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海姆 | 乌托邦思想结构的变化：在现代各阶段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3.27-1947.1.9），德国社会学家。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代表人物。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更多阅读可参见：《曼海姆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图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a）乌托邦思想的第一种形式：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

从我们的问题的观点来看，现代历史决定性的转折点是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千禧年主义”与社会被压迫阶层的积极要求结合了起来。关于地球上开始出现一个千年王国的思想，总是包含着一种革命倾向，而教会则尽力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麻痹这种超越局势的思想。这些每间隔一定时间便复活的信条再次表现在弗洛雷斯的若阿基姆身上，但他还没有把它们看作是革命化的思想。然而，在胡斯派成员那里，以及在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浸礼教徒那里，这些思想变成特定社会阶级的活跃分子的运动。直到那时为止，那些不是与明确的目标无关系就是集中在来世目标上的渴望，突然呈现出世俗的色彩。这些渴望现在被认为是此时此地可以实现的，并为社会行动注入了奇特的热情。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89-1525），德意志平民宗教改革家，农民战争领袖。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神学博士，精通古典文学和人文主义文学。[图源：denstoredanske.dk]

“政治的精神化”可以说开始于这个历史转折，它或多或少影响了当时的一切思潮。然而，精神紧张的根源，却是产生于社会被压迫阶层的乌托邦思想的出现。如果我们在这里把政治理解为所有社会阶层或多或少自觉地参与具有某种世俗目的成就，而不是宿命地接受事件本身或来自“天上”的控制，那么正是在这个转折点上，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

中世纪以后时期的下层阶级只是逐渐地在总的社会进程中呈现出这种动力的职能，而且是一点一点地意识到它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性。正如已经指出的，即使是这个阶段也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阶段相距甚远，因而它是逐渐导向这一阶段的过程的起点。因此，社会被压迫阶级以一种更明显可辨的方式在整个社会进程的动态发展中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从这时起，我们能够对目的和心理状态做越来越多的社会区分。

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思想的这种最极端形式是自那时以来历史上的唯一决定因素。虽然如此，它在社会领域中的存在，甚至对对立的思想还是产生了几乎不断的影响。连乌托邦思想的这种极端形式的反对者，也不知不觉地和无意识地根据它来为自己定向。乌托邦的想象力唤起了一种相反的想象力。革命者的这种千禧年主义的乐观主义最终导致了顺从的保守态度和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态度的出现。

这种情况不仅对于政治，而且对于那些精神上的努力也是重要的时机，这些努力已融入了实际运动而且摒弃了它们超然的、冷淡的立场。狂热的能量和欣喜欲狂的感情爆发开始在世俗的环境中起作用，原先超越日常生活的紧张状态成了其内部的导火线。不可能的事物产生了可能的事物，上帝干预了世俗，制约着实际事件。现代乌托邦的这种根本的和最极端的形式是从一种奇特的材料中形成的。它与农民或最下等阶层的精神激动和肉体兴奋相一致。它既是强健的物质的，又是非常精神的。

最令人误入歧途的，莫过于试图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理解这些事件。“思想”并不驱使这些人去从事革命行动。革命行动的实际爆发取决于狂热和狂喜的能量。这里在激发积极的乌托邦功能的意识中超越现实的因素并不是“思想”。把发生于这个阶段的一切都看作是“思想”的后果，是一种无意识的歪曲，它产生于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人道主义的阶段。思想史是一个“思想-冲击”时代的创造物，这个时代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主要经验来重新解释过去。激励人们在农民战争中进行革命行动的不是“思想”。这种爆发植根于人们心理很深的充满活力的和基本的层次中。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理解千禧年主义的实质，如果我们想从科学上领悟它，首先有必要把千禧年主义本身同千禧年思想籍以进行思考的形象、象征和形式相区别。因为，我们的经验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里站得住：已经形成的东西，事物所呈现的表达方式，倾向于脱离其本源，并独立于激励它们的动机而自行其是。千禧年主义的本质特色是它总是倾向于使自己脱离它自己原先的形象和象征。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的动力并不存在于它的外在表现方式中，因此仅仅基于思想史来看待这种现象便不能公平地对待它。这样的看法常常就有抓不住要点的危险。如果我们使用思想史的方法，我们便倾向于把已变得无内容的参照构架史取代千禧年主义的实质的历史，也就是使千禧年主义思想史仅仅如它本身的那样。同样，对主张千禧年主义的革命者的生涯所作的研究，也容易导致错误，因为千禧年主义体验的性质是随时间而减弱，并在个人的体验过程中经历着不停的变化。因此，为了紧紧把握研究本身的主题，我们必须找出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使我们生动地观察物质，并仿佛像我们亲身经验它那样展现它。我们必须不断自问，千禧年主义本身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实际表现在我们所论述的思想和体验形式之中。

千禧年主义体验的唯一真实、而且也许是唯一直接的识别特征是绝对的存在。我们此时此地总是占据着某种时空阶段上的位置，但从千禧年主义体验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占的位置只是偶然的。对真正的千禧年主义者来说，现在成了一个裂口，先前内在的东西通过它突然爆发出来，控制外部世界并改变它。

神秘主义者不是生活在欣喜若狂的回忆之中，就是生活在对它的渴望中。他的隐喻把这种狂喜描述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不能被看成在时空意义上与来世的封闭世界相一致。它也许是这种同样的狂喜的内容，由于此时此地转而与千禧年主义者最接近，但他不是为了简单地喜欢它，而是为了把它激励起来，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托马斯·闵采尔这位千禧年的预言家，自己作了如下表述：

“因此，所有预言者都应以这种方式来讲话。‘因此上帝说道，’而不应说成‘因此上帝说过’，好像那是发生在过去而不是发生在现在。”

神秘主义者的体验是纯粹精神的，如果在其语言中有感官体验的痕迹的话，那是因为他必须表达一种表达不出的精神联系，而且他只能在日常生活的感官类比中找到自己的象征。然而，对千禧年主义者来说，感官体验总是表现得极为强烈，而且不可从他的精神性中分离开来，正如他不能从他当前的现在分离开一样。仿佛他是通过这种当前而首先进入世界，然后又进入自身的。

