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在国内，最为常见的“后真相”表现，便是“不断反转”的新闻。2017年，有“榆林产妇坠楼案”，2018年，有“泳池冲突医生自杀案”、“网红殴打孕妇案”，这些案例都是在激起了极大的舆情愤慨后，出现了新的事实补充，从而使得舆情在短期内快速的反转。在2020年的疫情之中，“硬核封路”的作为又再次经历了类似的反转。一开始出于对于疫情的恐慌，纷纷为“挖断道路”“大石堵路”的措施点赞。但是在其后，发现这种措施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后，又开始对其纷纷指责。但需要明确是，后真相并非指真相缺席，而是指真相被认知的过程更为崎岖，人们能接受谎言（虚假信息）而对待真相的态度也更为平淡。受众不在意信息是否为真，他们更为在意的是信息背后的主张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当受众将自身想表达、宣泄的情绪发出后，便不再顾及舆论事件的后续发展便纷纷离开舆论广场。后真相的历史并不短暂，但它的扩大和发酵则是在网络技术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此，首先应该进行技术角度分析。其次，媒体作为其运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重要的角度。最后正如一系列带有“post-”的词汇一样，“post-truth”显然同后现代的相关文化有关。展开来说，“后真相”现象不断扩大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戴维·温伯格在其著作《知识的边界》中，根据历史的发展，为事实划出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阶段的演进，基本上就是事实在人类身边不断丰富和精确的过程，而她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网络化事实”阶段。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太多互相关联的事实和知识组成了网络，没有人能够全部知道。❶ 是可用的事实数目大增，并且几乎“随手可得”，并且总是有各种事实支持这各种观点，这纷繁复杂的事实使得我们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❷ 是多样的事实强化了人们本身的立场，毕竟我们总能找到“事实”去支撑我们的观点，驳回他人的观点，从这一点上说，事实和观点的区隔开始变得不明晰。
❸ 是基于上述两点，通过事实获得普遍同意的难度极度增大，除非是关于一些极其简单和无趣的事实。由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海量事实、便利获取，导致大众对真相开始变得“愤世嫉俗”，情感由此代替事实成为首要的需求。02. 大众化媒体向“社群化”媒体的转变为后真相“助力”不同于原先的信息接收方式，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主要新闻来源。追求大众的媒体向追求部分人的“社群媒体”转变。这导致无意间人就会进入观点和意见相似的“回音室”中，只追求能让自己感觉心情舒畅的东西，而不在意这到底是不是“真相”。由于“流量经济”的崛起，算法推荐和搜索排序已经被相当多的互联网公司采用。所谓的“个性化”算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每次的推荐和搜索中“确认”受众本身就具有的偏见，并且试图通过技术去预测这种偏见，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确实，“事实核查”能够部分抵抗这种趋势，但是事实核查只为那些想要它的人而运作，这些能够主动积极寻求信息和真相的人往往本身就已经拥有了较多的信息，而闭塞的、拥有较少信息的人又不愿去寻求事实核查——这类人会随着媒体在流量经济上的追求而越来越多。近20年来，后现代思想从各个领域潜移默化的进入人们的视野，从艺术界、学术界再到媒体和文化产品。这一思想流派主要践行了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不同的事件只意味着不同的叙事版本，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进一步地，后现代主义认为“文本之外并无其他”，我们所有的现实，都是由我们所拥有的的知识所构建的，知识又是有权力所掌控的。由此推理可得，我们的现实是由权力所构建的，这使得现实本身就是“可塑”的，同时又是值得被抵抗的。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中，这一抵抗所仰赖的不可能是被权力掌控的“知识”和“理性”，而是应该从“情感”和“身体”角度出发，寻求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解放。这就为“后真相”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支持。➤ 从现实的角度讲，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的全球普遍链接，社会和经济的“不可控”越发强烈的被大众所感知，而政府和专家在其中仿佛没有时间和能力对这种风险予以控制，这就使得原先的权威机构失去了其权威。这为“后真相”中舆论中对于原先事实来源的普遍抛弃提供了现实基础。后真相颠覆了原先新闻业以“真相”为核心的客观性原则，使得情绪走到了事实的前面，模糊了观点和事实的界限，从而使得传统新闻业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和挑战后真相时代下的受众同传统的受众有着需求上的转变，由于巨大而庞杂的信息环境，他们很难再如同传统媒体时代对某一媒介品牌形成稳定的“粘性”。他们往往在不同的平台和渠道中不停的切换，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如同“游猎“一般。同时，开放的平台使得信息生产的权力也不再被传统媒体所“垄断”，在没有相关训练和道德建立的情况下，大量“吸睛”“猎奇”消息被批量产出，满足“新闻游猎者”的需要。在此情况下，需要大量调查成本和理性表达的传统媒体的存在空间自然遭到极大的挤压，使得传统客观表达的，基于事实的新闻信息的影响力不断降低。作为企业的媒体，在用户不断向新的平台迁移的关口，受到了极大的来自市场的盈利压力。这一压力使得媒体不得不参与到互联网平台所引发的话题及其讨论中去。