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德曼 | 反叛、逃离与回归：艾滋病危机与一个社会学家的“自我旅行”

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生于1948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公开提倡社会学的道德立场，并特别关注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阐释。他的工作领域涉及社会理论、文化、性、比较社会学、民主理论及民族主义和全球化，著有《有争议的知识》等。[图源：ithaca.edu]

我可以说是60年代的精神产儿。当时我从大学退学、吸毒，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快乐和反叛的源泉，并努力去改变世界。我将社会想像成一个给自我和集体更新提供巨大可能性的领域。由于60年代最终陷入毒品、暴力、政治极端主义或者随波逐流、自暴自弃的死胡同，我跟随中产阶级的人群进入研究生院。1980年，我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能够帮助认识自我、展望不同的未来并带来变革的学科。

我回忆起我作为社会学家最初几年痛苦的醒悟经历。我希望我的同事可以分享我关于社会学的道德观，但现实逐渐让我清醒过来。我的同事几乎从不阅读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任何东西，几乎没有人讨论具有广泛公共意义的思想；社会学的文化看起来是一个狭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学”讨论和对个人地位的患得患失造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专家领地。我惊骇于这种专业化所造就的残骸：一群具有良好价值观和意愿的聪明人，但是他们的才智受到一种基本上无视历史和不同文化的学科文化的阻碍，这种文化与公共世界的道德、政治争论也没有紧密的联系。

对此我进行了反叛。我转向考察现代社会思想的根源，为的是呼吁社会学对抛弃道德承诺而自责。我着手一项关于欧洲社会理论的启蒙时代渊源的研究。我从以前反叛个人和社会的热情转向对改进社会学的探求。我希望从现代社会理论的最初启示中为社会学应当具有道德和政治目标找到一种依据。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东西：启蒙思想家和古典社会学正是将社会分析看做是社会批判和变革的工具。

随着对60年代记忆的消退，我本人的写作也开始变得不再清晰。在美国80年代厌恶政治的气氛中，我正在吸取社会学的学科文化。我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理论家”，似乎理论具有不同于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独有问题和价值。我迷失在对“理论”的探讨中，我开始感到自己的工作缺乏成果和意义，感觉自己背离了当初想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时的道德和政治动机。

艾滋病危机唤醒了我。那是在1981年，我记得当时从媒体上了解到一种夺去同性恋者生命的神秘疾病。我还记得当时媒体的歇斯底里、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恐惧以及政府的漠然。那时我正居住在新墨西哥州，努力完成一本论古典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在我专心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涂尔干的《自杀论》之时，艾滋病带来的致命危险看起来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艾滋病愈演愈烈，汇入了对60年代社会反叛的反攻倒算。美国似乎再一次陷入了政治和文化战争的阵痛中。身为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我的整个生活感到了痛苦和脆弱无助，我所看重的进步文化遭到了攻击。艾滋病就像一个敌人，夺去了我朋友的生命，也威胁着我个人的生命。在这场社会和个人的巨变之中，我的关于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让我觉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且整个社会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图为反艾滋病歧视及为艾滋病患者争取权利的活动组织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的成员，该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虽然艾滋病病毒在1970年左右传入美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图源：out.com]

用一种说法讲，我在80年代初离开了社会学。虽然完成了一本关于古典社会理论的书，但那时我研究的重心已经明显发生了转移。艾滋病和对60年代进步运动的反攻倒算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收集出版物中有关艾滋病及这股社会逆流的所有东西，不再阅读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随着有关肉体、性、性别和知识的政治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我发现自己被女权主义的文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研究、种族理论、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所吸引。在阅读和撰写这些领域的文章时，我出于实际目的退出了社会学，不再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

然而，我最终又回归了社会学，至少是与社会学和解。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写这本书的。那么原因何在？

一个青年在争取独立、使其个性得到充分保证之后，会带着一种重新找回的归属感回到他或她的家庭。也许我就是像这些人一样重归社会学这一学科。社会学是最初给我营养，为我提供思考自己和社会的新思维方式的共同体。我深切地知道自己对社会学的怨恨有多深，爱就有多重。我意识到社会学乃是我的一个家园。我喜欢把它比做一种大家庭，也许比做教会更合适。我们激烈地争吵，有时甚至发怒，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许多信仰和价值观是与我们的社会观念相联系，是因为我们彼此关爱对方，即使不总是以一种很亲密的方式，但是，作为个体我们分享共同的学科历史和文化。

我虽回归社会学，但已不再是“旅行”之前的那个我。如同其他旅行者一样，在一种异文化中度过很长时间之后，我也逐渐将自己的故乡文化视为众多文化中的一种。我将社会学的假设、概念和知识相对化了。特别是我逐渐认为，战后社会学家之间的理论争论不过是一种关于“社会”辩论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家错误地以为，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例如社会行动和秩序的逻辑、冲突范式与秩序范式之争，或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关系的问题，都切中“社会”的性质。这里的预设是，如果无论谁在任何时侯只要认真思考这个社会世界，那么他或她最终会集中精力于这些问题。人类学家会说，这正是族群中心主义的一个例证，这是一种为某个群体特殊的价值和观念要求普遍性与合法性的实践。举例讲，战后西方女性主义者没有将这些理论问题界定为核心问题。恰恰相反，女性主义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解释重要范畴的性别概念、男权统治的根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认同和差异的性质、支配与反抗的多元性等。将社会学理论相对化并不意味要否定它的重要性。社会学理论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并值得捍卫的内容，尤其是它对于自我的社会理解，它用于理解各种制度及整个社会的丰富的概念性语言，它关于社会发展、社会秩序和社会危机的论说，以及它的文化社会研究的传统。然而，特别是在最近的20年里，社会学理论过多地远离了公众生活，过多地把自然科学当做偶像一样追随，已经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许多社会学理论已经抛弃了自身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的工具来参与世界的道德和政治意图。

当我们谈起性别时，自然性别通常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不容动摇的划分范畴。然而在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to Freud （中文译名：《身体与性属》）中，学者Laqueur反驳道，性别是一种人工制品。他在研究中发现，对身体的科学认识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成为界定性别差异的主导方式；并强调要将性属划分置于不同的时代社会政治背景之下进行理解。

我重返社会学如同我最初进入社会学一样，希望找到一个社会分析受到充分重视的家园，因为这种分析是受为了世界更加美好的心愿所激励的。这不意味着要放弃经验分析，更不意味放弃分析性视角。然而，我坚信社会学的目标不在于积累知识、发展一门社会科学或建立社会学的体系，而是在于使其自身成为关于当前与未来社会面貌的持续的对话和冲突的一部分。200年来指引着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的希望就是，知识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其主要价值蕴含在它所想象和帮助创造的各种生活中。本书同样受到这个希望的鞭策和鼓舞。

*本文选自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前言部分，刘北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送标题“反叛、逃离与回归：艾滋病危机与一个社会学家的‘自我旅行’”系社会学会社自拟，特此注明。

**封面图为1985年在纽约市举行的针对艾滋病患者歧视的抗议活动。[图源：mash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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