姑且引用闵采尔的一段话：

“我只要求你接受我生活与呼吸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这样它回到我这儿来时就不应是空荡荡的了。把这个世界放到你心中吧，我以基督鲜血的名义恳求你。我考虑你，也希望使你考虑我。如果我不能做到这点，我便是暂时而永恒的死亡之子。这是我所能给予你的最高保证。”

千禧年主义者期望与当前的现在结合。因此，他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沉湎于对未来的乐观的希望或浪漫的回忆。其态度的特征是紧张的期待。他总是在警觉地盼望着吉祥的时刻，因此心中并无清晰的时间观念。实际上他并不关心将要到来的千禧年：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太平盛世千禧年在此时此地发生，而且它产生于世俗生存，如同从一种生存突然转变成另一种生存。对于来世的未来的许诺对他来说不是使发生推迟的理由，而只是一种定向，是对某些事件一般进程的外表的东西，从这一出发点他留心准备好作跳跃。

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并不懂得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自从政治变革的这种形式最早出现起，千禧年主义便一直伴随着革命的爆发并赋予其精神。当这种精神减弱并遗弃这些运动时，便在世上留下了赤裸裸的大众疯狂和没有精神意义的狂怒。千禧年主义把革命本身看成一种价值，不是一种为了达到理性上的目的不可避免的手段，而是当前的现在唯一创造性原则，是渴望实现它在尘世上的愿望。巴枯宁说过：“进行破坏的愿望是一种创造性愿望，”因为他心里有撒旦，他爱把撒旦说成是通过传播不良影响而发挥作用。他对实现理性上仔细思考的世界根本不感兴趣，这一点已由他的陈述而昭然若揭：

“我不相信什么宪法或法律。最好的宪法也不会使我满意。我们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大动荡、活力、一个新的、没有法律的、因而是自由的世界”。

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俄语：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й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主要对手。著有《上帝与国家》《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等。[图源：lssdjt.com]

每当狂热的心灵对扩展了的视野和意象感到厌烦时，我们便看到对一个更好的世界具体许诺的出现，虽然它决不意味着完全被接受。对于这种思想而言，对一个离开时间与空间的更好世界的许诺就像是空头支票，其唯一的功能便是在我们已提到的“超越事件之外的世界”中固定一点，充满期望地等待着吉祥时刻的人可以从这一点起确信已经超脱了仅仅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境地。他不与此时此地在“邪恶”中发生的任何事件站在一起，而只等待事件的危急关头和这个时刻的到来，那时环境的外部联系恰好与他灵魂中欣喜若狂的不安相一致。

因此，在观察千禧年思想发展的结构和过程时，如果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空间的乌托邦，而不是一个时间的乌托邦，如果在理性和启蒙时代中，理性推断的严密体系开始渗入乌托邦的观念，那并非十分重要（尽管对主题多样化的历史而言它可能是有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的、公理的出发点、演绎程序的严密系统、包含在公理中的动机的内部均衡，像乌托邦幻想一样，能够确保内心的一致和与世界的分离。

此外，远离仅在理性上才是正确和有效的时间和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通过这些乌托邦梦想更可能导向超经验的外部领域，而乌托邦梦想充满着世界的有形内容。

没有任何事物比严密的理性系统更远离实际事件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任何事物比充分自我包容的、唯理智论的世界观包含有更多的非理性动力。然而，在每一种正式的理性系统中，都存在这一危险，即千禧年欣喜若狂的因素会在理性的外表后面逐渐消失。因此，并非每一种理性的乌托邦都等同于千禧年主义的信念，也并非每一种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乌托邦都代表与世界的脱离和疏远。理性的乌托邦的抽象性，同一种敏感地警觉着的对完整和当前的千禧年信念所具有的强烈的感情冲动相矛盾。因此，理性乌托邦思想尽管常常产生于千禧年思想，却又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后者的主要对抗者，正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倾向于越来越转而反对千禧年主义一样。

（b）乌托邦思想的第二种形式：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

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也产生于与现存秩序的冲突。在其典型形式中，它也建立了“正确的”理性概念来与邪恶的现实相对抗。然而，这个反概念不是被用来当作一个蓝图，世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将根据它来重建。它只被用来当作一把“尺子”，据此可以从理论上来估量具体事件的进程。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不过，它不是希腊传统的静态的柏拉图的思想，后者是事物的一种具体的原始模型，是一种最初模式；然而在这里，思想被设想为投向无限未来的正式目标，它的作用是在尘世事务中仅仅作为制约手段而活动。

然而，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区分。比如在法国，形势发展成熟为一种对唯理智论的乌托邦的政治攻击，这种乌托邦采取了具有鲜明外形的理性形式。在不可能走这条道路的地方，比如在德国，乌托邦便转变为内向，并呈现出主观色彩。这里，人们不是在外部行动或革命中寻求进步之路，而只是在人的内心构造及其变化中去寻求它。

千禧年思想割断了与我们之中发生的日常进程中那些历史存在阶段的联系。它随时都倾向于转向敌视世界，敌视世界的文化和所有成果以及一切尘世的成就，并把它们看作只是一种对最基本的努力过早的满足，而这种努力只能从凯洛斯那里得到充分满足。自由主义者的根本态度是以积极接受文化，使人类的事务带上伦理色彩为特征的。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多半起批评者而不是创造性破坏者的作用。他不打破与当前-此时此地的接触。围绕着每一事件，都具有给人以启发的思想和将要实现的精神目标的气氛。

希腊神话中，凯洛斯（Kairos）是机遇之神——关键时刻的守护神。[图源：360doc.com]

对千禧年主义来说，精神是一种充满我们全身并通过我们表现出来的力量。对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来说，精神是那个“彼岸世界”，当它被吸收到我们的道德良知时，它激发着我们。是各种思想，而不是赤裸裸的狂喜在法国革命的前前后后直接地指导着那个时代的活动。这个革命致力于重建世界。这种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从政治领域传播到文化生活的一切范围，最后在“理想主义”哲学中达到顶峰，试图达到自我意识可以达到的最高阶段。现代哲学史上最多产的时期恰巧与这种现代思想的诞生和发展相一致，而且当它在政治领域重新开始受到狭窄的范围限制时，这种哲学中适合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观的特殊倾向便开始解体了。

