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汪民安 | 现代性

汪民安（1969－），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著有《罗兰·巴特》《福柯的界限》《尼采与身体》等。[图源：m.sohu.com]（相关阅读：汪民安 | 如何塑造主体：福柯思想的基本主题；冯珠娣×汪民安 | 日常生活、身体、政治）

书名：现代性

作者：汪民安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定价：45元

目录

导论

一、现代生活

二、现代资本主义

三、现代观念

四、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

五、现代性的冲突

后记

再版后记

导论

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一般来说，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但是，按照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5世纪就出现了，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旧的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它在欧洲的反复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急于摆脱过去而欣喜地拥抱当前和未来的现代。这样的现代为求新的意志所主宰。但是，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在时间断裂的意义上，只是针对中世纪。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只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崭露头角。

但是，这样一种现代性到底有哪些特征？可以以最简略的方式对现代性进行叙事，而不是将它概念化。现代性的序曲阶段，是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这是走出中世纪的开始，正是在这个阶段，人开始了自我发现，教会受到了质疑，社会的宗教色彩开始淡化，个人主义的种子开始发芽，世俗生活逐步获得了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过程，用韦伯的说法就是除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现代社会的除魔化实践，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整个社会层面上表现出了它不同于中世纪的独特的现代特征。

而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内容。显而易见，有一种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从马基雅维里到霍布斯到洛克，现代国家的概念建立起来。这个国家是技术性的人工制品，而非天然的秩序法则；是人间的社会契约，而非上帝的神秘天意；是自然权利和意志的保障，而非是对它们的强迫限制。这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构想，就摧毁了中世纪政治的神学基础。它的核心是，个人乃最高的价值，个人及其权利是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根基。这是从自由主义政制的角度谈论的现代性。还存在着一种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从十六七世纪开始发展，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联姻，从而使得商品经济的规模爆炸性地增长，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庄园经济不可逆转地遭到了毁坏。农业社会的沉默和稳定被打破了，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大都市开始露出喧嚣的面容。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时期，一切都被商品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旧时代“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品的穿梭动力必定使得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成为目标，为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烟火四处燃烧。就理论而言，亚当·斯密“隐蔽之手”让市场至上的经济观念合法化。这种观念同洛克的政治观念一结合，就奠定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版本。最后，从哲学上而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既是自然身体的对立面，也是自然世界的对立面。同培根一样，这个理性主体发誓要对自然世界进行征服和整饬，而这正是另一种形式的除魔实践，即不仅要清除上帝的魔法，还要清除自然界的魔法，这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一个来源。在这里，理性的人摆脱了上帝和自然的双重阴影。到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既是神学的对立面，也是自然的对立面。一切事物和观念都必须站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

就此而言，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念。但是，理性的意义多种多样。它不仅仅是各种神魔的对立面。韦伯同样将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内在根基。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企业，其组织方式的内在脉络就是理性。但这个意义上的理性，指的是精心规划和仔细盘算。现代社会机构充斥着这种计划性。理性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它能提高效率。这样的理性无所不在，以至于现代“国家生活的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这就形成了韦伯那著名的忧郁“铁笼”。而这个铁笼，毫无疑问同福柯笔下冷酷权力充斥其间的“监狱群岛”相呼应——无论是铁笼，还是监狱，都是对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层面的描述。

到此，我们看到了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它是一种同中世纪决裂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我们有时将这个现代进程称为现代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技术、观念和社会组织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这个进程一波三折，到了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的19世纪，也就是说，到了现代性的成熟时刻，它逐渐累积起来的形象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和理性巧妙配置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等。但是，现代性，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除了饱含它丰富的多层面历史内容外，它还展现出某些独一无二的禀赋：它几乎是不可置疑地相信自己在不断地进步——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现代性。其核心观念可以表述如下：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欲望所主宰。这种现代性具备一种明确的时间意识，“这种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先进到了明天就过时了”，它意味着，较过去的历史阶段，现在更为进步，更加成熟。“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这是现代性的乐观气质。它首先是在波德莱尔那里得以表达的。最后，这个肇始于16世纪的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决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奋进，它毫无疑问将现代人携裹其中，并驱使着现代人不断地咀嚼、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这就是现代性激发的个人体验。现代人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的复杂的经验关系：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同样，这个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经验。现代主义文化，正是这种经验感受的历史书写。人们有时也把这种现代性经验称为现代性。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指的是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体验，以及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人们也把受到现代社会猛烈撞击的文人的感慨抒情称为现代主义。这其中的一种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即对现代性的历程欢呼雀跃（如未来主义），而另一种则表达了否定的态度，现代性进程引发了人的沮丧、忧郁、焦虑、呐喊和反抗，其中一种最著名的说法是将现代社会称为“荒原”。

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最后，贯穿在现代时期的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相反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和时间意识；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但是，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现代性的一路凯歌声总是伴随着诅咒。同时，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也常常抵牾，如美学现代性总是和社会现代性发生争执。不仅如此，现代性作为一种欧洲的特有现象，它的普遍性也开始遭到质疑。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另一种现代性？这样，另类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概念出现了。人们不断地就现代性的概念发生争执，人们不断地质问是哪一种现代性？人们不断地质问是现代性的哪个层面？现代性就在冲突中展开了它的叙事：现代社会同古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技术同现代经验的冲突；现代欧洲同非现代欧洲地区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于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欲望如同现代性欲望一样，固执地在现代性的历史中浮现。今天，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性的最新、最暴躁和最激进的表达。

这本小书试图对此作出简要的叙述。我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着手——这毫无疑问是考虑到了叙述的方便。事实上，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在其中，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

再版后记

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有些书，你抱有很高的期待，你想象会有一些人谈论它阅读它肯定它或者批评它，你想象这本书会引发一点喧嚣。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这个期待最后完全落空：书一出版放到书店中，就像一碗水倒入大海中一样，瞬间就销声匿迹了。但有时候，你漫不经心地完成了一本书，你甚至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你对它是否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在意，但是，这样一本书有时候反而会激起一点涟漪。无论如何，书一旦出版，就会脱离作者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命运。

对我来说，这本小册子《现代性》就是这样一个经验。我刚完成它的时候，感觉就是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当时和朋友们编选了一本厚重的文集《现代性基本读本》，作为编者，我必须为这个文集写一个编者前言。作为一本书的前言，它写得太长了，有好几万字。但是，反过来，作为一本书，它又太短了——它如此短小，我甚至没有想到将它出版成一本书。因此，当它真的因为朋友的好意而被做成一本书来到我的桌前的时候，我并没有认真地对待它。它又小又轻，给人感觉微不足道的样子，好像只配待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我很快就遗忘了它。不过，我没想到的是，它的首印5000册很快就卖完了。过了不久，南京大学出版社又印了5000册，过了两年又卖完了。在这期间，我偶尔还当面听到有人提起这本我当初毫不在意的书。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这本书。我终于承认，这本书也有它的读者，或者说，也有它的超出我预想的命运。我还要承认一个简单的常识，一本书的意义，也不取决于它的篇幅。也就是说，不是取决于在这本书中写出了多少句子，而是取决于写出了怎样的句子。

汪民安

2019年12月29日

*本文节选自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本文已得到出版方授权，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

〇编辑：景弎  〇排版：咖喱格

〇审核：栗子 / 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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