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 | 知识分子的鸦片

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3.14－1983.10.17），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他在社会学上主张自由主义，主要以研究人和组织之关系以及公民社会、工业社会之诸多问题，代表作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图源：iase.ecnu.edu.cn]

论知识分子

人数更多、更自由、名望更高、更接近权力，这是我们以“智力活动专业人员”（professionnelsde l'intelligence）一词来含糊称呼的那个社会类别在本世纪所具有的特点。人们给出的各种定义在某些方面具有启示作用；它们有助于认清这一社会类别的各种不同特征。

含义最广的概念是非体力劳动者。在法国，没有人会把办公室职员称为知识分子，即使他已大学毕业，并且获得了学位。由于被融入集体事业之中，加之所做的事被简化为仅仅是执行任务，因此，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就成了一位以打字机为工具的非技术工人。获取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所需要的资格，随着非体力劳动者数目的增加，也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在不发达国家，不管取得何种文凭都会被看作是知识分子：这样做并非毫无道理。一个曾在法国学习过的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在他的国人眼里，确实已具有了文人所特有的种种姿态。这位有文凭的“鲁里坦尼亚王国的人”（ruritanien）与西方作家颇为相像。

鲁里坦尼亚，是一个虚构的国家，最初位于中欧，是 Anthony Hope 的小说 The Prisoner of Zenda 的创作背景。现在这个术语常在学术讨论中用作未指定国家的占位符。专门研究国际法的学者在描述一个假设案例时，会用“鲁里坦尼亚”来说明某些法律观点。例如，英国的一家法院在考虑禁止与儿童性侵犯案件有关的出版物时，将儿童的原籍国称为“鲁里坦尼亚”。（注释摘译自维基百科）[图源：deviantart]

含义较为狭窄的第二个概念包含专家和文人。抄写员和专家之间的界限并不确定：人们可以逐渐由一个类别转向另一个类别。某些专家，例如医生，属于独立职业者，是人们所说的自由职业的成员。“独立职业者”和“领取工资者”之间的区分，有时会对思考方式产生影响，但这种区别同样是次要的：社会保险体系中的医生并没有因为领取薪水就不再是知识分子（即使他们过去从未如此）。那么，难道具有决定作用的对立所涉及的只是非体力劳动的本质吗？工程师或医生与无机体的大自然或生命现象作斗争，作家或艺术家则是与语言作斗争，依据思想来使之成形。在这种情况下，也运用语言或人的法学家或组织者与作家或艺术家属于同一类别，而事实上他们更接近于专家、工程师或医生。

这些含糊不清是由于知识分子概念中众多特点（它们并不总是同时给出的）的结合造成的。为了理清这一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考察模糊事例之前先考察那些清楚的事例。

小说家、画家、雕塑家和哲学家组成了一个内部小圈子，他们生活的目的和方式都是智力活动。如果以活动价值作为标准，人们就可以自上而下地逐渐区分，从巴尔扎克到欧仁·苏，从普鲁斯特到爱情小说或恐怖小说（roman noir）的作者，以及日报上枯燥乏味的杂讯栏的编辑者。知识和文化共同体中充斥着工作时毫无创新、缺乏自己的思想或新形式的艺术家，拥有教职的教师和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在他们的下面则是那些报纸和广播的撰稿人，他们传播已取得的成果，以保持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社会类别的核心是那些创造者，其边缘则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在那里普及推广者不再传递而是开始背叛：一心只想成功或是金钱，盲目服从于假想的公众欲望，对本应服务的那些价值观念变得漠不关心。

这种分析的不当之处就是忽略了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环境和收入来源，其二是职业活动的理论或实践目标。现在将帕斯卡尔或笛卡尔（一个是出身高等法院家族的大资产阶级，另一个是骑士）称作是知识分子是适宜的。17世纪的人们则不会想到把他们放入这一社会类别，因为他们都只是业余爱好者。如果人们考虑智力成就或是活动的本质，而不是以这一活动来从社会角度确定这些人的话，那么业余爱好者和职业活动者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活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业余爱好者的数量则逐渐减少。

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法学教授比律师更应具备知识分子的品质，政治经济学教授比分析评论行情的记者更应具备知识分子的品质。这么说是因为记者通常都是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雇佣劳动者，而教授是公务员吗？原因并非如此，因为在前一个例子中，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而教授是公务员。在我们看来，教授之所以更像知识分子，是因为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存、传递或扩展知识。