理想主义哲学的命运也与其提倡者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以致于我们至少不能忽略在这一联系中指出这种关系最重要的阶段。就其社会职能而言，现代哲学起到了推翻教士-神学的世界观的作用。当时两个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绝对君主制和资产阶级首先奉行它。只是后来，它才成为资产阶级的专门武器，在资产阶级身上，它开始同时代表文化和政治。当君主制走向反动时，它便在神权思想中得到庇护。甚至无产阶级也从理想主义哲学的唯理智论的框架中挣脱出来，它先前与资产阶级——现在它意识到的对手共同相信这种哲学。

现代自由主义思想进行着双重的斗争，这种思想具有独特的特征，非常高尚，是想象的产物。这种理想主义思想既要回避那种笼罩在千禧年主义者恳求上帝之中的对待现实的幻想概念，也要回避笼罩在世界的世俗观念中那种对物和人实行的保守的、而且往往又是狭隘的思想统治。这种唯理智论的观点在中间阶层、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有其社会基础。这种观点与代表它的群体的结构关系相一致，在被压迫阶层的活力、狂热和报复性与封建统治阶级当前的具体性之间，它的意愿与当时现存的现实完全一致，追求一条动态的中间路线。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过于专注于规范，而不关心实际存在的真实状况。因此，它必然为自己构思一个理想世界。这个阶级自视高尚，超然物外，失去了对物质的东西以及对自然的各种真实关系的一切感觉。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在极大程度上标志着合理性，即一种受正确与谬误的永恒标准调节的事物状态。甚至那时居主导地位的一代人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其哲学观——永恒的、不受任何制约的东西以及既无实体也无个性化的世界。

这里，也像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一样，艺术、文化和哲学由于是由当代社会和政治力量所塑造的，所以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主要乌托邦思想的表达。正如对应于这种理论的艺术缺乏深度和色彩一样，这种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的内容也明显地有同样的缺陷。缺乏色彩是与在这种思想模式的最高点上占统治地位的所有理想缺乏内容相一致的。因为狭义上的文化、自由、人格，都只是内容的框架，而内容却故意没有确定。早在赫德尔《论人道》一书中，因此也是在早期的“人道”理想中，就没有明确说明理想在什么地方：有时，它好像是作为目标的“理智与公正”，有时，又把“人的福利”当作值得奋斗的目标。

在哲学以及在其他领域中这种对形式的过分强调，是与所有哲学思想的中间立场和缺乏具体性相一致的。造型艺术中缺乏深度和纯线条手法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是由于把历史时间体验为单线式发展和演化的方式所造成的。这种单线发展的概念是由两种分开的源泉而来的。

一个源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理性理想树立为目标，与事物现存状态形成对照，并有必要在自然状态中所发生的事物的不完美和以进步观念来进行理性支配之间填补缺陷。规范与事物现存状态的调和是通过如下信念，即现实不停地向理性接近来完成的。尽管这种待续接近的思想起先很模糊不定，但吉伦特派的孔多塞却赋予它相对具体的、经典的形式。正如库诺从社会学观点所正确分析的那样，孔多塞把吉伦特党人失败后中间阶层幻想的破灭归咎于这些阶层所持的历史观。完美国家的最终目标并未被放弃，但革命被认为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进步观念在其自己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这是因为它发现，在它仍然坚信是单线式的发展过程中，有某些必要的步骤和过渡阶段。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过去一切临时性的事物都是被作为谬误或偏见而加以摒弃的；而在孔多塞那里，我们却至少发现，他承认在达到完美状态之前这些试验阶段的相对可行性。在一定的时期内流行的“偏见”，被承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作为那个时期的“历史图画的组成部分”，这些偏见被吸收到进步思想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进步进而被区分为阶段和时期。

进步思想的另一个源泉发现在德国。在莱辛的《人类教育》中，自然发生的进化观念，按照冯·德·戈尔茨和格利希的观点，具有世俗化的虔信特点。除了这一来源之外，如果人们认为从荷兰移植到德国的虔信主义，最初包含有某些浸礼教因素，那么，人们就可以把关于发展的宗教思想理解为千禧年思想冲动的衰减，即理解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持久不变的信仰在德国的社会环境中变为“等待和期望”，千禧年的时间意识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进化的时间意识。

这一条线从阿恩特、科策尤斯、施佩奈尔、青岑道尔夫发展到本格尔，他是与莱辛同时代的人，一位虔信派教徒。本格尔已谈到了上帝在历史上的管理，也谈到了世界自始至终持续的、一致的进步。正是从本格尔那里，莱辛接过了人类无限完美的思想，尔后又把这种观点世俗化并将它与理性信念混合起来，再后来将它的这种形式作为遗产传给了德国的理想主义。

无论这种进步概念是以何种方式出现的，无论它是作为宗教思想的待续变化，还是由理性主义的反运动表现出来，都已在其中包含了对“此时此地”具体进程的日益关心，这与千禧年思想形成了对照。

对千禧年期待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满足，现在由于带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乌托邦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位置——它就是历史进化的顶点。它不同于乌托邦的早期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使世界突然与“外部”完全脱离，这从长远来看标志着历史突变思想的相对降调。从这以后，甚至连乌托邦观点也把世界看成在朝着实现其目标（即乌托邦）的方向上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乌托邦思想越来越与转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能在漫长的时期内才能完全得以实现的思想，在现在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变成了一种规范，而这种规范一旦运用于具体细节，便能带来逐渐的改善。任何批评细节的人，都由于这种批评而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参与当今文化发展最直接的趋势，对社会事业机构的强烈信仰，以及对政治与经济形成力的信仰，这是对传统的继承者的特征；这些继承者不仅志在播种，现在也要求收获了。

