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1947年生，美国作家和学者，目前任教于美国纽约的The New School（一所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他以写米歇尔·福柯而闻名，同时其研究涉及哲学、社会运动、流行文化、当代思想史、激进派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史等多个领域。[图源：Wikipedia]
1984年6月2日，福柯昏倒在他的巴黎公寓的厨房里。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他就在经常地光顾医院了，他罹患了一种不断干咳的毛病，偏头痛周期性地发作，身体越来越虚弱。从医生那儿得知他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他就一直在忍着痛苦和疲劳，拼命地写他的“性史”。在他这次昏倒的时候，他已完成了该书的头两卷，第三卷也快脱稿了。第二天，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名叫埃尔维·吉贝尔的青年艺术家来医院看过他。数年后，吉贝尔在他的一部传记体小说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吉贝尔写道：“他避开了我的眼光，说：‘你总以为你会在某种情况下找到某种可谈的东西，可现在事实毕竟是没有任何可谈的东西了。”’哲学家已筋疲力尽了，而且显然很痛苦，但“最厉害的打击”，小说家后来写道，还是“他的心情在变坏”。当医生们准备做一次脊椎穿刺的时候，哲学家显得很害伯：“你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这一点，对于痛苦的恐慌再没有被控制在体内，而是由外界对病灶的干预人为地引发出来了。”他从此再没有回过家。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福柯渐渐陷入了“一种虚弱屈服状态，体内的野兽由此纷纷出笼了”——吉贝尔后来这样描绘了艾滋病的危害。“我们人人体内都有一些微生物，它们是肺囊隆腺性肺炎（肺部健康的大忌）和损害大脑的血毒性囊肿的病原。健康的免疫系统能使这些微生物受到抑制，而艾滋病却会向它们亮起绿灯，由此打开毁灭的闸门。”
1976年由Gallimard出版的法文第一版《性史》（第一卷）。在1984年，医生们还无法阻止这种毁灭，也很难减轻病痛。然而结局却来得很慢。因而福柯还能读到关于他的新书（出版于6月中旬）的最初的一些评论，还能安排最后一次供发表的会谈。而且，在他生命的这些最后的日子里，在他躺在医院里经受他的最后痛苦（他为此想像已久，如今终成现实）的时候，他也还能够参与在他的病榻边悄悄展开的一场小小的戏剧——它含义蒙眬，然而透露着真情。这场戏剧是围绕着埃尔维·吉贝尔展开的——这一点，也反映了这位哲学家的气质的一个最不合常理的方面，即他讲实话时采用的那种富有个性的曲折方法。实际上每一天吉贝尔都在同福柯谈话，而且只要还有话可说，吉贝尔就不离去，直到人们不再允许他来探视时为止。实际上每一天，哲学家一开口，艺术家都会屏息静听，并随即把他说的一切全都记录下来。如果吉贝尔后来的叙述是可信的，福柯在他们的谈话中做了一件他绝少做的事：坦白。从自己的孩提时代和当时做过的一些梦谈起，他自愿地道出了他感到最能反映自己真实情感的东西。知情人都认为，吉贝尔是福柯晚年最亲密的朋友，而且他们的关系具有传统的纯洁性。虽然年仅29岁，吉贝尔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小说家、摄影家和电影剧本作家了。他的容貌带有些微的天使韵味：一头柔软的金发，嗓音低沉，目光如电。然而他的破坏性的热情却毫无神圣可言。像福柯一样，他着迷于越轨行为，着迷于各种令人疯狂的时刻，着迷于幻想与现实、快感与痛苦、生与死之间变动不居的疆界。他早期的一本小说，事实上就是一个“施虐受虐淫的故事”：据他后来坦白，该小说就是为取悦福柯而写的，只是毫无用处。“我想，他一定是觉得这本书描写的施虐受虐淫还不如他亲身经历的带劲吧。”他们是在1977年邂逅的。他们的友谊——用吉贝尔的话来说，发展得“非常古怪、非常缓慢”。那个时候，福柯很喜欢在他的巴黎公寓会见一帮才貌双全的同性恋小伙子，而吉贝尔也许是这个小圈子中最漂亮、而且肯定是最聪明的一位。他是一个现代的花花公子，但同时也是一位极善于从亲身体验中抽取超现实意象的艺术大师。
埃尔维·吉伯特（Herve Guibert，1955-1991），法国作家、摄影师，同时也是米歇尔·福柯的亲密朋友。在改变法国公众对艾滋病的态度上，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图源：Pinterest]福柯很欣赏他的艺术。在一篇1983年发表的文章里，他把吉贝尔同小说家马尔科姆·劳瑞、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和摄影家端纳·米沙尔斯（Duane Michals）相提并论，而这些都是他推崇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创作过一些使世界发生了微妙变形的作品，由此将体验转变为“一种艰难的交互作用；‘自然的’东西变成‘超乎自然的’东西，‘美丽的’东西变成‘超乎美丽’的东西，个人的作品似乎‘像（它们的）创作者的灵魂一样被赋予了某种富有活力的生命’”。