甚至很多传统媒体开始从社交媒体之中寻找“新闻”。而这样的作为，在为传统媒体重新获得流量的同时，牺牲了它原先由严肃、客观、中立报道所建立起来的权威性。传播者需要尽力获取影响力来到达经济上和权力上的满足，而这就需要其生产符合受众喜好的内容，导致内容不再依据客观事实，而是受众的情绪。如今的信息生产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媒体的分发渠道被掌握技术的互联网企业所占据，这就导致了媒体通过对于内容付费的盈利模式变得不可行。把控渠道的企业需要内容和广告的良好链接，才能为广告打开通路。广告逐步地完全取代了对于内容的付费。而后真相时代对于广告所要求的精准到达、冲击人心的要求就越来越多的侵入了内容生产的要求之中。这就使得原先基于事实的内容生产模式由于渠道的转变而被迫转向了对受众情绪的照顾。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受众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享受着心灵共鸣，导致受众意见同质化程度加大，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大多情况下，群体会根据不同的平台和渠道进行划分，这使得某一渠道内的内容生产者只能按照其上的群体“偏见”进行生产。“后真相”时代带来的对于新闻业的冲击，不代表新闻业将要放弃自己一贯的原则，放弃对于“真相”和客观性的追求。但是面对如此的挑战，新闻业势必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尝试的。因为“后真相”起源于西方20世纪末以来的政治和新闻实践，因此西方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西方新闻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事实核查原则。在一系列的观念和规则的支持下，将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news）发展成为新的一种新闻形式，并且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合作，致力于核实公众人物的言论和相关报道。➤ 其次，西方新闻界更加贯彻了“透明性原则”。不仅将新闻的制作过程向公众公开，展示新闻的信源和利益相关方；同时也热切的希望公众能够参与到新闻的制作中来，从而对抗编辑者本身偏见的方法。这一原则在新媒体环境下，有力地对于原先的客观性原则进行了演进。而对于我国的新闻业来说，“后真相”时代督促行业对于新闻事业的“合法性”和新闻价值进行反思 ：❶ 原先“及时、准确、真实”的要求，基于新闻的主要功能是向公众“再现”新近发生的事实。而在后真相时代，这种时空关系被大幅压缩，因此，原先的产业方式应该做出改变。
❷ 原先对于“新”和“快”的追求，在新媒体时代应该让位于“深度”和“角度”。专业媒体应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生产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内容，才能在时空无法接近的时代，从心理上接近受众。
❸ 原先对于“大众”的追求，要向“社群”迁移。面对越发分裂的受众群体，再去追求一个统一的“大众”化的受众是不显示的。新闻生产者要更多的了解自己的目标受众，走向分众化的内容创作方式。当然，在变革之外，同样需要坚守：
➤ 媒体的公共性需要坚守。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社会信息网络中的中介节点，媒体的使用要服务于公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媒体坚持在运作和报道中的公正，将媒介作为“公器”来进行使用。
➤ 媒体的开放性需要坚守。在后真相时代，各类信息各类观点层出不穷，媒体不应该成为某一群体或某一观点的表述工具，它应该致力于“让意见相左的各类认识和平相处。”作为平台的媒体，应致力于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协商关系，为各个群体搭建桥梁。
当然，这更多的要寄希望于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受众应该寻求多方信息源，而不只是满足接受一方提供的消息，对不确定的消息保持怀疑的态度，并且轻易不传播。“后真相”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基于情感去评论新闻，却很少有人对于事实作出考据。正如知名媒体人白岩松所说，如今新闻界的一大隐忧是“炒菜的人越来越多，而种地产好粮食的却在减少”。由此可见，后真相紧密的关联于“假新闻”“舆情反转”“回音室效应”等多种在新媒体时代被关注的问题。因此可能在考题中会被结合考察。更进一步的，从媒介哲学和媒介伦理的角度，有如下问题在后真相时代不得不被思考：社交网络具体是怎么导致人们对原本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丧失信任的？什么时候人类最容易被虚假信息骗到，我们是否有可能对此作出预防？要怎么教育下一代人获得应对 truth decay 的批判性思维？“后真相”的影响在不断泛化，真实性的缺失足以动摇现代社会的信任根基。而社会信任的重建，则需要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合力。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J]. 胡翼青.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4):5-13+126.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03):28-33+61+147-148.迈克尔·舒德森,周岩.新闻的真实面孔——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寻找“真新闻”[J].新闻记者,2017(05):75-77.小编 | 二喵责编 | 北北声明 | 文中所有配图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或网站，此处仅为配图表达。如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留言通知我们，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