但是，这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政治仍然没有开始切实把握社会的真实问题，而且在自由主义对抗国家的时期里，它仍然没有理解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赋予绝对价值的东西有什么历史意义，即权力和赤裸裸的暴力有什么意义。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说，仍然是以狭义上的文化和哲学为基础，也就是实际上以经济学和政治为基础。这种观点从保守的立场来看无论显得多么抽象，就它关心尘世的历史事件而言，还是远比脱离历史的千禧年思想具体得多。这种观点更接近历史，这可以从下述事实表现出来：总是作为一种思想结构的可靠象征的历史时代感，远比千禧年思想中的历史时代感要明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千禧年思想对形成过程毫不了解；它只对突发时刻敏感，只关注富有意义的眼前。停留在千禧年水平上的思想类型，既不了解也没有意识到有通向某一目标的道路，或者有一个发展过程，甚至当千禧年主义的反对者已经吸收了这一观点时也是如此，它只了解时代的盛衰。例如，拿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来说，在这种思潮中，千禧年思想保存了它的最纯粹的形式，把中世纪以来的现时代看作是一场简单的革命。

“这是事实的部分和革命的概念，它像康复期的发烧，发生于疾病的两次发作的间隙期间。如果它前面没有经历倦怠无力，后面没有疲惫不堪，它就根本不会出现。”

这样，即使这个观点从其论敌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它在某一时期带有保守色彩，另一个时期又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它甚至出现在现时的决定性时刻。

这种千禧年的对“现在”的绝对体验，排除了体验发展的任何可能性，可是它所起的唯一的作用是给我们提供关于时代的质的区分。根据它的这个观点，存在着富有意义的时代，也存在着缺乏意义的时代。在这个事实中，存在着对历史事件进行历史-哲学区分的重要研究方法。这种区分的意义只有在如下事实被澄清后才能着手进行，即不从历史-哲学角度区分时代，便不可能对历史作经验的考虑，而那种区分效果是潜在的，因而也是难以察觉的。上述提到的对历史时代作质的区分的首次尝试虽然初看之下似乎不可能，但它的确产生于千禧年的超然态度和狂热体验。规范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包含着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质的区分，而且除此之外还瞧不起所有成为过去的部分或现在的部分的东西，认为它们是邪恶的现实。这种思想把这些规范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将来，同时，它又把它们的实现看作产生于此时此地的形成过程，产生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事件，而不像千禧年主义者那样预期这种实现发生于某一超越历史的狂喜时刻。我们看到，由此便发展了这种典型的线性进化概念，以及先前超验的、有意义的目标和现在实际存在之间相对直接的联系。

自由思想只有作为千禧年主义者的狂喜态度的对应物才能被恰当地理解。而千禧年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常常隐藏在理性主义的外表后面，而且在历史上和社会上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持续的、潜在的威胁。这是一种反对那个社会阶层的战斗呼喊，因为这个阶层的权力来自它在现存秩序中所继承的地位，而且它最初能够无意识地以后又通过理性的估量来支配此时此地。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同的乌托邦怎样构成意识本身的整个结构，怎样反映两种历史领域之间和两个相应的、根本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歧，而这些乌托邦正体现了这些阶层的观点。

千禧年主义在衰微的中世纪世界里曾存在过一个时期，即可怕的解体时期。一切事物与另外的一切事物发生冲突。那是贵族、市民、雇工、流浪者、雇佣兵的世界，所有的人都相互争斗。那是一个剧变和骚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寻找着外部表达。在这种冲突中，意识形态并没有十分清晰地定形，也总是不易明确确定每一种意识形态所属的社会立场。正如恩格斯所清楚地看到的，正是农民暴动首次把宗教改革的精神和思想混乱简化为更简洁和更不含糊的术语。现在变得更明显的是，千禧年的体验是社会最下层阶层的特征。构成其基础的是被压迫的农民、雇工、刚出现的流氓无产者、盲目虔诚的牧师等所特有的精神结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著有《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等。[图源：ites.google.com]

又隔了很长时间，才出现了这种接着而来的乌托邦形式。在这期间，社会领域已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骑士变成了官员，自耕农成了顺从的市民”（弗赖尔语）。这种接着而来的乌托邦也不是社会秩序中最底阶层的表达，而是中间阶层的表达，正是中间阶层通过有意识的自我修养来进行自律，并把伦理和知识文化看成它的主要自我辩护（针对贵族），还不知不觉把体验的基础从狂喜状态转移到教育方面。

从千禧年主义者的观点或从保守主义者的具体方法来看，无论自由主义观点显得多么抽象，它仍然使现代史一个最重要的时期有了生机。它的抽象性只是由左的和右的两方面批评逐渐加以揭示的，但却从未被这种思想的最初拥护者所感受到。也许，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它容许了多种可能性的存在，并刺激了幻想）存在着一种新颖的和青春的气质、富有启发性和鼓舞力的气氛，甚至连老年的黑格尔也感受到了这些，尽管他转向了保守主义。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回忆起了革命时期伟大思想的深远影响。与千禧年主义的焦虑阴沉相反，唯理智论思想的各种主要因素是面向明亮的日光的。启蒙运动的主导基调，那种光明终会普照大地的希望早已复活，甚至在这一晚期赋予了这些思想以推动力。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柏林大学校长。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著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图源：fineartamerica.com]

然而，除了这种被刺激幻想的许诺和遥远的地平线以外，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推动力，贮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诉诸于自由意志，使现存的不确定和不受制约继续下去。不过，保守思想的独特特点，在于它使这种体验变得迟钝。而且，如果人们想用一句话来阐述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就的话，那就可以说，与自由主义观点明显不同的是，它积极地强调我们的观点和行为的确定性。

（c）乌托邦思想的第三种形式：保守主义思想

保守主义思想本身没有理论化的倾向。这是由于人们只要很好地适应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实际环境，就不会对其作理论分析了。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他们倾向于把环境看作是自然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因而不存在问题。保守主义思想本身没有乌托邦思想。在其结构中，这种思想完全理想地与现实处于和谐之中，而且还曾暂时支配着现实。这种思想缺乏进步冲动所具有的对历史进程的反思和说明。保守的知识类型最初是那种赋与实际控制力的知识。它是由习惯、而且往往还是由对环境固有的因素进行反思的定向组成的。目前还残存一些理想的成份，它们是前一些时期紧张状态的遗物，在这种紧张状态中世界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这种紧张状态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宗教和神话的紧张状态，它们一直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现阶段思想倾向于把在偶然的具体形式下出现的整体环境接受下来，好像这就是世界的适当秩序，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无问题的。只有对立的阶级的反击，以及它们打破现存秩序限制的倾向，才使保守主义思想对自己的支配地位的基础提出质疑，才必然引起保守主义者对自身作历史-哲学的反思。这样，又出现了作为自我定向和防卫手段的反乌托邦。