这些分析并不导致必然选择某一定义，而是指出了各种可能的不同定义。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工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拥有大量的专家，由此他们把“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定义为已在大学、技术专科学校中获得了职业活动所必须的素质的那些个体的总和。也有人可能会把作家、学者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置于首位，教授或批评家位列次席，普及者或记者名列第三，那些实践者，如法学家或工程师，则随着他们日渐沉迷于追求效率和丧失了对文化的关注而不再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类别了。在苏联，人们倾向于前一种定义：技术型知识分子被看作是代表，而作家也成为了灵魂工程师。在西方，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后一种定义，而且还把范围缩小至仅限于那些“主要职业是写作、教育、宣传、戏剧表演或从事艺术、文学活动的人”。

知识分子一词似乎是在俄国最早使用，适值19世纪：那些已从大学毕业并接受了本质上源于西方的文化的人，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少且独立于传统分类的团体。他们从贵族家庭出身的军校学生、小资产阶级甚至富农的子弟中吸纳新人；这些脱离了原有社会的人，通过已获得的知识和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感觉到彼此之间是一致的。科学精神和自由观念共同作用，使那些感觉孤立、敌视民族遗产的知识分子逐渐倾向于革命，除了暴力，好像就别无选择似的。

在那些现代文化逐渐自发地从历史土壤中产生的社会里，与过去的断裂并不具有如此的突然性。有大学文凭的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并不是如此明显地相区分的；他们并不绝对否定社会生活的古老结构。但是人们仍然指责他们，指责他们煽动革命，而这种责难会被左派知识分子当作荣誉来接受：如果没有那些决心超越现实的革命者，那么曾长期存在的各种恶习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指责并无道理。知识分子并不敌视一切社会。中国士大夫维护和阐明赋予自己显要地位和使等级制神圣化的理论学说，这种学说更多的是道德伦理，而不是宗教学说。国王或王子、加冕的英雄或富裕的商人总是找些诗人（他们并不一定就是坏人）来赞颂自己的辉煌业绩。无论是在古代雅典，还是在巴黎，无论是在公元前5世纪，还是在公元19世纪，作家或哲学家均未自发地倾向于人民政党、自由政党或是进步政党。在雅典城邦内有众多斯巴达的赞美者，在塞纳河左岸的沙龙或咖啡馆里也不乏第三帝国或苏联的赞美者。

一切教义、一切政党，无论是传统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始终有它们自己的颂扬者或思想家。在任何一个阵营里，知识分子都是把意见或利益转化为某种理论的人；依其定义，知识分子并不只满足于生活，他们还想思索自己的存在。

在一些社会学家以一种相当精细的形式编织出的平庸表述中，革命知识分子被赋予职业的头衔，这样做还是有道理的。

知识分子一词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它很少是完全封闭的。根据知识或是智力确定的整个特权阶级，准许更有才能者的地位上升，尽管这可能是违背它的意愿的。虽然柏拉图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样确信奴隶也有能力学习数学真理。亚里士多德并未否认奴隶制的社会必要性，但是他破坏了奴隶制的基础。他否认每个人都占据了与其本性相符的社会地位。在他临死之时，他解放了他的奴隶，这些奴隶可能并非生来就应是奴隶。在这种意义上，从事智力活动职业的人艰难拒绝了法律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转而更加强调事实上的贵族政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到达它在其中活动的世界。

知识分子的招募形式根据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在中国，科举制度似乎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升迁的机会，尽管对于这类事例是否经常发生尚有争论。在印度，思想家所拥有的首要地位与种姓制度和维持个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并非互不相容。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为社会地位的上升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南美或近东的某些国家中，军官学校和军队提供了类似的晋升机会。虽然在西方国家，持有大学文凭的人的出身并不相同——牛津和剑桥的学生直到1939年大战爆发时都是来自一个很小的社会范围；法国各类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很少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更多的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从社会角度看，知识分子总是比领导阶级更广泛和更开放，这种民主化趋势不断得到增强，因为工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在苏联，知识分子的这种扩大化有利于那些掌权者，他们把这种源于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社会主义。如果已从大学毕业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女们，仍然保留着对大动荡的怀念，而不是遵循原有统治阶级建立的政府和价值体系的话，这种扩大化有可能会动摇民主制度。当喜好批评成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特征时，这种危险就变得更大了。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如把今天的法国与他们理想中的法国相比较，而不是与过去的法国相比。没有任何人类事业能丝毫无损地经受住这一试验。