同一年，福柯给吉贝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让人们领略他们友谊的那种梦幻般色彩，也说明了哲学家和小说家是怎样地同住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福柯写道：“我渴望着给你讲一讲我在观看一个小男孩时感觉到的快乐。每天的同一时刻，我都可以坐在桌旁看到他趴到俯临阿勒雷街的窗户上。他每天上午九点都要打开这扇窗户，穿一件小小的蓝色浴衣，或颜色相近的内衣，头靠在胳膊上，脸埋在臂弯里……搜求着极其强烈、能让人筋疲力尽的梦境，他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如此柔态，更其可人）……之后，他轻快地站起来，坐到一张桌子旁——他得在那里读书？写作？打字？我不知道。我只能看到裸露的臂弯和肩膀，并暗自忖度他在自己交叠的胳膊里看到了什么样的梦境，想到了哪些言语或画意。但我也想到，只有我一人，在外界从头至尾窥见了产生这些东西的过程。今天上午那窗户一直关着，于是给你写了此信，聊以自娱。”在1984年6月，这种梦幻般的色情画大概是留在埃尔维·吉贝尔脑子里的最后的东西了。福柯的生命显然在随着这个月份的时光一起流逝。这位哲学家毕生都在努力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探测他的“体验”的根源，摸索生与死之间的那条捉摸不定的界线。现在看来他真的就要一劳永逸地跨过这条界线了。而这位艺术家，尽管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曾细腻地刻画过一种病态心理，却发现自己在经受这种医院探视的考验方面没有一点经验。吉贝尔后来告诉人们，为了抑制悲痛，他偷偷决定记日记。“现在只能靠我来记述了”——他越来越确信这一点。于是，他开始将这位正在他面前死的人的思想、情绪、姿势、面貌有条不紊地记录下来，“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包括他的一举一动，他吐出的每一个单词。而他的谈话，格调清峻高雅，紧紧围绕着当时的情势，听来直让人害怕。”吉贝尔后来承认，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他觉得他的日记可能会把福柯吓坏，并且可能会因此使他后来的书和公开谈话总和他们的友谊纠缠在一起。艺术家深知，福柯这人城府极深，常常有话不说，保持着用心深远的沉默。他为福柯拍过一张照片——那是他最杰出的摄影作品之一，很能说明哲学家那种热中于同别人保持距离的性格。照片中，福柯身穿和服，似笑非笑地站在门口，背景是一片雪白。在他的两侧，有一扇打开的门和几块发亮的黑檀木嵌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扭曲地映照出福柯的形象——一个默默无言地从远处打着招呼的人。身穿和服的福柯。[图源: 詹姆斯·米勒著《福柯的生死爱欲》]
在逝世前的几个月里，福柯匆匆毁掉了几百页笔记、书信和手稿，包括一篇未曾发表的关于画家马奈（Manet）的论文。在遗嘱里，他还禁止人们在他死后发表任何他可能漏掉的东西。他不仅想死，而且想享受他在几个月之前所说的那种“死亡抹销”，就像吉贝尔后来所说的那样，只给后人留下“一堆白骨和埋在其中的一块黑色钻石——一块闪闪发光而又不可穿透的钻石，它牢靠地保守着其中的秘密”。可是，如果吉贝尔自己的叙述像它看上去的那样真实可信，那么福柯的态度就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即变得随和了，并事实上透露了（严格地说是向吉贝尔）他的某些秘密。何以至此？他为什么要披露自己掩藏了一辈子的“形成体验”的真情？
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创作于1863年的一幅布面油画《草地上的午餐》（法文：Le déjeuner sur l'herbe）。福柯在关于马奈的演讲中，曾对这幅画的空间，光照以及观察者的位置进行分析，画面中四个人物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看”作为一种主观体验是否真的能够反映“真实”。［图源：baike.baidu］
福柯自己在几个月以前讲授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几堂课时，实际上也碰巧谈起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出“真实”？我们怎么会感到不得不说出“真实”，尤其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真实”？他当时讨论的题目是parrhesia，即苏格拉底及后来的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所采用的“说出真实”的艺术。但暗暗地，福柯又在审视（并暗暗地试图改变）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惯。对“真实”的探讨是一种游戏，是不断变化的规则的偶然产物，体现为不同的社会信仰和实践——这长期以来就是他的主要论点之一。但是，他透过这些讲演的语调和内容表达的暗示，即努力说出“真实”（尤其在死亡将临之际）可能是值得一做的游戏——这却是他的一种新想法、一种和他的一贯风格迥异的东西。多年来，福柯一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抗拒“说出真实”这一命令而进行着一种“游击战”。