如果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还实际上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如果它们没有在各自的反意识形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成为自我意识的保守主义倾向就可能仍然是隐伏的，而保守主义的观点可能会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行为层次上。但是，社会上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占支配地位集团的意识形态的进攻，事实上使人意识到了仅仅在生活与行动中自我表明的态度和观点。在对立的理论的刺激下，保守主义思想只是在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观念。难怪，虽然所有的进步集团都认为观念先于行动，但对保守派的黑格尔来说，关于历史事实的观念只是事后才明显，那时世界已呈现出固定的内在形式：

“关于想教导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愿望，我只想加一句话：对这个意向来说，哲学至少总是姗姗来迟的。作为对世界思考的哲学，只是在现实已完成其形成的过程并作好了准备时才出现的。因此，历史证实了这个概念的教导，即只有当现实成熟时，理想才作为现实的对应物而出现，领悟现实世界的本质，并把现实世界铸成一个理性的王国。当哲学把灰色的现实描绘成灰色时，一种生命形式已变得衰老，由于这种灰色，它不可能返老还童，而只能被人们所了解。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夜色降临时才起飞”。

在保守思想中，“智慧女神的猫头鹰”的确只在接近黄昏时分才开始飞起来。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初形式并不涉及观点。可以说，正是保守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对手，迫使它进入这个斗争的领域。思想发展的独特性似乎恰恰在于，最新的论敌支配着战斗的速度和形式。在以下所谓的进步思想中肯定没有多少道理：只有新事物有继续存在的前途，其余一切事物都逐渐地消亡。更确切地说，受到新事物逼迫的旧事物必须不断改变自身，必须使自己适应最新近的对手的水平。这样，当前那些一直还在沿用旧的思维模式的人，在进行社会学争论的时候，也必须求助于那些同样的方法。同样，在19世纪初叶，自由主义-唯理智论的思维模式也逼迫保守主义者以唯理智论的方法来说明自身。

我们有趣地看到，最初的保守的社会阶级，尽管起先通过与土地的接近而获得了稳定性，但却不能对他们自己的地位进行理论解释，从而发现保守主义思想成了那些依附于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家的工作。

在保守的浪漫主义者方面，尤其是在黑格尔方面的成就，在于他们理性地分析了保守存在的含义。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这种态度已暗含于实际行动中，但还没有明朗化。因此，如果保守主义者的思想一致，那就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思想完全不同。黑格尔的巨大成就是针对自由主义思想建立了保守主义的相对物，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人为地编造了一种态度或行为模式，而是因为他将已存在的经验模式提高到理性层次，并强调那些标志着它与对待世界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同的特征。

保守主义者把代表启蒙时期特征的自由主义思想看作是夸夸其谈的、缺少具体内容的东西。正是从这个角度，保守主义者向自由思想发起了进攻并贬低其价值。黑格尔认为自由主义思想不过是一种“观点”——一种赤裸裸的意象——一种纯粹的可能性而己，人在这种可能性中求得庇护，挽救自己，逃避当前的需求。

为了反对这种仅仅是“观点”和主观意象的东西，保守主义者把思想设想为植根于、而且具体表现于此时此地活生生的现实中。这里没有含义与现实、规范与存在的分离，因为乌托邦的、具体化了的思想在关键的意义上是在现世界。在自由主义那里，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规范，在保守主义那里，则变成了国家有效通行的法律具体内容。在文化的形象化形式中，在艺术和科学中，精神上自我展开，思想以实在的丰富性来表达自己。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自由主义乌托邦中，在人道主义思想中，与千禧年的狂热相比较，存在着与“此时此地”相对的接近。在保守主义中，我们发现接近“此时此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乌托邦思想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存在的现实之中。

显然，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事实：现实，即“此时此地”，不再是被体验为“邪恶”的现实，而是被体验为最高价值和含义的体现。

虽然乌托邦，或者说思想，确实已变得同具体的现实存在完全一致，即是说已被吸收到现实之中，但是，这种体验模式（至少在这种潮流创造性的顶峰时期）仍然不能导致消除紧张状态，也不能导致迟缓地被动地接受状态本身。思想和存在之间的某些紧张状态，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并非这种存在的每一种成分都体现了含义，而且总是有必要区分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以及目前我们不断碰到的还没有被掌握的新任务和新问题。要获得某种定向的规则，我们不应依赖于主观冲动，而必须唤起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过去已变得具体化的那些力量和思想，唤起迄今通过我们已创造出这些成果的精神。但这种思想，这种精神还没有理性地出现，还没有在许多可能性中间被任意地选择为最佳的可能性。这种思想在我们这里或者被主观地理解为“无声地发挥作用的因素”（Savigny），或者被理解为在社区的民间的、民族的或国家的集体创造中，把自己展现为内在形式的圆满实现，而这种形式的大部分在形态学上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种形态学的视角指向语言、艺术和国家，从这一点继续发展。大约就在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现存秩序运转并激发积极思索的同时，歌德从这一行动的探讨转向沉思，即转向形态学。他开始把直觉当作科学工具来使用。历史学派的方法有点类似歌德的方法。他们通过观察语言、习俗、法律等，不是通过抽象的概括，而是通过同情的直觉和形态上的描述，来继续“思想”的传播。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他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致月词》《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图源：skepticism.org]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经验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即对应于这种社会地位的乌托邦形式），有助于构成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一部分理性生活。在对“内在形式”的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探求中，都存留着同样具有确切性的保守主义态度；当这种态度向外突出时，便表现为对历史确切性的强调。根据这个观点和从对世界的这个态度来看，人决不是绝对自由的。一般说来，不是一切事物和每个特殊的事物都可能存在于每个时刻和每个历史社会之中。存在于任何特定时代的历史个性的内在形式，无论是个人人格的还是民间的精神，以及外在的状况都与隐藏在内在形式背后的过去一起决定着未来事物的形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存在于任何特定时代的历史结构都不能人为地建造，而是像植物一样从其种子成长起来。