身为作家或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人”（hommedes idees），而作为学者或工程师的知识分子是“科学人”（homme de science），他们信仰人和理性。大学传播的文化是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被考察的一切社会生活形式都是毫无根据的，是历史积累的产物，而并非远见卓识或深思熟虑计划的体现。其职业活动并不要求对历史进行思索的知识分子，常常对“现有的社会混乱”作出自己的终审判决。

当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时，困难就会出现。从逻辑上说，他们采取的步骤有三。首先，通过技术批判（critique technique），他们设身处地地为那些统治者或管理者着想；通过建言献策，以减轻那些他们揭示出的罪恶；接受行为上的束缚和古已有之的集体结构，有时甚至是现有制度的法律。他们并不援引美好未来的某种理想组织，而是以那些更符合常识和更有希望实现的结果为参考。其次，道德批判（critique morale）以事物本来应该如何来反对事物的现状。人们不仅拒绝接受殖民主义的残酷、资本主义的异化，而且拒绝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以及贫困与奢华相并存的丑行。即使不考虑这些拒绝所产生的结果和将它们转化为行动的方式，在面对与自卑不相称的人性之时，人们也觉得不可能不发出宣告或号召。最后，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critique ideologique ou historique）以未来社会的名义指责现有社会，将有违良知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于现实社会的原则，如资本主义、带着剥削的必然性的私有制、帝国主义和战争，并描绘出一个全新社会的蓝图，在那里人们完成自己的使命。

每一种这样的批判都有其功能和高尚之处，同时又都受到堕落的威胁。技术论者常常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人是长久不变的，共同生活的令人不快的必要性也并没有改变。道德论者在事实上的放弃和口头上的不妥协之间摇摆：否定一切，也就是最终接受一切。在与当前社会或任何社会密不可分的不公正现象和属于伦理判断范畴的个人敲诈勒索行为之间，人们应当如何区分呢？至于意识形态批判，它常常脚踏两只船。对于世界的一半人来说，它是道德论的，尽管它对革命运动采取了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宽容。当法庭设在美国时，对罪行的取证从未使人满意过。当镇压落到反革命头上时，它从未被看作是过分的。行为是与激情的逻辑相符的。多少知识分子，起初是出于道德愤慨而倾向革命政党，最后却认同了恐怖统治和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raisond'Etat）！

每个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具备这种或那种批判。英国人和美国人兼具技术批判和道德批判，法国人则在道德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摇摆（反叛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种犹豫的典型表现）。至少在知识分子里面，道德批判可能最经常地成为整个批判的深层根源，这使他们同时获得了“错误纠正者”的荣耀与总是说不的精神，此外还有忽视行动之严格约束的职业演讲者这一较少奉承含义的名声。

长期以来，至少在我们西方自由社会当中，进行批判已不再是有勇气的证明。公众更愿意在报纸上找到可以证明他们的不满或要求的论据，而不是找到理由承认：在一些特定环境中，政府的行为不可能会和它原来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批判，人们可以逃避对某一措施引起的令人讨厌的结果的责任，即使这一措施大体上说是令人满意的；避免历史动机中的不纯洁。无论他的论争多么激烈，反对者都根本不会因为他的所谓异端思想而遭受痛苦。无论是在支持罗森伯格夫妇的倡议书或反对西德重新武装的倡议书上签字，还是把资产阶级称为强盗集团或是经常采取与法国政府相对立的立场，这些都丝毫无损于他们的职业，即使是国家公务员也是如此。那些拥有特权者又是怎样地欢迎抨击他们的作家啊！在辛克莱·刘易斯的成功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社会已有了各种各样的“巴比特”。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以前在文人们的眼中粗俗不堪，而今已被文人们当成了资本家。然而，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确保了反叛者和革命者的命运。成功属于这些美化过去或未来的人：人们怀疑，在当代，继续毫无损害地维护以下这样一种适中的观点是否可能——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实与其他时代相比，既不更坏，也不更好。

*本文选自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七章“知识分子及其祖国”一节，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萨特(左)与雷蒙·阿隆(右)，两位思想家是同窗好友和终生论敌。[图源：rfi.fr 法国思想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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