他坚持认为，模范的人，“并非那种努力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他的隐蔽的‘真实’的人，而是那种力图发明他自己的人”，不受传统道德羁绊约束的人。在福柯心目中，这些道德羁绊中最令人恼怒的东西，大概莫过于坦白的义务。可以说这是基督教遗赠给现代社会最有害的遗产之一。由于害怕受到约束，哲学家大半辈子都在同这种“牧师式权力”进行抗争。他认为这种权力透过“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探查他们的灵魂——（和）令他们暴露自己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很有可能把“个人同他自己”束缚在一起，从而窒息他的创造力。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悲叹：“人们做着公开的和私下的忏悔”，人们承认着“罪行”、“罪恶”、“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关于童年的记忆、“过去的经历及过去的梦想”，沉浸在一种越来越汹涌的、可恶的语言洪流里，这语言冲激着我们、发现着我们、表露着我们的心迹、敦促着我们“说出最难于启齿的事情”、迫使我们“向自己的父母、师长、医生和所有自己所爱的人”进行坦白。而且这还不是全部，除此之外人们还会悄悄地，“在欢乐和痛苦中向自己作各种不可能向别人作的坦白，同时人们还会写书来谈论它”。然而，在哲学家躺在他的临终之榻上向埃尔维·吉贝尔（一个显然对那些“人们还会写书来谈论”的事情感兴趣的人）吐露心曲的时候，正像他在法兰西学院作最后几次讲演时那样，福柯实际上是在将一切都说完了和做完了之后，却又在承认着自己的无能——就是说，他无法逃避“说出真实”这一责任，尤其是他感到不能不透露有关他是谁、他变成了什么的真情。从一个层面上看，现在说出这方面的真实也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一些了，因为“他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时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他现在确认，他毕竟不是巴什拉尔那样的科学史学家，不是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那样的革命家，也不是皮埃尔·里维埃那样的声名狼藉之徒；他是什么，其实这根本不成为问题，是人们早已熟知、可以一目了然的：因为他现在觉得，他就是一个哲学家、一个热爱智慧的人、一个真理的寻求者。“要是我知道真理的话，我就不是这样了，”他在1982年的一次极富启示性的谈话中说道。“也许我就会获救了。或者说我就会死去了”——他哈哈大笑，“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回事。”福柯在他最后的系列讲演里，深入探讨了古代一些哲学家——他们可能是他自己哲学生活的特殊风格的祖先。他考察了两类完全不同的先驱、两种可能的模式，它们显示了两条背道而驰的探索“真实”的道路：其中一条是苏格拉底走的路，另一条则是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走的路。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达维特（或称雅克-路易·大卫）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世界中追求真理的最伟大的践行者，死前苏格拉底拒绝自己的学生用金钱赎买他的死罪，淡然赴死，这种愿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传承永世。［图源：sogou］福柯不厌其详地介绍了苏格拉底的生平，叙述中常带有自比的余味。他回顾了这位哲学家的“守护神之谜”——那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幽灵般的东西，曾使这位理性的最早倡导者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真实”考验之中。他讲到了苏格拉底在德尔斐神庙接受的神谕，这使他开始了自己终生的哲学探求，力图证说是否还存在比他更聪明的人。他还描述了苏格拉底怎样通过刻意向别人提出诘难并让自己的灵魂接受检验，精心、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即不服管的艺术，在立志不受他人指导地进行自己的思考方面，显示了坚定不移、令人钦佩的勇气。苏格拉底终生致力于“批判”（按福柯的理解），因而体现了logos（理性）和bios（生命）、观念和存在之间的一种适当的、令人满意的平衡。据福柯的看法，这一哲学人生的关键意义，显示在苏格拉底决定慷慨赴死的时候。他仔细思索了这位殉道者在服毒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克里同，我们应该给阿斯克勒庇俄斯献上一只公鸡。”循着他的老朋友乔治·杜梅泽尔的见解，福柯告诉人们：克里同先前曾劝苏格拉底不要服毒自杀，应当逃离雅典，理由是如果哲学家没有尽可能地避免死亡，公众舆论会为之感到愤慨。但苏格拉底根本不同意克里同的看法，说在所有这一类有关生与死的问题上，哲学家都不应该为公众舆论所左右，而只能听从他在自己的真理探索中为自己铸就的信念。而且，在任何同谬误的舆论和虚妄的权威进行不懈斗争的生活中，哲学家都只有在自己死期将至的时候，才会感到摆脱了它们的控制，才会达到同他自己的一种相安无事的宁和状态。