甚至乌托邦的保守形式，即一种植根于现实和表现在现实之中的思想观念，说到底，只能根据它同其他与之共存的乌托邦形式的斗争，才能被理解。它的直接论敌是已被改变成理性主义术语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在这种思想中，强调经验中规范的、“应该”的东西；而在保守主义中，强调转移到存在的现实，即强调“是”什么。一个事物只因其存在便具有了更高的价值，无论是因为它体现了更高的理性（如黑格尔的情况所示），还是因为其非理性所具有的神秘化的和迷人的效果（如施塔尔的情况所示）。

“能体验某种可以被说成‘它是’什么的东西，那简直妙极了！诸如：‘这是你的父亲，这是你的朋友，通过他们你才有了现在的地位。’‘为什么恰恰会是这样？’‘为什么你恰好是你这样一个人？’这种不可领悟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从来不可能完全包含在思想之中，并且存在不是逻辑的必然性，而是基于更高的自主力量。”

这里，在一方面体现并表达在现实之中的观念同另一方面仅仅存在的观念（源自保守主义的平静日子）之间所包含的冲突，好像要把它们转变为完全一致，而保守的无为主义则倾向于以非理性手段为一切存在之物辩护。

这种体验和思维模式的时代感完全与自由主义的时代感相对立。对自由主义而言，未来是一切，而过去则什么也不是，而体验时间的保守模式在发现过去的意义之中，在发现时间是价值的创造者之中，则对它的倾向的意义找到了最好的证实。对千禧年的思想来说，时间的持续根本不存在。而对自由主义来说，只能在从今以后的时期内它才产生进步。但对保守主义而言，存在的每一件事物之所以都有积极的和名义上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它已缓慢而逐渐地进入了存在。因此，保守主义不仅把注意力转向过去，试图使过去不致被遗忘，而且还把整个过去具有的当前性和直接性当作了实际体验。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不能再被当作仅是时间的单线式延伸，它也不仅仅是把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路线联结到从现在到将来的发展路线上。这里所讨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想象中的第三维，它源于如下事实：过去实际上被体验为现在。

“当代精神的生活是阶段的循环，这种循环一方面仍然是一种同时的共存，只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才显示为已逝去的时间的继续。那种使精神似乎隐藏在其背后的体验，也存在于现在的人生之中。”（黑格尔语）。

千禧年体验的场所是在时间领域之外，但是在这个时刻当它闯入时间领域时，便把这偶然事件视为神圣时刻。自由主义的体验确立了存在与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因为它把思想作为有意义的目标转移到未来，而且通过进步过程，使乌托邦的许诺至少在某些方面在我们之中被逐步实现。保守主义的体验把曾经从远处支配着我们而又由我们给予表达的精神，同已经存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使之变得客观，在各方面得到发展，从而赋予每个事件内在的、固有的价值。

保守主义体验模式，除了与自由主义思想作斗争外，还得向千禧年观点发动它自己的特殊论战，它把千禧年观点一直看作是一个内部的敌人。这种同样的千禧年体验还在再浸礼教徒时期就开始活跃在世界上了，等待它的是另一种命运，有些不同于那些已提到过的命运。我们已在千禧年体验中看到了三种引起改变的趋势。它或者保持不变，坚守最初的爆发般的形式，并常常与根本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例如在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中；或者减弱或消失；或“升华”成为一种思想。当它因转为向内而保持了其超现世的和狂热的倾向时，它便沿着另一道路发展，离开了以上所提到的那些道路，于是它不再敢于进入世界去冒险，从而失去了与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接触。为外部环境所迫，德国的千禧年-狂热的体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循着这条向内转的道路。在德意志各国可以追溯至很长时期以前的虔信派潜在倾向，就代表了曾经是千禧年狂热的这种内转。

即使当这种狂热体验向内转时，它对现存秩序也构成了危险，因为它不断受到向外表现自己的诱惑，只有长期的约束和压抑才能将它改变成无为主义。因此正教不断地进行反对虔信主义的战争，只有当革命的攻击不得不召集所有可利用的力量，以便给统治权力赋予精神意义时，正教才与虔信派公开联合起来。在外部的压力下，以及由于社会学上可理解的结构状态，千禧年体验才通过这种向内转自然地经历了特征上的改变。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可以详细探究“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因素是如何发生结构上的相互渗透的。千禧年体验最初表现为强大的和肉体上的冲动，在其受到压抑之后，就变得十分乏味和空泛，淡化为仅仅是热情而已，而其狂喜的因素再次出现时，尽管是以委婉的形式，也只是再现于虔信主义的“觉醒体验”中。

然而，对于我们想要指出的那种关联而言，最重要的是因为失去了与现实形成过程的世界的接触（这种接触，从整体的观点来看，发生于政治领域而不是个人领域），这种态度发展为内部的不确定性。代替千禧年预言的傲慢武断的语调的是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话，是面临行动的虔信派教徒的优柔寡断。德国的“历史学派”由于其无为主义和缺乏标准，只有在它与虔信主义的连续关系得到考虑时，才能被充分理解。在能动的人身上自发地自我表现的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件事物，在这里都被剥离了其内容而被变成一个问题。“决定”变成了行动的一个独立的方面，它不堪于各种问题的重负；这种把行动和决定从概念上分离开来的做法只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不是消除了它。虔信主义所提供的内心启示并不能为日常生活的大多数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如果突然有必要在历史进程中作出行动人们便把历史事件解释为上帝的意志。这时就开始了对历史作宗教解释的运动。通过这种解释，人们希望消除存在于政治行动中的优柔寡断。但这种内心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发现解决行为中的正确与否的问题，也不能为历史提供神圣的指导，而只是被投向于世界。

对于行动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保守主义的体验模式也制服了这种乌托邦形式，并使其呈现出的潜在的、充满活力的能量与自己的精神相一致。这里需要加以控制的是“内心自由”这一概念，它始终有转变为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它以前曾经转变为对教会的反叛）。在这里，也是扎根于现实的保守主义思想对内部的敌人所拥护的乌托邦的影响有制约作用。根据保守主义的主导理论，“内心自由”在其不明确的、世间的目标方面，必须服从于已被规定的道德信条。我们拥有“目标的自由”，而不是“内心的自由”。后者必须适应于前者。抽象地说，这可以解释为内部的主观自由与外部的客观自由之间预先稳定的和谐。以虔信派的内省态度为其特征的这一运动潮流印证了上面的解释，这个运动潮流可以用它面临世俗问题时不幸的无能来说明。正由于这个缘故，它或者彻底投降、或者退避三舍，而把主导地位拱手让给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集团。甚至在今天，还有一些主要的保守主义集团，它们对俾斯麦时代的权力政治不屑一顾，而且在反对俾斯麦思潮的内转方向中看到了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因素。

（d）乌托邦思想的第四种形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即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体验模式，就其本源而言，也可以被看作一个统一体，但如果观察一下它是怎样在三方面受到攻击的，便可更好地理解它的乌托邦结构。

一方面，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把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即理念推向极端，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削弱或在既定的情况下完全战胜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内部反对。它只把其保守主义者看作是其次的对手，正如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一般都更猛烈反对与已相近的对手，而不是较远的对手，因为落入近敌观点的倾向更大，因此必须特别防范这种内部的诱惑。比如，共产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比它反对保守主义劲头更大。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有可能从保守主义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由于这种多方面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因素起源较晚，因此这一乌托邦因素显示出两面性。它不仅代表了一种妥协，而且也代表了在对迄今出现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进行内部综合的基础上的新的创造，这些乌托邦一直在社会上相互斗争着。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下述意义上是一致的，即两者都认为，自由和平等的王国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实现。但社会主义把这个未来放在一个更加具体确定的一点时间上，即在资本主义文明崩溃的阶段。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在对未来目标的看法上保持一致，是由于两者共同反对保守主义对现存秩序的直接接受和确认。由于遥远目标具有很大程度的不明确性和精神性，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反对千禧年的狂热，两者都承认，潜在的、狂热的能量必须通过文化理想而得到升华。

但是，就问题是思想渗入到进化过程和思想是逐渐发展而言，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以精神上升华了的形式来体验它。我们这里面对的是以具有新奇实质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它几乎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后者有明确的存在条件，对它的理解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思想不是梦想和意愿，不是绝对领域传送来的想象的命令；它们有其自己具体的生命，在整体过程中起明确作用。当它们变得不合时宜时便会消亡，而当社会进程达到某一结构状态时，它们就能够被实现如果与现实没有这种关联，它们仅仅成为令人困惑的“意识形态”。

当人们转而考虑自由主义者时，便从一个视角发现自由主义者思想的纯形式的抽象性，这与保守主义者所利用的思想完全不同。那种只是在人的主观态度中才得以实现的“单纯的观点”，即思想的单纯意象，在这里也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而且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攻击，而不是受到保守主义的反对。具有抽象的良好意愿，并假设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由的王国，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自由的因素并不受到控制。有必要意识到真实的条件（在这里指经济和社会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意愿才可能成为可行的。还必须研究从现在引向遥远目标的道路，以便验证当代过程中的那些力量，在我们的指导下，这些力量内在的、能动的性质一步步引向思想的实现保守主义把自由主义思想贬低为只是一种观点，而社会主义在分析意识形态时，构思出一种一致的、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试图通过显示这些对手的基础存在于现存状况，来消灭他们的乌托邦观念。

从这以后，便发生了旨在使论敌的信念根本瓦解的拼死的斗争。因此，我们所讨论的乌托邦思想的每一种形式都转而反对其余的每一信念，追究它是否与现实相符，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存在的不同构成形式都被作为现实而显示给论敌。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经济和社会结构成为绝对的现实。这种结构成了文化整体的载体，而保守派则把这个整体看作一个统一体。保守主义的民众精神概念是首次的重要尝试，它把理智和精神生活的那些明显孤立的事实，理解为它们都发源于个单一的创造性能量的中心。

对自由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而言，这种推动力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相反，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中，由于被压迫阶层长期被唯物主义取向所吸引，便有了对存在的物质方面的颂扬，而这些物质方面原先仅仅被体验为消极的和妨碍的因素。

世界本身始终是一切意识结构的最典型的标准，甚至在对构成世界的因素作本体论评价时，一种与其他思维方式所使用的价值相反的价值等级，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物质的”条件以往只被看作是思想道路上的邪恶障碍，在这里却被视为世界事物的动力因素，其表现形式是经济决定论，而这个论点又以唯物主义的术语加以重新解释。

那种与这个世界的历史-社会状况取得紧密关系的乌托邦，不仅将目的越来越置于历史的框架之中，而且还把可以直接达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抬高和精神化，以表现其与世界的接近。从本质上说，这里所发生的是一种独特的同化，即把保守主义的决定论同化到力求改造世界的进步的乌托邦之中。保守主义者由于其决定论的意识，便赞颂过去，尽管（甚至正因为）过去有决定性的功能，而同时又果断地、恰当地指明了过去对历史发展的意义。然而，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正是社会结构成为历史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而且它的（在有吸引力的形式下的）形成力量被看作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

然而，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新奇现象，即决定性的感觉，是与定位在未来的乌托邦完全不矛盾的。保守主义思想自然把决定性的感觉与对目前的确认相联系，而社会主义则把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与当前革命行动所看到的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时、自动加于自身的制约结合在一起。

这两种最初直接相联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离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种对立的但又相互作用的派别。那些最近获得了权力，并通过参与和分担维持现存秩序的责任而与现存事物结合在一起的集团，通过赞成有条不紊的渐进演化而发挥着延缓作用。另一方面，那些在现存事物中还没有既得利益的阶层，则成为共产主义（还有工团主义）理论的信奉者，这一理论强调革命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然而，分裂发生在这个过程的后期，在此之前，这种进步的思想首先必须不顾其他党派的反对而确立自己。有两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一是千禧年主义中包含的历史的非确定性，它采取的现代形式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二是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视而不见，它与自由主义“思想” 中的非确定性相吻合。

在现代千禧年体验的历史中，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冲突是决定性的。正是在这个冲突过程中，千禧年主义乌托邦才告终。