所以苏格拉底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在福柯看来就是：哲学家同虚妄作了一辈子斗争，实是艰辛备尝，苦不堪言；而在欣然赴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终于摆脱了这些艰难困苦，真正得以自在了，所以他敦促克里同给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腊的痊愈和健康之神）奉上贡品，以表示谢意。苏格拉底是福柯心目中的（也是在他之前的尼采心目中的）一种典范，这一点似乎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在把自己的存在当作哲学研究的不可穷尽的主题方面，苏格拉底永远是西方第一位大思想家。当然，苏格拉底的方法（他在制定道德生活的理性法规方面的努力，他对普遍公正原则的探求，他为从自己的心灵中清除“肉体的罪恶”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和福柯的方法还是有出入的。而且，在他最后的几堂课里，他已不再谈论苏格拉底，也不再细谈塞涅卡和斯多噶派传统（只是附带地讨论了一下）。这次他集中讨论的，是一个人们陌生得多的人物和一个隐晦得多的精神传统，即第欧根尼和犬儒学派。 1984年，从2月29日到3月28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用了整整5堂课来讨论这一论题。而这也是他一生中教授的最后几堂课。在讲这些课时，他语气铿锵，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论点大胆得常常令人吃惊。他不仅谈到了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哲学家团体的犬儒学派，而且谈到了犬儒主义这个西方思想史上被忽视了的思潮，谈到了犬儒主义最伟大的人物第欧根尼，同时还含蓄地谈到，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步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的后尘，成了一个现代犬儒派的典型人物。首先，他对兴盛于约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4世纪这一时期的非基督教犬儒主义古典传统，作了一个界定。像所有的哲学流派一样，这个学派组织得很松散，其中心内容不是一些专题论文和经典文献，而是关于被犬儒派们奉为圭臬的一些典范人物（如赫拉克勒斯（Heracles）、奥德修斯、第欧根尼等等）的研究。这些英雄，无论是神话的还是真实的，都说明了一个“极其根本的观念”。按照这个观念，一个“人无非是他同真实的关系”，而这种真实也只有在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中，才能“得以形成或被赋予形成”。真实的生活只能由每个人来体现，而绝不应以戒律、禁条或法律的形式来加以限定。所以，和古典柏拉图哲学及古典斯多噶哲学（当然也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异教的犬儒哲学“没有确定的经典”，也“没有固定的、可以得到公认的信条”。不过，犬儒学派也并不是一群惟我论者。他们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真实的看法，认真地进行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真实游戏”。——第一，他们诉诸“批判性说教”，写了许多向广大听众宣讲的演说词。这些演说词充斥着谩骂，也频频使用格言警句，意在煽动听众起来造反，“消灭由文化造成的种种依附状态”。（犬儒派的技巧显然同苏格拉底的对话相异趣，后者只是写给几个精英人物看的，旨在引导他们过一种沉思的生活，致力于分享有关各种永恒的普遍观念的理性知识。）——第二，犬儒派利用“毁谤性行为”作示范。他们以自己触犯法律、嘲弄习俗和无视禁忌这些个人行为引起社会争论。福柯评论道：犬儒派用这种方法，使自己成为“各种基本真实的标志”，常常凭本身的资格采取直接行动。——第三，犬儒派时常进行一种“挑衅性对话”（按福柯的说法）。在这种观点的交换过程中，作为苏格拉底提问法基础之一的爱和相互信任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如同一场战斗、战役或战争，时而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时而偃旗息鼓、风平浪静”。这里，犬儒派英雄“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硬把他的对话者也拖入了一种公开的精神战斗，这种战斗可能会教会一个人怎样去同另一个人格斗，无论这“另一个人”是公共生活中的仇敌，还是潜伏于内心之中的守护神。犬儒学派把人生看作一种应以奥德修斯精神从事的冒险活动，认为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自然故土，只是必须抵御各种低三下四的讨好卖乖，必须扬帆启航，然后画出一条航线，坚定不移地沿着航线前进，不要理会海妖的歌声，福柯评论说：“这种同权力的说真实的（parrhesiastic）斗争的主要结果，不是将这位对话者引向某种新的真实，或引向自我觉知的某种新水平，而是促使他将这种说真实的斗争内在化——即促使他同他自己战斗，以克服他自己的缺点。”根据福柯对西方思想中犬儒主义思潮源流的考察，这种令人痛苦而且十分独特的真实探讨产生的第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便是早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者。那荒漠里的圣徒如同异教的犬儒派一样，弃绝了世俗社会的日常生活，割断了个人与家庭和朋友的正常联系。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在logos（理性）和bios（生命）之间实现令人欢悦的平衡（如苏格拉底和斯多噶派所追求的那样），而是要将人的身份、人的所思所想彻底改观，创造（如果必要，可以诉诸最极端、最具惩罚性的做法）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种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人的肉体和生活作风上的存在，由此将人的bios本身转变成“真实的直接、外露和野性的存在”。福柯接着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艺术家，宗教改革时期的某些激进的新教教派，理性时代的“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狄德罗笔下开明愚行的象征形象），我们时代初期的浮士德（歌德笔下恶魔天才的神话人物），还有我们自己这个说不清的时代的萨德及其热衷于性爱的追随者，尼采及其哲学继承人，那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The Possessed）里得到了最生动描绘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以及包括波德莱尔和贝克特在内的一系列极其躁动不安的现代诗人、画家和艺术家，都曾复兴过这种激进的、产生同样个人的真实的方法。歌德的传世名作《浮士德》中有两个主角：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浮士德在歌德笔下是一位学者，为探索宇宙奥秘、遍历大千世界，也正是为满足所有好奇和欲望，不惜接受黑魔法的诱惑，与魔鬼结盟。而另一主角梅菲斯特，则是人性之恶的化身，他刺激人的欲望，诱惑人走向歧途。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浮士德相伴而生，形影不离。因此，《浮士德》一直被认为是探讨人类社会本质的伟大文学作品，是善与恶、欲望与节制的较量，是围绕新与旧、自由与守成、秩序与变革的角逐。图为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签订契约，梅菲斯特愿意满足浮士德一切的世俗愿望，但浮士德死后要把灵魂交给梅菲斯特。［图源：life.fhl.net］这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系谱。但是除了那些沙漠中的苦行圣徒之外，犬儒主义的现代继承者们在福柯的这几堂课里均未得到详细讨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许多人都已在福柯先前的讲演、文章和书里被讨论过了。他的最后几堂课所讲述的，主要是关于犬儒派代表人物第欧根尼的生平和传说。这位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古代的犬儒派，实际上已成了福柯手中的一块莫名其妙的试金石，整整一段漫长的思想史，以及福柯本人独特的真实研究法，都可以根据它来理解和检测。西诺普（Sinope）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13-327年），是柏拉图的同时代人。传说他住在一只桶里，大白天提着一盏点亮的灯走路，说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当有人问他那是怎样的一个人时，第欧根尼答道：“一个发了疯的苏格拉底。”他从不去探讨有关不死的灵魂和超验的明确观念，也不把智慧看作对某种“彼岸世界”的理性沉思，而只是努力地借由过一种“别样的生活”，来体现自己的独特真实。像苏格拉底一样，第欧根尼也在德尔斐神庙得到了一个神谕，这神谕就是：“改变通货的价值。”他认为这是神在召唤人们改变传统智慧，于是便开始践踏各种习俗和社会法规，并“硬说他的生活方式，和宁可抛弃一切也要争取自由的海格力斯别无二致”。他还以“犬”自称，以突出“价值的重铸”，也正是这种“价值的重铸”，促使他毫无羞耻地满足过自己的动物性需求，他从不惧怕讲出真实，无论这种真实有多么吓人。故而他也有足够的勇气去冒犯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曾在一次传奇式的遭遇中当面羞辱过亚历山大大帝。福柯评论道，这位犬儒派大师透过这一行为，体现了做“le roianti-roi”（即“反君主的君主”，反抗统治的统治者）这样一种政治悖论。图为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画面中央坐卧在台阶之上的蓝衣人正是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出生于一个银行家家庭，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图源：baike.baidu］第欧根尼还毫不畏惧地探索了理性的界限，也不管他的这种探索看起来有多么的疯狂。