一个准备掌权的集团越是力图成为一个党派，就越是不能容忍这样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旨在以宗派的和突发的方式，在政权没有决断的时刻以革命风暴来夺取历史的堡垒。在这里，一种根本态度的消失（至少以我们已提到过的那种形式），也与构成其背景（如布吕巴赫尔所指出的那样）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解体紧密相关。巴枯宁的前卫，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律联盟，在钟表制造业的家庭生产制度被工厂制度取代后解体了，而他们正是这种家庭生产制度的参与者，这种生产制度使他们的派系态度得以形成。狂热的乌托邦的无组织的、动摇的体验被组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所取代。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某一集团想象时代的方法，最清楚地显示了与其意识的条理化相一致的乌托邦类型。在此，时代被体验为一系列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乌托邦的这种解体是突然的和无情的，但这是由历史进程本身命定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具有强烈激情的观念在政治舞台的前台上消失了，而决定论的感觉控制了扩大了的领域。

自由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联在于：前者也有具有非决定论的感觉，即使它（如我们已看到的）通过进步思想达到了与具体历史进程相对接。自由主义的非决定论感觉基于这种信念，即确信自己与绝对的道德需要领域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与思想本身有直接关系。这种道德需要领域并非从历史中获得其效用；但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种思想可能变成历史中的一个动力。历史过程并不产生思想，它只是发现思想，传播思想，以及对思想的启蒙，使它们成为历史的动力。当人们开始不仅把自身，也不仅把人，而且还把这些思想的存在、效力和影响看作是受制约的因素，把思想的发展看作与存在紧密相联，看作是历史-社会进程的组成部分时，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发生了。首先，对社会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反对它的敌人中的这种绝对主义的思想，而是在自己的阵营中确立反对仍然居支配地位的理想主义的新态度。因此，很早便发生了这种背离“大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恩格斯作了最好的分析。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仍以旧的唯理智论方式梦想着他们的乌托邦，尽管他们已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印迹。他们所处的社会边缘地位表现在扩大了社会和经济视野的发现之中。然而，在他们的方法上，他们保留了启蒙运动特有的非决定论。

“社会主义对他们三人来说是绝对真理、理性和公正的表现，它之所以需要被发现，只是为了以它自己的力量去征服世界。”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等，更多阅读可参见：《圣西门 |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图源：Wikipedia]

在这里也必须克服一种思想，于是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取代了其他竞争的乌托邦形式。社会主义思想比自由主义思想在更深的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根据现实来重新界定乌托邦的做法。只是在这一进程的末尾，社会主义思想保留了其预言的非决定论和不明确性，但从现存事物出发通向实现此思想的道路，已在历史上和社会上被清晰地勾勒出轮廓。

在这里，对历史时代体验的方式，再次出现了不同。鉴于自由主义者过去把未来的时代想象为导向一个目标的一条直线，现在就出现了远近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最初已在孔多塞的著作中发现，而且它对思想和行动都具有意义。保守主义已经以这种方式对过去作了区分，但由于它的乌托邦越来越趋向于与当时已达到的现实阶段取得完全的和谐，因而保守主义者对未来仍然完全未作区分。只有把决定性的观念同对关于未来的活生生的观念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创造不止一维的历史时代感。但这种有关历史时代的更复杂的视角（保守主义已为了过去而把它创造出来），在这儿却有完全不同的结构。

尼古拉·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数学家，启蒙运动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等。[图源：parisrevolutionnaire.com]

并非只是通过每一件过去的事件所具有的实际现在性，才使每一次现在的体验体现指向过去的第三维；之所以如此，还因为在过去之中准备了将来。现在实际存在的，不仅有过去，还有未来。要度量存在于现在之中的每一种因素，要洞察潜伏在这些因素之中的倾向，只有根据在未来之中的具体实现才能理解现在。

由于自由主义关于未来的概念是完全形式化的，所以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逐渐具体化的过程。虽然这种现在对未来的实现首先是由意志和充满愿望的意象强加于我们的，但这种朝向某个目标而作的努力仍在研究和行动中依然起着启发式的选择因素的作用。根据这个观点，未来总是在现在之中检验自身。同时，这种在最初只是模糊的预言的“思想”，随着现在进入未来，总是不断被纠正并变得更加具体。社会主义“思想”在与“实际”事件的相互 作用中，不是作为从外部来对事件进行规定的纯形式的、超验的原则而起作用，而是作为这一现实中的“倾向”，它不断参照这种背景而纠正自身。对于从经济到精神和理性的所有事件的相互依赖所作的具体研究，都必须在发展着的整体的背景中把相互孤立的观察聚合成一个功能上的统一体。

因此，我们的历史观就获得了一个更具体、更有区别但同时又更灵活的框架。我们用一种观点来检验每一事件，发现它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发展结构中的位置。

可以肯定，自由选择的领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限；更多的决定因素被发现，因为，不仅过去是一个决定困索，而且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也制约着可能发生的事件。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目的不再是采取以随意冲动为基础的行动，这种冲动朝向某种任意选择的此时此地，而是把注意力固定在我们存在于其中的整体结构中的有利的突破点上。这成了政治领袖的任务，就是有意加强那些力量，这些力量的原动力似乎就是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运动，而且又转向他自己的方向，或至少使那些似乎对他不利的力量不起作用。因此，历史经验真正地成为一个战略计划。历史上的每一件事现在都可以被体验为在理性上和意志上可控制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在政治领域所阐述的观点已渗入了一切文化生活：从对历史的社会决定研究中产生了社会学，而它又逐渐变成一门关键性的科学，其观点渗透到达到相同发展阶段的所有特殊的历史科学。由确定性的感觉所带来的自信和确信，同时又引起了创造性的怀疑论和受约束的冲动。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渗透了艺术领域。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想主义已经消失，而且，只要理想与存在之间的紧张状态始终存在，人们就将在靠近和直接中去找寻超验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从那时起被认为是体现于实际存在中的。

*本文选自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四章第三节，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封面图为一幅描绘千禧年结束之后，基督和所有的圣徒以及圣城新耶路撒冷重返地球，失丧者复活场景的画作。[图源：Sharp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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