最有名的是，他曾宽囿过吃人肉行为，也曾宽囿过乱伦——据说，对于俄狄浦斯因发现自己犯了杀父娶母之罪而痛不欲生的表现，第欧根尼曾不以为然地说，他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这样，因为“这种事情天天都在我的鸡窝里发生！”但在福柯看来，犬儒派生活方式最首要的标志，或许还是第欧根尼在闹市上进行手淫的举动——无礼地“当众为所欲为，不管是谷神德墨特尔（Demeter的事情，还是爱神阿芙洛狄特（Aphrodite）的事情，一概照做不误”。换句话说，第欧根尼把哲学看作一种极限体验场所，总是把思想推向它的断裂点——正像米歇尔·福柯一样。他用嘲笑、冲击和挑衅，对真实进行检验——这也正是福柯的风格。尤其是，他过着一种享有肉体自由的生活，以此向受到他批判和鄙夷的社会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用福柯的话来说：“哲学的生命乃是做人的动物性，它作为一个难题而得到复苏，作为一种演练而得到实施。而在其他人看来，它不过是一种恶意诽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犬儒派典型人物至少也向福柯本人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难题，给了他一个最后的“真实考验”。因为第欧根尼同苏格拉底一样，也很重视“认识你自己”这一训令。而且，他还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这种认识使哲学家负有讲出自己的真实的义务。正如埃皮克提图（Epictetus）所说的，这位犬儒派不会“希望把自己的任何东西藏在心里，秘不示人（否则他就完了，他就破坏了他心目中标准的犬儒派形象——一种过室外生活的人，自由自在的人……）”。“我们为什么只能透过关怀真实来关怀我们自己？”福柯在逝世前不久的一次会谈中问道。他用他过去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性的回答，语气相当尖刻：“我认为我们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西方世界的问题。是什么使整个西方文化开始围绕这个形式多样的‘真实义务’打转？实际上”（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之外制定一套战略”，他就是说，一套超越“真实关怀”的战略。简言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反正“真实义务”是我们无可避免的命运（也是福柯无法逃避的命运）。我们西方人怎么也不能不回答“我们到底是谁”这一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反传统，我们也可能激烈地反对社会确认的和他人遵守的道德准则——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不去披露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隐秘，我们最独特、最个人的“真实”。我们不禁想起福柯最喜欢引用的一段贝克特的话：“我说不下去了，你必须说下去，我要说下去，你必须说话，只要还有话可说，直到他们找到我，直到他们说我，奇怪的痛苦，奇怪的罪恶”——奇怪而无法逃避的对真实的坦白！由此看来，福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在那扇开向我的房间的小门前面”，决定仿效第欧根尼和那些现在在他看来都追随过第氏的人（从圣安东尼到萨德，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是顺理成章的。力图“以非常规方式思考”的他，当然会更直截了当地说出真实。在挑开昔日的创伤、挖掘陈旧的记忆、回想驱使他成为现在的他（一位哲学家！）的种种强烈冲动的时候，他还要请一位朋友（非吉贝尔莫属吗？）来当面见证他的那种“奇怪的痛苦、奇怪的罪恶”，这些痛苦和罪恶在此之前一直默默地纠缠着他的内心体验，在“这种词语的尘埃”（那是他写的书）中悄然翻飞，在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上自己的贡品之后，他终于要谈谈那种贝克特称之为“无言之物”的东西了—这东西，用贝克特的话来说，存在于“一个空寂的地方，一个坚硬密闭干燥寒冷黑暗的地方，那里死水一潭，鸦雀无声，我在倾听它，我在寻觅它，如同一群降生在笼子里的动物生的一群笼中的动物生的一群笼中的动物生的一群笼中的动物生的一头动物……”*本文节选自《福柯的生死爱欲》第十一章“他的秘密”至第505页第一段，詹姆斯·米勒，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一直是“抗争艾滋病，反对艾滋病歧视运动”的中坚力量。每年12月1日举行的“没有艺术的一天”（Day Without Art）、“沉默=死亡”（Silence=Death）等已成为全球博物馆、画廊与艺术中心都为之响应的全球性抗争艾滋病的运动。图为艺术家帕特里克·安格斯所创作的《我心呯呯跳》（My heart goes Bang Bang Bang），呼吁大家关注艾滋病群体的合法需求。[图源：Visual A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